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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狩猎民族中，尚无此种作假如我们要看到和上述有同等价值的原始雕刻，我们必须回溯到驯鹿时代。37最后，我们要说到埃斯基摩人奇异的假面具，虽然那很难算作是他们的原始作品。和上述的骨材雕刻物的情形相反，这假面具并非一般埃斯基摩人都有的，北极人有时也很少；它们的分布在现时仅限于居住在阿拉斯加半岛一带的民族。因此他们带的这种假面具和他们特有的舞蹈，恐怕并非埃斯基摩人本来的所有物，而是从居住在西北海岸的印第安人那里学习得来的。印第安人对于这种假面具应用很广而且是自己独创的。38但是这种假面具对于埃斯基摩人绘画才能的增进，也不无帮助。我们只要看一眼假面具以后，立刻就可以分别出假面具和在骨头上真正原始的图形的不同之点。后者和澳洲人及布须曼人的原始作品一样，完全是写实的性质，但在假面具上却大部分都是绝对幻想的作品；最明显的，是这种幻想的作品，尤以与西北印第安人为邻的南方部落为甚。39当我们对于雅科布孙（Jacobsen）从柏林国立博物馆中所搜集的材料，和巴斯提安（Bastian）在他所著的“亚美利加西北岸”那一本书中的材料加以观察时，我们会感觉到我们是在看狂热病中作梦时所看见的滑稽画。但在那里面依然显示出原始造型艺术的自然基础。有些假面具上所描写的动物形象，至少也和在最好的骨头雕刻上的有同样的生动；有许多脸谱上所表现出的埃斯基摩人的特殊形态，几乎和活人一样神气。40但是大多数的动物形象尤其是人物形象，却画得不近实际——都是些张着血口露着牙齿的狰狞面孔，有的在前额上有一条血红的破口，有的长着一只闪光吓人的眼睛，有的是一个獠牙的面孔从另外一个头的眼窝中伸出来。常常把动物和人形，很奇怪的凑合在一起。一个面具作出海鸭，另一个面具作出水獭，都是照着自然的样子描画的，但是从反面一看，又现出一幅魔鬼的面孔来。41有一个魔鬼的头上生着六只手；又有一个头上生出两只翅膀。我们还可以看到疏克利喜阿斯（Zucretius）的原始混沌期的动物形象。有时在这些混合的假面具上，表现出一种整个的象征意义，例如在萨满教的（Shamanic）假面具中，有一种叫“阿满卦克”（aman guak）的，是用在“引诱鱼类，尤其是鲑鱼和海豹到河内来以便捕捉”的仪式中的。这种假面具的图形是要在人眼前表现萨满教的主要精神。假面具的面部涂以灰、白两色，两边生着两手，脸上还画上两根萨满教的咒棒，在中间还夹着一个海豹图。在面部左右两边的下面，有两个方孔，在方孔下有几个带孔的红色空圆球，这些是用以表示许多河流的出口，象征鲑鱼将被萨满教的法力，驱逐入河。42这种复杂的图形，显然不是原始的作品。如果我们对这些假面具略加考察，就会知道那些狩猎民族的艺术天才，在适当的环境之下将会如何的成功。现在差不多要完全灭绝的亚留特人的舞蹈面具，经过许多传教师的努力才搜集得来的那些，似乎也不象原始作品。我们只晓得这些假面具大部都是画的海产动物，并且可以盖到肩部。这些民族中常戴在坟墓中死者脸上的假面具，至少我们也得到了一部分，并且达尔（Dall）也曾采得许多残余的假面具。“这些假面具都是从一种型式制作出来，但在细致构造上互相都有些差别。平均高度约十四英寸，连弯曲部分在内宽约十英寸至十二英寸。所有假面具上都有一个宽厚但不扁平的鼻子，直而宽的眉毛；薄的嘴唇和大的嘴，在口中镶着许多木质的小牙齿。全都染着各样的颜色，大多数是黑、红两色；在木钉上捆着几束毛，用来代替胡须和前额上方的头发；在鼻孔和口部穿着窟窿；在面具后方角上，很不自然的高高的安置着两个宽扁的耳朵。在面额上刻着或画着各式各样曲线。这些假面具在雕刻技术上可算非常精巧，如果想到他们是用石制或骨制的器具来雕刻的，则更为难能可贵。”43
这种造型艺术的才能，在各种狩猎民族中很是普及。不过各种民族中，这种才能并不一致。至少有三种民族对于造型艺术完全是外行。在那些低劣的翡及安人和菩托库多人中，完全没有这种天才存在；曼恩对于这些民族知道得最详，他对于安达曼群岛的民族曾经这样说：“在他们那野蛮的环境中，他们从没有努力描写过一件事物，很显然他们是没有绘画观念的。”
在我们要对于上述的原始造型作品加以说明之前，且先把各种作品的共同特性加以约说。原始的造型艺术在材料和形式上都是完全模仿自然的。除去少数的例外，都从自然的及人为的环境中选择对象，同时用有限的工具把它描写得尽其自然。描写的材料是很贫乏的；对于配景法，就是在最好的作品中，也不完备。但是无论如何，在他们粗制的图形中可以得到对于生命的真实的成功，这往往是在许多高级民族的慎重推敲的造像中见不到的。原始造型艺术的主要特征，就是在这种对生命的真实和粗率合于一体。所以世人时常拿原始民族的图画和儿童的绘画相比拟，实在是很奇怪、很不正确的；因为在极幼稚儿童的胡乱涂雅中，绝没有一点像在狩猎民族绘画中所显然具有的敏锐观察能力。我们的儿童乱画在桌子上和墙壁上的艺术作品，象征者实多于写实者。儿童艺术和原始民族艺术的唯一相似之点，只有后者和前者一样的不知道配景法。儿童的绘画和野蛮人的绘画常常被人当作讽刺画；这种见解在两种情形下都算错误。当一个儿童或一个澳洲人在图画中将人体或衣服的一部分特别放大时，如果不是因为缺乏技巧而是故意的设计，则一定因为那是原作者特别注意之点。儿童和野蛮人在事实上对于讽刺也有很强的趋向；所以我们可以推测在原始造型作品中，也有发现讽刺画的可能。但是要具体的指出来，也不是容易的事。我们最好这样说，只有那些讽刺意义显明夸张地表示出来的原始作品，才能算是讽刺画。我们自己就根据这种原则，因此认为可认作讽刺的只有一种原始造像。
我们已经说过，人种学可以把那包围着法兰西驯鹿期雕刻作物的起源的黑暗，照以光明。但是这个问题并未解决，反而因为我们的进步，更加扩大起来。我们已经知道这些史前的造型艺术决不是一种单独的现象；在现时有些野蛮民族中，还有许多完全相似的作品产生。但是对于现时的澳洲人、布须曼人和北极居民的艺术作品，我们依然有许多问题和对于驯鹿期的无名作家作品一样的不能解决。对于一种现象仅仅明了它的分布范围，所得很有限；要能够说明它的基本性质，才算有效。我们是否能够在这样低级文化的民族中，找到发生这样高明艺术的条件，这还是一个问题。原始民族的艺术作品常时有人记载，但是从来没有详细的说明；恐怕博学的天才反而忽略了眼前的说明了。就我们在各种狩猎民族的观察而言，除去材料之外，构成这些造型作品的条件是什么呢？根本需要的有两种性质：第一，对于原物的敏锐和获得正确印象的能力；第二，在造型工作中应用的运动器官和感觉器官的适宜发展。我们能否断定在这些原始民族中，都具有这两眼和两手——他们最好而不可离的武器没有改善而增加效率，那么早已随生存竞争而灭亡了。大自然已经把狩猎的生产指定给他们作为生存的主要资料。即使生在最丰富的狩猎区域，假如原始狩猎者对于许多野鲁的性质和习惯没有精确了解的知识和观察能力，也仍旧会一无所获的。科林兹（Collins）说：“澳洲人的眼力异常发达，他们的生存实际上全靠他们自己的眼力的敏锐。”45澳洲的猎人能整天地穿越丛林和草原追袋鼠脚迹，他们又能毫无错误地找到在桉树皮上鼣鼠爬过的爪痕，这些在一个欧洲人都不易看出；而且他们一看立刻就知道是新的痕迹或是旧的痕迹，那动物是向地上爬或向地下爬的情形。“澳洲人在感觉印象上的记忆力确实令人惊异。斯丢阿特（Stuart）说：他以前被土人们看见过一、二小时，但在十四年后这些土人还认识他，其他旅行者也曾谈到过与这类似的经验。”46夫利什称赞这些布须曼人说：“他们靠着感觉的敏锐，战胜了所有的南非洲人。最使人惊异的是布须曼人追寻脚迹的工夫。他们能够很迅速的在植物丛生的地面追寻脚迹，他们看来好象不十分注意的样子，但在忽然转变或有些异常的事件发生时，他们就会用一种姿势表示出对于最细微事物的敏锐观察的能力。”47没有一个北极探险家不称赞北极人观察能力的敏锐和活泼。开恩（Kane）说：“他们对于他们的荒凉的家乡知道的很周详。天气上的每一变化，如风吹冰冻都非常注意，这种变化对于过境鸟类飞翔的影响，他们可以用他们观察本地动物的习惯的同样敏锐的感觉，预知一切。”而且这种狩猎民族不仅用他的眼力，而且还要靠他的手力。他们不但要具有追逐和观察鸟兽的能力，而且还要知道如何捕捉的方法，因此他需要合用的武器，在任何必需品之上。所以在狩猎民族中武器特别发达，实不足奇。因为要靠那些武器来谋生存竞争，所以他们必需专在这一方面的技能上谋发展。在事实上，所有狩猎民族所用的行猎的器具，全靠手艺上的灵巧，而且所用的器具愈简陋，他们的技巧却是愈好。在一种肤浅的观察者看来，澳洲人的武器的确是非常粗的，但是我们对于它们愈加仔细考察，就愈惊叹它那制作技巧的高妙。尤其是那些飞去来器实际上并不像它们的外表那样简单。48布须曼人知道如何去制造他的毒药弩箭，他在群敌围攻中即可藉以护命。但是在北极一带天寒地瘠非竭力奋斗不可的地方，却有最高的技能存在。“我们原以为他们文化拙劣，终年积雪材料又较贫乏，却不料他们至少也可和太平洋诸岛的民族并驾齐驱。”库克对于威廉骚德亲王（Prince William Sound）地方的土人这样说；而每一个考察过北极民族的武器的学者也是这样说。我们看了这些巧妙精细的叉子、弓和箭以后，就不会以原来这些武器的制造者还会雕刻这样逼真的动物为奇异了。49观察的能力和手艺的巧妙是原始写实艺术所要求的素质，同时也是原始狩猎生活中所必不可少的两件技能。我们现在可以明白，原始绘画艺术乃是原始民族生存竞争发达进步后两种力量所造成的美术工作。我们现在也可明白为什么绘画的才能在原始民族中是很普遍的理由了。只要他是个高明的猎者和手艺人，他大概也是个过去的画家和雕刻家。用同样简单的说明，我们可以来解释在狩猎民族中很多的写实天才，为什么在低级的农耕和游牧民族中却非常稀少。夫利什对于布须曼人生动的速写和班图人（Bantu）“苦心临摹雕刻出来的那些生硬动物图形”之间的矛盾，有很好的解释。这种矛盾在不论何处的两种文化不同的民族中，都很明显，不过南非洲的例子特别显见而已。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虽然在文化上高过狩猎民族，然而在造型艺术上却反而低落得多——由此可见文化和艺术的关系，并不是如有些艺术哲学家所说的那样简单。这种反常的现象，我们是完全可以了解的。因为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在生活上都不需要如此完满的观察能力和工艺技术；于是这两种力量当然就衰退不堪，造型的才能，也就十分落伍。
驯鹿时代雕刻物的问题，现在已由人种学大体的解决了。那些经过许多讨论的图形，都是原始民族的工作。图中对自然的真实之处，非不是反驳它们是上古物品的证据，而且还是证实它们是上古作品的绝好证据。
我们已把这些原始人的雕刻和绘画叫作艺术工作。然而这种名称实际上到底符合不符合，却尚待考虑；因为我们还没有弄清楚，这些绘画是不是由于美的要求产生的。艺术哲学都倾向另外一个见解。他有一条最老的信条说，造型艺术在开始的时候，往往是宗教的附庸，以后才渐渐变为独立的。这条尊严的信条在我们所考察过的事实中却没有充分的理由。的确，的格累氏是以为格楞内尔格地方的图画也许是有宗教意义的，可是不论是他或其他的学者都没有发现那神秘的意义。也没有人在其他的澳洲岩画中找出过这一类的意义。这也是可以料想的，这些图画的一小部分。或许是有宗教象征的。把这些图画视为各部落用以纪念庇佑性质和纹章性质的动物的观念，也许还没有从澳洲人的心中移开去，而且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