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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按以往的程序，接受和处理来自各国的推荐书。迄1914年1月30日止，各国推荐给斯德哥尔摩的候选人共有二十四位。经初步协商研究，拟定瑞士诗人施皮德勒为191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被人们誉为“自歌德以来最伟大的日耳曼诗人。瑞典文学院后以“对其史诗般作品 《奥林匹亚的春天》的特殊赞赏”而授予他191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就在这个即将“拍板”的时刻，施皮德勒眼看即将到手的诺贝尔文学奖被一位厄普沙拉大学的教授的一纸报告顶掉了。那位史学教授在报告中指出：“在目前战事纷纷的时刻，颁发奖金对于瑞典的‘中立’地位有百弊而无一利，弄不好会招来误解和麻烦。”当然，反对这位史学教授意见的也有不少人。他们认为：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挺身而出，捍卫和平，反对战争。但瑞典文学院趋于大部分国民的意愿，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就这样被取消了，其奖金由基金会决定拨给了诺贝尔图书馆。施皮德勒眼看要到手的耀眼的“桂冠”被战争的飓风卷走了。
没有庆典的颁奖
——1915年获奖者： 〔法国〕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
罗曼·罗兰以他的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和他怡然超脱的反战立场，不仅成为法国最著名的伟大作家，而且获得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而博得世界性声誉，然而遗憾的是，由于战争的原因，这一年的颁奖推迟了一年，例行的颁奖庆典也被取消，使19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成了没有庆典的颁奖。
罗曼·罗兰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由厄普沙拉大学的文学史教授修克于1915年推荐的。修克学识渊博，在文学界享有崇高的声誉。加上罗曼·罗兰的著作在瑞典拥有众多的读者，他的反战立场也深得“中立”国瑞典人的欣赏，故此，瑞典学院对罗曼·罗兰作品的研究也格外认真仔细。他和该年西班牙的正式候选人加尔多斯等人比较起来，显然要优越些。鉴于罗曼·罗兰文学上的显著成就，这一届诺贝尔文学奖的归属便十分明显了。瑞典文学院在通知罗曼·罗兰获奖的信上说：“学院迫切希望阁下接受此项敬意。学院笃信，此项决定必然会为知识界每一位具有独立性思想的人们所称道。”当时，罗曼·罗兰正在日内瓦。最先打电话告诉他的是斯德哥尔摩的瑞典外交部。起先，罗曼·罗兰拒绝领奖，因为他担心会妨碍他的自由或招来新的迫害。后来，他还是接受了这份丰厚的奖金。不过，他将这份奖金捐献给了红十字会和法国的福利机构。当人们纷纷祝贺他获奖时，他说：“这项殊荣并非颁给我个人，而是颁给我们的祖国，而我正是由于此而接受它的”。
正如罗曼·罗兰自己所说，他化了整整二十年时间来表现约翰·克利斯朵夫，十年酝酿，十年写作。他以一年一卷的速度，在十年之内写完了这部长达一百多万字的巨著。小说从克利斯朵夫呱呱堕地开始写起，直至他在心中高唱着“你将来会再生的，现在暂时休息吧”的歌声离开人世为止，分“少年”，“反抗”，“悲歌”，“复旦”四个阶段，通过对主人公反抗的、战斗的、追求自由的人道主义的赞美，来抨击邪恶的、残酷的、没落的势力。该书的全译本于1946年在上海出版后，受到中国读者的广泛欢迎。
罗曼·罗兰于1866年1月29日在法国中部的高原小镇克拉姆西出生，父亲是一位银行小职员，母亲笃信天主教。15岁时，罗曼·罗兰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获博士学位后从事文学创作，他的才华主要突出表现在文学与音乐两个方面。文学方面除如前所提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外，还有著名的三大人物传《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和小说
《母与子》；音乐方面最重要的著作是七大卷《贝多芬的伟大创作时期》。他一生写过二十一部剧本，较有影响的代表作是《群狼》、《理性的胜利》、《爱与死的搏斗》等。1944年12月30日，罗曼·罗兰在故乡去世，他正直的灵魂，始终不逾地对光明和人类解放的向往，成为一切热爱社会主义，靠拢无产阶级的进步作家的榜样。为纪念他的光辉事迹，法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修建了《罗曼·罗兰纪念馆》，里面陈列着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奖状，上面记述着瑞典学院当年所以颁奖给他，是因为“欲褒扬其作品中高超的理想主义，以及他在描述各色人物之际，所表现的同情与忠实”。
一个幸运的民族主义者
——1916年获奖者：［瑞典］佛纳·冯·海登斯塔姆（Verner Von Heidenstam）
191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意外地授给了瑞典的一位幸运的民族主义者，使世界为之惊叹，他是何许人也，为什么在一夜之间便闻名全球？
这位获奖者就是瑞典国的佛纳·冯·海登斯塔姆。由于连年发生战事的原因。一九一五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与一九一六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同时颁发。但获奖者的名字海登斯塔姆与罗曼·罗兰相比，却要大为逊色。如果把罗曼·罗兰在获奖前的名气比作是“国际”性的话，那么，海登斯塔姆在获奖前的名声则仅仅是“民族”性的。获奖前，基本只有瑞典本国人知道他的名字。11月12号，巴黎一家叫《时代》的报纸鉴于大家对海登斯坦这位作家过于陌生，于是便刊载了一篇专论：“虽然海登斯塔姆在瑞典国内有不少热烈的崇拜者，可是我们必须承认，在瑞典以外的任何国家，不管普通人或文艺界人士，对他都是很陌生的。瑞典学院就象变魔术似的，使他在一夜之间成为一个举世闻名的人物——瑞典学院这份赠礼对一个作家而言，要比巨额的现金珍贵多了。”因此，人们把1916年11月9日瑞典文学院决定海登斯塔姆的获奖的会议比作是一次“家庭事务会议”。
当然，瑞典学院选择本国作家获奖。是否考虑到战争的因素，不便选举交战国双方的作家，以免引起误会，那就很难究根了。德国一位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欧肯给瑞典学院的信中说，他很同情瑞典学院此时的处境，如果它把奖金颁发给交战国，不管那一方得到，必然会引起误解。这番直言不讳的话，也许揭示了其中某些奥秘。
海登斯塔姆确实是一个瑞典的民族主义者。他的作品中，干戈耀目、威武雄壮的分列式，十八世纪的古礮在纸上怒吼。他的第一部诗集《朝圣和漫游年代》，把南欧和地中海东岸国家描绘成“天方夜谭”式的神话世界。这部作品是瑞典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唯美主义代表作，海登斯塔姆也成了唯美主义文学的首领人物之一。他的著作涉及的领域很广，诗歌、散文、政论、小说都有。著名诗集有《风景和人》等，散文、短篇小说集有《复兴》、《查理和人》，长篇小说有《安多米昂》。海登斯塔姆热爱瑞典，热爱自己民族的文化，瑞典文学院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时的评语是：“以褒扬他在瑞典文学新纪元中所占之重要代表人之地位”。
海登斯塔姆于1859年出生于瑞典南部奈尔盖省的乌尔斯哈马尔庄园，从小爱读诗歌、小说，曾立志当一名画家，1888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1912年被选为瑞典文学院院士。191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几乎没写出过什么重要的作品，他的晚年思想上倾向于法西斯主义，影响愈来愈小。1940年5月28日，八十一岁高龄的海登斯塔姆在奥斯特哥特兰特病逝。“福星”双降
——1917年获奖者：［丹麦］卡尔·吉勒鲁普（Karl Adolph Gjellerup）
［丹麦］亨利克·彭托皮丹（Henrik Pout—oppidan）
如果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比做“福星”的话，那么，1917的评奖则打破以往只评一人的常规，同时降下两颗“福星”，更凑巧的是，这两个获奖者出自同一个国家，同年出生（1857年），同在六十岁那年双双获得这项世界瞩目的文学奖殊荣。这两位丹麦作家的名字，一个叫卡尔·吉勒鲁普；另一个叫亨利克·彭托皮丹。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进入第三个年头，经过凡尔登那场惨烈的厮杀之后，敌对的双方对于大规模的屠杀均已感到木然，战事呈现出更加残酷的局面，战线也就拉得更长，被战火波及的地区不再局限于佛斯及杜奥蒙四周的据点了。欧洲上空战云密布——人间的“戏剧”愈演愈烈。也正是由于这“大剧”激烈，相形之下，诺贝尔文学奖这一“小剧”就显得不被人注意了，几乎淡漠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这一年，欧洲的两个大国——英国和法国，都没有提出自己的侯选人名单，而德国也仅仅推荐了一名“文坛次等星”作家参加竞争。由于大战的缘故，欧洲三个“中立”国家——丹麦、挪威、瑞典，在政治上和民族睦邻关系上，无形中更加趋向一致。早在大战之初的头一年，三国首脑曾有过一次聚会。时隔三年，这三个国家的首脑又一次聚会，进一步达成了大战期间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默契。也许是国家之间的这一默契，促成了1917年的评奖在三国之间选择。由于这个原因，瑞典文学院终于将1917年的文学奖颁给了这两位丹麦作家。
卡尔·吉勒鲁普于1857年6月2日出生于西兰岛，从小爱好文学，早期受丹麦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勃兰戴斯影响，作品有自传性质的《一个理想主义者》 （1878）、《青年丹麦》（1879），其中渗透着反基督教的思想。后来在屠格涅夫影响下写了《罗木鲁》（1883），在席勒影响下写了《勃林希尔德》戏剧，在叔本华影响下写了长篇小说 《磨坊》，这部作品被后世认为是他的杰作。1890年，卡尔·吉勒鲁普迁居德国的德累斯顿市。在德国，他度过了近三十个年头，直至1919年去世，所以人们称他是“半个德国作家”。卡尔·吉勒鲁普获奖的理由是：“由于他多样而丰富的诗作，因为它们蕴含高超的思想。”
亨利克·彭托皮丹和卡尔·吉勒鲁普同年出生，父亲也是牧师。从小对文学有强烈的爱好和兴趣，立志想当一名作家。他的第一部小说集《锵羽》，表现了对贫苦农民的同情和对富裕农民的物质主义的讽刺。他的代表作品是他的三部长篇小说《死人的王国》、《幸福的彼尔》、《天国》。彭托皮丹从九十年代起基本上在乡村中过着隐居的生活。1929年他被授予伦德大学荣誉哲学博士。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侵占了丹麦，使这位年近九十岁的年迈作家极端愤怒，他用一系列现实主义作品为丹麦描绘了一幅没有战争，人民幸福地生活的壮丽画卷，他的文学风格充溢着新的气息。一位与他同时代的批评家在评论他的文笔时写道：“一股来自尤特兰的清新之风把哥本哈根文坛上的乌烟瘴气一扫而光。”他以文学上的卓越成就为丹麦人民，为丹麦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彭托皮丹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更为简单明了：“由于他对当前丹麦生活的忠实描绘。”
姗姗来迟的喜讯
——1919年获奖者：［瑞士］卡尔·施皮德勒（Carl Spitteler）
1919年，瑞士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卡尔·施皮德勒由于“对其史诗的作品 《奥林匹亚的春天》的特殊赞赏”而获得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一姗姗来迟的喜讯使施皮特勒异常激动，他早就渴望着这一天的来到，然而，命运好象故意和他作对。1914年，按照瑞典文学院的研究结果，本来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是属施皮德勒的，但结果被一位史学教授的一纸报告顶掉了。从此，施皮德勒苦苦地等了五年，总算盼到了这一天。然而，令他焦急的是，这一年的颁奖仪式没有如期举行，而是拖到了次年的6月1日。史比德勒的获奖，使瑞士第一次——也是仅有一次分享诺贝尔文学奖的荣耀。
早在欧洲战争爆发之前，瑞典学院便已接到推荐施皮德勒的信，诺贝尔委员会对施皮德勒也一直颇为重视。他有两部杰作。一部为小说《普罗米修士与爱比米修士》，一部为诗歌《奥林匹亚的春天》。两者都是很久以前完成的。瑞典文学院在1912年请专家提出施皮德勒的研究书，这位专家就是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文学史教授华尔堡。华尔堡的研究结果是：“施皮德勒的叙事诗继承了荷马、但丁的史诗传统，他完全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经过郑重的考虑，作出了自己的抉择，但战争使他的美梦未能实现。1920年是施皮德勒七十五岁的寿辰，文学界的朋友都前来祝贺，同时也庆贺他获得191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在这次大奖角逐中，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