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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政治野心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由此看来,在皇权国家体制下,贪污腐败之风之所以愈演愈烈,也不能完全归咎于那些贪官污吏。在一定程度上,是皇帝怂恿(有时甚至是逼迫)官员们贪污,他们搞腐败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对于皇帝来说,官员贪污腐败固然不好,但也有一个莫大的好处:谁只要贪污,就在无形中将“把柄”交给皇帝了,一旦皇帝看他不顺眼,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处置他。所以,在圣明的“万岁爷”面前,本身手脚就不那么“干净”的群臣也只有俯首帖耳,皇帝的万里江山反而因腐败更牢固了。
不过,“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在一定限度内,腐败或许是维持专制皇权的“良方”;要是贪污腐败过了头,也要付出惨痛的政治代价,许多王朝就是被贪污腐败搞垮的。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暂且不论。
汉高祖刘邦虽然是地痞无赖出身,但在玩弄权术方面却是“无师自通”。萧何是大汉帝国的开国宰相,真可谓劳苦功高,对“老板”——刘邦更是忠心耿耿,即便如此,他还是遭到刘邦的猜忌,甚至下过大狱,坐过几天牢房。可悲的是,后世的帝王纷纷效仿刘邦,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恶劣的传统:宰相或要么故意装傻充愣,要么无所作为,二者必居其一,绝对没有“第三种选择”。总之,宰相的地位虽然崇高,是“二把手”,但在皇权国家体制下,宰相与“一把手”——皇帝之间却有天壤之别,实际上没有完整的人格可言,必须要看皇帝的眼色办事,夹起尾巴,老老实实地做人。
宰相得人,利国利民
在某种意义上,在皇权国家体制下,作为帝国的最高行政首脑,宰相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可能不亚于专制帝王。因为在“家天下”的格局下,皇帝是世袭的,这就决定了皇帝不可能都是贤明的,但是宰相并非是世袭的,在贤明的几率上当然要远远高于皇帝。
几千年来,在中国历史上,不乏一些贤明的宰相(如管仲、曹参)。他们对上辅佐天子,对下统率百官,既有眼光和能力,又有手腕,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对人民有好处,因而备受后人的颂扬。
管仲:“中国第一宰相”
在中国历史上,管仲可是一个“大大有名”的“重量级”人物。管仲之所以能够浮出水面,得益于齐桓公不拘一格地任用贤才。
周庄王十二年(公元前685年),齐国国君无知在雍林被杀。当时,有资格继承君位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逃往莒国的公子小白,有鲍叔牙辅佐;另一个是逃往鲁国的公子纠,有管仲辅佐。一得知无知死去,这两个人就急着赶回齐国,展开了一场争夺时间的竞赛。
为了铲除竞争对手,管仲率领一队人马在半路上拦住小白的去路,并一箭射中了小白的衣带钩。小白这个人很聪明,当即咬破舌头,口吐鲜血,躺倒在车上。管仲以为小白已“死”,急忙回去报信,公子纠大喜,便放慢了行进的速度。结果,小白捷足先登,抢先赶回国都临淄,成为国君,这就是齐桓公。
随后,齐桓公和公子纠血战一场,公子纠惨败,被杀。本来,齐桓公打算处死管仲,以报一箭之仇。不料,师傅鲍叔牙出面力谏:“您如果只想做一国之君,就可以杀了管仲;如果您还想称霸列国,就要重用管仲,因为他是一个绝世奇才。”于是,齐桓公不计前嫌,起用管仲为“相”,并拜他为“仲父”,委以重任,终于成就了辉煌的霸业。
其实,管仲这个人并非以计谋见长,他擅长的是治国安民,特别是具有战略眼光。周釐王元年(公元前681年),齐桓公与鲁国国君在柯地会盟。当时,鲁国大将曹沫突然把匕首架在齐桓公的脖子上,要求他将齐国占领的土地归还鲁国。经管仲出面疏通,齐桓公才勉强答应。事后,齐桓公视之为“奇耻大辱”,打算抵赖。幸亏管仲及时进言,陈明利害,齐桓公这才履行了诺言。结果,此举赢得了诸侯们的拥戴,使齐桓公威信大增,最终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位霸主,取得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成就。所以,就连孔老夫子也很佩服管仲先生。
管仲不仅政绩突出,人格也很高尚。周襄王四年(公元前648年),齐桓公派管仲去洛阳朝见周天子。本来,周襄王准备用“上卿”之礼欢迎管仲,管仲急忙推辞,最后勉强接受了“下卿”之礼。
不久,管仲病重,他留给齐桓公的遗言是:不要重用易牙、开方、竖刁这三个小人。可是,管仲一死,齐桓公就将这句话置之脑后。结果,齐桓公一死,这三个家伙就兴兵作乱,齐国的霸业随即烟消云散。不过,这也是“人亡政息”的中国古代政治所不可避免的现象。
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政治的好坏主要是靠政治家个人的努力,而不是依靠制度与机制来设定、规范的,具有很大的偶然性,经常是遇到能人就昌盛,否则则衰落。春秋前期,齐国之所以能够强盛,主要是因为“伯乐”——鲍叔牙慧眼识人,向齐桓公鼎力推荐管仲,使他可以人尽其才,协助齐桓公称霸。所以,管仲对鲍叔牙十分感激:“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
管仲与齐桓公这一对“最佳搭档”,为后来的中国皇权政治确立了“贤君■良相”的标准模式。不过,在君主专制体制下,这种模式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不是君主不贤明或宰相不好,就是有好宰相却不被君主重用,再不就是君主和宰相都是平庸之辈,无所作为。可是,皇权社会中的中国人却对这种纯粹是碰运气的“标准模式”注入了极大热情,希望天降贤人,恩泽万民。
其实,这种“贤君■良相”的模式依然属于“能人政治”。多少年来,能人每每是人们竭力赞美和崇拜的“偶像”。若是从政治体制的角度来考查,我对这种政治模式却不大敢苟同,因为它的成本极其高昂(每个能人只能被动地被君主使用,完全没有主动性)。此外,能人政治很难持久:能人在,国家就强盛;能人一旦不在,大家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国家一天天地衰落下去。
当然,管仲的历史功绩是抹杀不了的,后来有许多人要向管仲学习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管仲对于自己死后齐国的混乱和衰落却是无能为力的。这不,八百多年后,“自比管仲”的诸葛亮死后,蜀国的政局也是乱得一塌糊涂。
所以,100个管仲也都比不上一个合理而又切实可行的政治制度。可悲的是,几千年来,皇权社会的中国人一直不明白这个浅显的道理,不知有多少人拜倒在专制帝王的脚下,对权位孜孜以求,陷入“权力场”而不能自拔。在他们眼里,制度与机制又值几个钱?
曹参:“萧规曹随”
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景帝刘启的70年间,西汉政府信奉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使得国力迅速恢复,达到了“文景之治”的繁荣局面。究其原因,宰相曹参“无为而治”的治国方针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曹参是汉高祖刘邦的老乡,也是西汉初年的开国元勋之一。所以,刘邦一坐上龙椅,就任命他为齐国的“相”。
当时,齐国总共有七十余座城池,是最重要的诸侯国,统治着山东沿海的大片地方。
曹参新官上任后,首先就如何治理好齐国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可是,大家意见纷纭,众口不一,弄得曹参也是一头雾水,不知如何是好。后来,曹参听说胶西有一位盖老先生德高望重,就恭恭敬敬地向他求教。盖老先生只说了一句话:“治国之道,贵在清静无为,不扰民!”曹参听后,大受启发,便以“黄老之术”治理齐国。9年过去了,齐国国泰民安,成为一片乐土,曹参声名大震,被人们称为“贤相”。
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丞相萧何病故。曹参知道后,就让手下人立即收拾行李:“我要去长安当宰相了!”听了这话,许多人不相信,有人还在等着看他的笑话。哪知道,几天后,朝廷的使者就到了,命他进京担任丞相。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位“曹宰相”倒好,却是一把火也不烧:在处理政务时,他全都按照萧何留下来的规矩办理;在任免官吏时,也只选拔那些年龄比较大、忠厚老实的人,对于那些口若悬河、喜欢追求功名者,他是一概不用。总之,他这个宰相当得倒是挺“自在”,可以每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弄得屋子里是酒气熏天。
时间一长,许多人都搞不清楚这位“宰相大人”卖的究竟是什么药。于是,一些好心人就忍不住想找他探个究竟。谁知道,一见到曹参,话还没有说出口,曹参就会热情地拉着他去喝酒,不醉不休。所以,整个丞相府里鸦雀无声,国家也是太平无事。
在丞相府旁边,有一座小花园,本来是相府属吏们休息的地方。既然曹宰相整天饮酒作乐,“上梁不正下梁歪”,这帮家伙也就跟着整日聚会狂饮,三杯酒一下肚,又是唱歌,又是跳舞,大家玩得忘乎所以。最后,有一个官员实在看不下去了,便把曹参拉来,想让“曹宰相”把这帮家伙好好教训一顿。可是,让他大吃一惊的是,曹宰相竟然也欢呼着拿起酒杯,和大家一起喝开了。
没几天,这位曹宰相的“德政”就传到了皇帝刘盈(惠帝)的耳朵里了。听说曹宰相这副做派,汉惠帝刘盈也很疑惑。正好曹参的儿子就在宫里做侍从,刘盈便命他回家打探一下,看曹参究竟打的是什么主意。没想到,儿子的话刚出口,曹参勃然大怒,一拳把他撂倒在地,接着就是一顿胖揍。打完后,曹参只说了一句话:“小子,你给我滚回去,好好做你的侍从,天下大事不是你这个小孩子应该过问的。”
最后,刘盈实在忍不住了,便派人把曹参召进皇宫,并责备他:“是朕让你儿子劝你,你怎么把他打得那么惨?”曹参急忙脱掉帽子,跪下道歉,然后问道:“陛下,您觉得自己与高祖(指汉高祖刘邦,刘盈的父亲)谁更英明?”刘盈答道:“我怎敢和高祖相比?”曹参又问:“那么,在您看来,我和萧何谁更贤明?”刘盈答道:“与萧何相比,先生似乎要差一点。”曹参说:“现在,高祖和萧何已经制定了很好的治国方略和政策法令,我们只要坚持不变,不就可以‘无为而治’了吗?”刘盈这才恍然大悟:“对,你说得没错!”
这就是著名的“萧规曹随”的典故,也是西汉初年一直坚持以黄老之术治国,推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政策的由来。
乍看起来,这位曹宰相一切都按汉高祖和萧何留下来的规矩办,似乎是坚持“祖宗之法”,无所作为。其实,曹参抓住了传统的中国皇权政治的一个最深层的“要害”:在皇权国家体制下,最难治理的其实不是一般的老百姓,而是各级官吏。只要这些“如狼似虎”的官吏能够不生事、不扰民,人民就可以过上太平日子;只要不给官吏们敲诈勒索百姓的机会,不让他们乱来,老百姓就可以安居乐业,创造出无穷无尽的财富,使国家富强起来。后来,曹参的这套治国思想和方略被汉文帝、汉景帝继承,终于促成了“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
嫉贤妒能、残害忠良的宰相
古人云:“相者,君之贰也。”意思是宰相可以相当于半个君主。平心而论,这句话大体上还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在皇权国家体制下,一旦宰相不好,要想“天下大治”的可能性至少丧失了一半。
在中国皇权社会里,就有那么一些宰相,比如李林甫、贾似道之流,不是把心思和精力放在如何治理好国家上,反而是忙于内斗,排斥异己,导致朝政混乱,社会动荡不安,最后他们自己也是“身败名裂”,受到后人的指责和唾骂!
李林甫:“一雕挟两兔”
唐玄宗开元初年,李林甫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太子中允”。不过,他这个人野心还挺大,总嫌自己官职太小。这时,有人劝他走科举之路,到考场里显显本事。李林甫自己掂量掂量,觉得腹中空空,没有多少学问。此路不通,怎么办?这也难不倒他,因为有一条“终南捷径”,就是拉关系、走后门!
于是,他就设法巴结上了侍中源乾曜的儿子源洁,通过源洁向他的父亲央求“司门郎中”一职。不料,这位侍中大人平日看不起李林甫,认为他根本不是“那块料”,又迫于情面,就安排他做了一个太子喻德。不过,这也是一个闲职,形同虚设,李林甫当然感觉很“委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