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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汤达终于开始了他的爱情冒险。在他与梅蒂尔达相识后五个月的一天，他不顾一切地向她袒露了内心真实的感情，说他倾慕她的高尚心灵，他要用最无私的感情来爱她并且准备为了她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可是这种表白，正是梅蒂尔达所担心的。或许是她的内心仍然爱恋着诗人福斯科罗，或许她对司汤达的感情纯粹是一种友谊。所以当司汤达握起她的手热烈亲吻时，她产生了厌恶的情绪，并决心拉开彼此之间的距离。她直截了当地对司汤达说：“我知道您爱我。我最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也知道，在所有来到这间小客厅的聪明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比您更忠诚于我。但我在人们身上耗费的精力太多了。我不愿再遇到使我失望的事。我无法跟社会上的流言蜚语作斗争。”与此同时，她开始限制司汤达来看望她的次数，一个月不能超过两次。“可我能给您写信吗？”“那得看您写得有没有分寸。您记住：只要有一个字不得当，一个月两次就会变成一年两次。”
也许是为了使司汤达彻底灰心，梅蒂尔达给自己安排了一次五个星期的旅行。她离开米兰，来到一个叫活尔特拉的山城。但是，巳经完全处在爱情烈火的煎熬之中的司汤达，又干了一件蠢事，他打听到梅蒂尔达的去向以后，连寓所都没回，就直接乘驿车赶往沃尔特拉。来到这座山城以后，他并没有打算马上去见梅蒂尔达，可事有凑巧，他竟在活尔特拉的大街上与梅蒂尔达不期而遇。尽管为了遮颜，他特地戴了一副眼镜，但还是马上被认了出来。这又一次使梅蒂尔达很生气，几乎导致了他们的彻底决裂。
梅蒂尔达不爱自己，这是铁一般冰冷的事实。一次在梅蒂尔达那里，司汤达谈起了北方之行。“我想到英国去。”
她的眼神顿时活跃起来，因为她的情人福斯科罗流亡在英国。司汤达洞悉了这一切，满怀辛酸地继续说道：“我可以代您转达问候。”
梅蒂尔达说：“谢谢您，那您就这么做吧。”
司汤达的内心感到一阵刺痛。
无法获得梅蒂尔达的爱情，使司汤达感到极度悲伤。他甚至想到过以死来解脱这种无法忍受的痛苦。有一回，贝尔在和梅蒂尔达谈话中，神情恍惚，随手在信纸上留下几幅铅笔画。那是一些手枪，画得很熟练，显然是平常反复练习的结果。梅蒂尔达对此没有予以特别的注意：她觉得，如今意在利武器在任何一个男人手里都是很自然的。而司汤达却在想：他所画的东西正是唯一能解除他的痛苦的良方。
奥地利反动势力越来越疯狂地围剿烧炭党人，许多烧炭党人都被捕、牺牲，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了。司汤达越来越感到他无法在意大利久留了。他首先想到的是要和梅蒂尔达道别。梅蒂尔达平静地接待了他。司汤达说：“我是来跟您告别的。”“那您什么时候回来？”
梅蒂尔达似乎并不感到吃惊。“看来，永远不会回来了。”
她沉默着，用一双美丽的眼睛深沉的看着他，带着一丝美好而忧郁的微笑。这微笑永远留在了司汤达的心中。司汤达始终不肯承认梅蒂尔达不爱他。他说道：“在经过三年的亲密相处之后，我离开了一个我所爱的人她也爱我的女人，但她从没有委身于我。”几年以后，当他在巴黎的文学沙龙里成了一个才气勃发的智者时，他仍然念念不忘梅蒂尔达。他常常想起“我那置身于罗马深渊的、可怜的、悲伤孤单的情人，她爱我，却不想承认它，我再也见不到她了。”
后来，司汤达在法国，从一个叫科尔内的意大利人那里了解到1821年3月10，都灵发生暴动以后奥地利当局疯狂镇压烧炭党人的详细情形。当时烧炭党组织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有的烧炭党人在敌人的酷刑拷问下屈服了，出卖了组结和同志。梅蒂尔达也受到了米兰法庭的秘密审讯。但她表现得非常坚强，坚贞不屈，没有出卖任何人。她的健康状况急剧地下降。梅蒂尔达在当局的迫害下，高傲地忍受着长年累月的孤独和悲伤，于1825年与世长辞。司汤达听到这一噩耗，身子一晃，连忙扶住栏杆。
不久以后，司汤达又听说梅蒂尔达的情人乌戈·福斯科罗在英国去世。这个身材魁伟，长着火红色头发的美男子，是意大利著名诗人和革命者。他死在伦敦近郊，泰晤士河畔的一间小屋里。当司汤达获悉福斯科罗去世的消息时，那种曾经使他痛苦不堪的妒忌心理便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这位诗人为意大利的自由而奋斗的精神和敬佩之情。
这就是司汤达最后一个感人的爱情故事。他对梅蒂尔达的一往深情虽然遭到了拒绝，给他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遗憾和伤痛，但我们可以看到司汤达在这件事情上却表现了难能可贵的挚着忠诚和高尚的人格。他不允许任何人在他面前攻击和诋毁她的名誉。当梅蒂尔达严厉地拒绝了司汤达的求爱后，梅蒂尔达的好友特拉韦尔西太太趁机在司汤达跟前大谈有关梅蒂尔达私生活的谣言。这使司汤达非常反感，他认为在背后攻击自己的好朋友实在太卑鄙了。他想把这件事告诉梅蒂尔达，以引起她的注意，后来一想，这样做虽然非常必要，但也同样卑鄙。所以他没对梅蒂尔达提起此事，只是在梅蒂尔达面前说了许多对特拉韦尔西太太不满的话，旁敲侧击地提醒梅蒂尔达。但这一举动的效果适得其反，引起梅蒂尔达对司汤达本人的反感。但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到司汤达做人的原则性和正直高尚的人格。
司汤达曾经想把他对梅蒂尔达的这段感情写出来，作为美好的记忆留存下来。但写了十多天以后，就搁置了。他害怕再次冒犯她，再次违背她的意愿。后来他终于想出了好办法，就是把他的爱情感受和对社会的观察，写成一部有关爱情的学术论著。这就是后来回到法国巴黎出版的《论爱情》一书。这本书洋洋二十万言，写尽了司汤达对于爱情的独到见解。其中有对爱情心理的理论研究，有对历代各国爱情文学名著中男女主人公形象的分析，还有许多生活中的爱情实例，简直可以说是一本“爱情博览”。司汤达用她来表达对心中的恋人梅蒂尔达的永久怀念。这本探究爱情的书，本身也可以说是爱情的结晶吧。
司汤达对梅蒂尔达的爱情，结局当然是失败的。然而有时成功与失败之间并不可以作截然的分别，不能一概而论。除了有情人互相拥有、终成眷属的圆满结果以外，那种劳燕分飞、情意未竟然而却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和永恒的向往，令后人肃然起敬而扪心自问的爱情，是不是也属于成功的一例呢？
忘年挚友梅里美
梅里美是法国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之一。他出生在巴黎，比司汤达整整小二十岁。当司汤达历尽沧桑从意大利回到巴黎的时候，他刚满十八岁。在司汤达眼里，他还是个未出茅庐的孩子。他们初次相识是在巴黎的一间报馆。司汤达去找新闻记者兰加伊。梅里美正和兰加伊一道工作，他穿着一件灰色礼服，长着一双锡灰色的眼睛和一个大鼻子，其貌不扬。“这小伙子是谁？”司汤达用挑剔和嘲讽的睛神打量着这年轻人。“是个青年律师，画家梅里美的儿子。”
当时梅里美没有名气，人们还只能用他父亲的名字来为他注释。不过梅里美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却比司汤达幸运得多。他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祖父是个律师，父亲雷阿诺·梅里美是个颇有才能的画家。母亲也擅长绘画。所以梅里美从小就受到熏陶，培养了美术的爱好，对艺术的热爱和鉴赏力。梅里美是这个家庭的独生子，深受父母宠爱。1812年，他进入父亲任教的拿破仑中学读书。毕业后进入巴黎大学学法律。他聪颖好学，掌握了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英语以及古希腊语和拉丁语，钻研了各国的古典文学、哲学还有巫术，积累了丰富的知识。这一切，都是他其貌不扬的外表上看不出来的。后来梅里美成了一个杰出的作家，同时又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从对古代历史文学的精湛修养而言，他在十九世纪的法国作家中，要算是最突出的之一了。
梅里美的父母都是典型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是拿破仑的热烈崇拜者。这对梅里美社会观念和政治观念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这一点大概也是司汤达和梅里美成为深挚朋友的重要原因。
尽管司汤达与梅里美有了一面之交以后，很快就把这个年轻人忘得一干二净，但梅里美却对司汤达男爵仰慕已久。他到各家书店里买了司汤达的作品来读。《海顿、莫扎特、梅达斯太斯的生平》，《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 《英国通讯集》，《论爱情》等等，只要能找到的，他都想方设法找来阅读。要知道，司汤达的作品在当时并不畅销，或者说还没有得到社会应有的承认。这个年轻人能如此喜欢他的作品，不能不说是独具慧眼。知己难求，司汤达和梅里美的来往逐渐地多了起来。司汤达经常对他讲述过去的经历，讲拿破仑，讲意大利，还常常讨论文学问题。有时也会争论得面红耳赤。
了解欧洲文学历史的朋友一定都知道，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法国曾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涌现了以雨果、乔治·桑、大仲马等一大批浪漫主义的优秀作家及其作品。然而在他们之前的二十年代，司汤达就旗帜鲜明地以浪漫主义的名义提出了抛弃古典主义、创造十九世纪文学的主张，但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当时梅里美首先响应和支持了这种文学主张。1822年10月起，司汤达相继在刊物上发表了《要写出使1823年的观众感兴趣的悲剧，应该走拉辛的道路还是走莎士比亚的道路》、《笑》和《浪漫主义》三篇文章，司汤达将它们收集在一起，于1823年以《拉辛与莎士比亚》为题出版。这本书立即遭到了法兰西科学院常务秘书奥瑞先生的反对，他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对司汤达进行攻击。梅里美为司汤达出了主意，两人商定，给奥瑞先生来一次“强盗式袭击”的恶作剧。他们炮制了一封匿名信，同时还警告奥瑞先生，说他接到这封信后不迟不早再过两星期就会失去他的情妇云云。这当然仅仅是个恶作剧，但从中也可以窥见司汤达和梅里美为了真理而并肩斗争的情形。后来当这位奥瑞先生发表《反浪漫主义宣言》的演说时，官方和保守的报纸刊物都为之鼓噪。司汤达这位文学斗士立即应战，写了长篇的答辩。这篇文章随后被收入《拉辛与莎士比亚》，成为其中的第二部分。
梅里美很快就显示出他在文学方面的天才。1825年，他出版了一部名为
《克拉拉·加楚尔戏剧集》的作品。署名是“西班牙著名女演员克拉拉·加楚尔”，译者为爱斯特朗支。作品扉页还附有这女演员的小传和肖像。其实署名的作者和译者都是梅里美杜撰出来的。那个戴着头巾和项链的女演员的肖像也是请朋友根据梅里美本人的面相绘制的。这种顽皮的举动表现了当时新派文学青年的某种特点。这部戏剧集包括五个短剧，完全抛弃了传统的古典主义戏剧法则，是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产物，在当时颇受文学青年的喜爱，也受到舆论的好评。因为梅里美的这出高雅的恶作剧，司汤达从此不再呼其大号，而是戏称之为“克拉拉小姐”或“加楚尔伯爵”。
梅里美是司汤达后半生最好的朋友之一。他们俩政治观点相同，文学志趣相投，又同具有正直善良的品格和幽默的气质。他们在一起时，几乎是无话不谈，把内心的情感和思想毫无保留地坦露给对方。有些问题，也只有梅里美才敢于当着司汤达的面直言不讳地提出来。有一次，梅里美问司汤达：“有人说你是烧炭党人，这是真的吗？”
司汤达沉默良久，开始带着无限的感慨讲述在意大利时那段难忘的经历：“1816年，在米兰有个文学团体，其中有拜伦、孔法隆重耶里、佩利科、蒙蒂、波罗伯爵。我们常在路易·布莱马家里聚会。如今命运已使我们天各一方了。那是一段无比幸福的时光，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期，它充满了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我过去的朋友都被囚禁在奥地利的牢房里，拜伦已不在人世，运动已被镇压下去了，整个意大利都还保存着默然无声的恐怖烙印。”
司汤达虽然没有正面回答梅里美的问题，但他破例地讲了许多在意大利的亲身经历，充满了对烧炭党人的崇敬和对意大利革命斗争生活的怀念。他还讲到有一个叫奥利维耶里的烧炭党人，他在维也纳曾救过司汤达的命，使他免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