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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宋仁宗也意识到了改革的重要性。这年九月，他亲自召见8位中枢大臣，赐座，并请他们畅言军国大事。在宋朝，天子亲自赐座，可是“无上的荣耀”，所以大家都惶恐万分，不敢说话。一个月后，范仲淹挺身而出，领衔条陈“十事”上奏，揭开了宋朝历史上崭新的一幕。在东京汴梁的政治舞台上，一个惊心动魄的改革高潮即将到来！
不幸的是，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范仲淹就享受到了自古以来一切改革家的所有遭遇——酸、甜、苦、辣、咸，什么都有，最后也和他们一样落得一个“无疾而终”的下场。大宋帝国持续近半个世纪的改革运动，竟然从一开始就染上了一种凄壮、悲凉的色彩。
论起道德操守，范仲淹当然是没得说。平时，范仲淹做事也相当谨慎，虽然致力于改革事业，但他也知道一切并非“唾手可得”。至于范仲淹倡导的“庆历新政”，更不是什么激进的改革，比如：他提出的“十事”（十条指导方针）——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在原则上也都能站得住脚。在具体的措施上，范仲淹也并不一味追求“天翻地覆”的效果。例如，为了澄清吏治，他曾修订“磨勘法”和“荫子制”，但也没有对原来的制度一概否定，只不过是对官僚阶层的特权稍加限制罢了。
但是，范仲淹在本质上仍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虽然具有政治家的胆识和气魄，却不善于玩弄政治手腕，把人际关系搞得一团糟。最麻烦的是，范仲淹和他周围的一些人过于冲动、直率，这在无形之中便把自己孤立起来了。在中国传统的政治观念中，过分的慷慨激昂总会让许多人无法理解，更不用说那些小人们会“嫉妒眼红”！
其实，范仲淹本人也并不欣赏这种孤芳自赏的“名士习气”。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国子监直讲石介作了一首《庆历圣德诗》：“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显得过于狂放。范仲淹看后，很是忧虑，告诉好友韩琦：“这些怪鬼之辈要坏大事！”
这时，吕夷简虽然已经致仕，但反对派仍然大有人在，三司使夏竦就是一个“急先锋”。说起来，夏竦是一个典型的“小人”，他喜欢结交权贵，为人又反复无常。庆历四年（1044年）初，夏竦带头攻击欧阳修、范仲淹等人结党，又一次掀起“朋党”之论。
对此，仁宗很疑惑：“难道君子也有朋党？”范仲淹毫不畏惧，立即站出来答道：“过去，臣在边塞时，就曾亲眼见到勇敢的人自成一党，怯懦的人也自成一党，在朝廷里自然也有正党、邪党之分。如果结党从善，又怎么会危害朝廷呢？”
不过，范仲淹的这番话简直是“对牛谈琴”，并不能打动高高在上的天子。在皇权国家里，专制帝王最害怕的就是“朋党”，因为他们在骨子里相信“朋党必然危害君权”这个古老的箴言。
同年六月，夏竦又以石介为对象，发起新一轮攻击。这一次，他的手段非常毒辣，竟然伪造了一份废黜宋仁宗的诏书，署上“石介”的大名，并大造谣言：石介的后台是枢密副使富弼，而富弼又是范仲淹的得力助手。“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夏竦此举的真正目标是不言而喻的。在封建时代，“图谋废立”可是大逆不道之罪，尽管宋仁宗似乎不太相信这份诏书与石介有关，但是人言可畏，也让范仲淹、富弼大为紧张。
就在这时，辽国和西夏发生战争。原来，在宋、夏议和后，西夏国主李元昊志得意满，非常猖狂，辽兴宗担心李元昊从此坐大，会成为自己的“心腹大患”，便亲率10万大军讨伐西夏。
面对这种局势，北宋帝国又面临新的抉择。这时，范仲淹力主增派军队保卫河东，防备辽军的突然袭击，并主动请缨，出任陕西、河东经略安抚使。其实，他这次出京，主要是为了离开汴梁这个“是非之地”，暂时避一避朝廷上下正闹得“沸沸扬扬”的流言蜚语。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自己这一走，“庆历新政”也就夭折了。
在奔赴河东的途中，范仲淹顺道拜访了已经退居林下、安享晚年的吕夷简。吕夷简见到他很奇怪，就问他：“你有什么急事要离开京城？”范仲淹淡淡地答道：“去查看一下陕西、河东两路，事毕即还！”吕夷简急得一跺脚：“既已出京，又岂能再入？即使要处理边事，也是在朝廷里方便，这么简单的道理，你怎么都不懂啊？”
“姜还是老的辣”！吕夷简到底是在宦海中沉浮了大半生，这些话一针见血，说得范仲淹脸色大变。
不久，富弼就被贬为河北宣抚使，改革派的势力大减。这时，反对派的骨干、御史中丞王拱辰得意洋洋，忍不住手舞足蹈，发出了要“一网打尽”的叫嚣。没几天，韩琦也被赶出朝廷，所有改革措施全部被废止。
平心而论，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根本算不上什么重大改革，而且时间很短，可谓“昙花一现”。尽管如此，范仲淹等人仍然无法抵挡汹涌而来的反对浪潮，被迫“逃出”了京师汴梁。
那么，“庆历新政”为什么这么快就会失败呢？除了范仲淹等人本身的因素外，宋代士大夫喜欢“意气用事”的毛病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原来，自从开国以来，宋朝皇帝实行的一直是“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方针，历行文教，注重德行，士大夫崇尚儒学、名节一时蔚然成风。可是，许多读书人整日泡在“故纸堆”里，缺乏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和斗志，变得越来越温文尔雅、端重持默。矛盾的是，根据儒家的道德伦理，“治国平天下”是士人们的天职，加上权力场又是那么诱人，士大夫们总是不能忘怀于庙堂、社稷。
于是，他们便选择了一种简单的方式——借批评别人来证明自己正确。许多人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自己做不了大事，但却不容许别人在做事时犯“一丁点”错误。平时，他们喜欢摆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架势，自诩刚正不阿、鄙斥浮薄，可一旦有人奋起，要干一番事业时，他们就无法“泰然处之”了，甚至不择手段地诬讦、陷害别人。范仲淹就是因为要改革，触犯了许多人的既得利益，大家当然要对他“鸣鼓而攻之”！所以，在皇权国家体制下，要想做一个“改革者”，实在是难啊！
永不谢幕的党争
几千年来，“窝里斗”一直是中国传统的皇权政治的一个“痼疾”，也是一种难以逃脱的宿命，北宋晚期的新党与旧党之争就是最好的例子。
论起这场党争，可以追述到司马光与王安石的交恶。本来，王安石和司马光是生死相交的朋友，两个人也是无话不谈。但是，在王安石变法开始后，司马光却不赞成，曾以他特有的方式三次致函王安石，劝他重新考虑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治国方针，王安石的反应却是那封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从此，两个人就在政治上分道扬镳，并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终生不再往来。
从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官拜参知政事（副宰相）开始，到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为止，在皇帝的支持下，王安石及其追随者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被称为“熙丰变法”，其间跌宕起伏，历时16年。
宋神宗死后，即位的哲宗年仅9岁，他的祖母——宣仁太后临朝听政。这位宣仁太后对变法派素来没有好感，所以她一上台，就起用司马光为宰相，命他主持朝政。
司马光执政后，采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将王安石的变法措施全部废除，史称“元祐更化”。当时，苏东坡、范纯仁等人曾经建议司马光对“新法”区别对待，保留那些经过实践证明合理的法令（例如“免役法”），不要换一种方式继续糟蹋老百姓，却被固执己见的司马光断然拒绝。最后，苏东坡等人长叹一声：“奈何又一位‘拗相公’？”意思是：怎么又出了一位和王安石一样刚愎自用、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的宰相？
想当初，王安石不惜与众多亲友、同事反目，也要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信念。现在，司马光表现出了同样的“坚定”与“执著”。可惜的是，这种令许多人敬重的品质一旦与拒绝听取不同意见相结合，在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两位“大人物”的身上，就产生了一种悲剧：他们太感情用事，已经丧失了理性。
在这里，宽容精神、必要的妥协与长远的眼光全都不见了，“坚定”、“执著”变成了“执拗”、“刚愎自用”的代名词，在帝国的政治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强烈的、让人不安的不祥气息。从此，我们只能无奈地看到：在王安石、司马光这两位领袖开辟的道路上，他们那些不成器的继承人越滑越远，一直滑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从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到元祐八年（1093年），在宣仁太后的主导下，帝国政府致力于恢复祖制，清除王安石变法的影响，历时8年。在此期间，出现了两个新名词——“新党”（支持王安石变法的政治派别）、“旧党”（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一派），帝国政治陷入了党争的泥沼，不可自拔。
元祐八年（1093年），宣仁太后撒手归西，宋哲宗亲政。这位年仅18岁的皇帝，再次起用新党人士，全面恢复变法措施，残酷打击旧党，前后历时6年有余。在章惇这位昔日好友的残酷荼毒下，苏东坡等人陷入了一种极为悲惨的境地。
元符三年（1100年），哲宗病故，一向讨厌新党的向太后垂帘听政。在此期间，她再次起用旧党人士。
几个月后，向太后归政，徽宗赵佶亲政，正式执掌大权。第二年，徽宗改元“崇宁”，顾名思义，就是“崇尚熙宁”的意思，其政治倾向不言自明。随后，赵佶大量起用新党人士。崇宁二年（1103年）正月，新党的“后起之秀”——蔡京升任左仆射，成为首相。此后，蔡京曾4次拜相，成为宋徽宗的“亲密伙伴”。
在打击政治对手方面，蔡京的手段之酷、株连之众，恐怕连司马光、章惇都自愧不如。当时，他在各地树立“元祐党人碑”，将打入另册者书碑立石，垂之后世，让他们永远不得翻身。这座“元祐党人碑”，在崇宁初年（1102年）就已经达到98人，到了崇宁三年（1104年）更激增到309人，就连章惇、曾布、张商英这样的新党骨干，也因为与蔡京不和，被列入了这份“黑名单”。
如果说此前新党与旧党的斗争多少还是源于政治分歧的话，那么蔡京此举则完全出于“私利”。当时，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小集团，张康国、刘逵、薛昂、林摅等人都是出自他的门下，根本谈不上志同道合。为了讨好蔡京，薛昂等人甚至举家为蔡京避私讳。
奸臣能有机会施展自己的“奸才”，有其客观必然性。倘若没有持续几十年的党争，大宋帝国的政治绝对不会沦落到这样一个地步，这实在是让人“英雄气短”。过去，人们经常说：导致唐朝灭亡的，既不是黄巢、朱温，也不是藩镇、宦官，而是“牛李党争”。不幸的是，二百多年后，这个悲剧再一次上演。
也许，老天爷存心要和大宋帝国作对。北宋晚期，新党和旧党斗得你死我活，朝野波谲云诡，政潮叠起，每折腾一次，就会使帝国大伤元气，直到病入膏肓。
特别是，在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两位具有“大家风度”的政治领袖去世后，新党和旧党由道义与政治信念之争，蜕变为意气、私利与权力之争，由过去的君子之争堕落为小人之争。从此，在大宋朝的政治舞台上，就很难再见到那种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高尚的人格，学问博大精深的人物了，帝国开始进入一个政治道德急剧沦丧，政治空气迅速恶化，是非、善恶观念完全丧失的时期。在帝国的官场上，官员们厚颜无耻，到处充斥着道貌岸然的“衣冠禽兽”，他们兴高采烈地奔走于庙堂之上，千方百计地攫取国家的权力和财富，直到大宋帝国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最后，大宋帝国就是在这样的吵闹声中被动摇了根基。等女真铁骑大举南下时，大宋帝国早已是外强中干，不堪一击了。
新党与旧党的争斗，对于大宋帝国的影响，进而对于中国历史产生的影响，就是对“窝里斗”最好的注解。不过，类似的事情在中国皇权社会里可以说是“屡见不鲜”：东汉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无止无休的“萧墙之乱”，直到汉朝气数已尽，被三国取代；唐朝末年，牛党和李党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