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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文和为人的矛盾，严嵩既不是第一个，更不会是最后一个。但是，因为严嵩的奸臣名压倒了他的文学名，所以在《明史》中他和他的儿子严世蕃都被打入《奸臣传》；到了后来，在人们的心目中，他的贪官名又压倒了他的奸臣名。
一般来说，小贪如鼠，昼伏夜出，干一些鸡鸣狗盗的事，贪也贪不出多少油水来；大贪可就不同了：他们好比老虎，无所顾忌，可以明火执仗，才能贪出金山、银山。严嵩当政时，放开手脚地疯狂贪污，聚敛了大量钱财，这还不是嘉靖包庇和纵容的结果！正因为有皇帝的支持，严嵩才能有恃无恐，严世蕃才敢胡作非为。在皇权社会里，一旦进入权力场，文人们就会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是死守清高，做一个才华出众的文人呢？还是做一个权力更大的官僚，好捞到更多的油水呢？不用说，严嵩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特别是在嘉靖十八年（1539年）以后，嘉靖就经常“怠工”——不上朝了，连皇帝最起码的本职工作也不愿干了，这就给严嵩父子提供了更大的贪污空间。于是，严嵩在皇宫里面将嘉靖哄得团团转，严世蕃则在外边大肆搂钱！
起初，严嵩是以文才邀宠于嘉靖，才得以飞黄腾达。他最后的失败，也是因为晚年文思日退，做不出多少令皇帝高兴的文章来，才失去圣眷的。说实话，一个诗人总有“江郎才尽”的一天，严嵩都七八十岁了，还能写出好的文章来？此外，朝廷里的厮杀，并不亚于西班牙斗牛场上的角力，你不把刀插在牛的身上，牛就会把你顶死，所以，严嵩究竟还能有多少诗情才气，这是大可怀疑的！更何况，为了铲除政敌，严嵩必须恬不知耻地曲意讨好嘉靖，当他一天到晚尽琢磨这些事情时，还能激发多少创作灵感？
最后，连朱厚熜亲笔草拟的诏书，老迈的严嵩都看不懂了——“语多不可晓”，“所进青词，又多假手他人不能工，以此积失帝欢”。于是，他的末日也就不远了。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严世蕃被“斩于市，籍其家”。不过，嘉靖还是“法外施恩”，给严嵩留了一条性命，削籍为民。过了两年，严嵩又老又病，“寄食墓舍以死”。这个大奸臣、大贪官，就这样永远地被钉在了中国历史的耻辱柱上。
据《明史》记载，严嵩父子被查抄出来“黄金可3万余两，白金200万余两，他珍宝服玩所直又数百万”。以严嵩的贪污记录，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应该没有问题。对于这些财产，嘉靖是这样分配的：“诏悉送太仓，以一半济边饷，一半充内库取用。”也就说，有一半落入了朱厚熜个人的“腰包”，真是“严嵩跌倒，嘉靖吃饱”！
在《二十四史》里，对那些奸佞之辈，如酷吏、奸臣、佞幸、乱贼、阉党等等，无不有分门别类的列传。奇怪的是，惟独没有专门的《贪官列传》，这使我很纳闷：是不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贪官呢？或者是贪官极少而没有为他们设传的必要？非也！中国皇权社会的贪污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在皇权社会里，从上到下，真可以说是无官不贪（其实，皇帝本人就是“头号贪污犯”）。所以，民间有一句谚语——“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这种现象的真实写照。一个知府竟然能在三年里吞噬这么多的民脂民膏，那老百姓还有活路吗？正因为皇权社会的贪污之风愈演愈烈，泛滥成灾，对史家来说，记不胜记，只好搁笔不记了。
在皇权社会里，如果全都是清官，只有个别贪官，治史者倒有兴趣做一做文章；相反，遍地都是贪官，清官也就成了“珍稀动物”，反倒可以在史书上占有“一席之地”了。所以，在史书里，有良吏、循吏列传，以肯定他们的恪尽职守、清廉方正。
官场红人凭什么“弄权”？
在皇权国家体制下，一个置身“权力场”的人，大致要应付三个方面的关系，即：下与上的关系，同僚之间的关系，上与下的关系。在处理这些关系时，即：下级如何应付上级，同僚之间如何相处，上级如何驾驭下级，以及在官场上如何自保，个中“道道”很多，都大有“学问”！
在皇权社会里，就有那么一些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们虽然没有什么特殊的背景，白手起家，却都有自己的过人之处，超越成千上万的竞争者，赢得上司的青睐，平步青云，官运亨通，成为位高权重的官场红人。下面，让我们来研究一下他们的“为官之道”，探寻他们“大红大紫”的奥秘。
“弄权”之一：事上之道
在皇权国家体制下，权力是一切投身“权力场”的人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不论你是否对权力爱不释手，只要踏进了“权力场”，就须臾离不开权力。不过，在权力的金字塔下，权力的配置并非是均衡的，往往是地位越高，权力越大。特别是，专制帝王高踞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几乎掌握了无限的权力。那么，作为下级，如何与上级（尤其是皇帝）搞好关系，取得上司的赏识，这对自己的未来和前途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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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京“曲意逢迎”
在皇权专制时代，由于皇帝高高在上，臣下的生死荣辱往往系于他们的一念之间，所以，一些大臣（例如蔡京）就想方设法地逢迎君主。只要能讨得专制帝王的欢心，他们什么事情都可以做，道德、良心、人格、舆论都被他们抛到了九霄云外。为了能够向上爬，取得更高的地位，获得更大的权力，什么罪恶的、无耻的勾当，他们都干得出来。按照儒家的标准，这种人简直是地地道道的“小人”，甚至没有资格被称为“奸臣”。
众所周知，宋徽宗是一位昏君。不过，许多人不知道的是，起初宋徽宗也曾是一位“好皇帝”，后来一步一步地蜕化，最后竟然蜕变成了一位不顾一切地追逐声色犬马的昏君，成了中国历史上数得上的几位“败家子皇帝”之一。在这个漫长而浪漫的过程中，宰相蔡京起到了相当恶劣的作用。这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互作用的过程，读起来相当有趣！
元符三年（1100年），宋哲宗突然驾崩，徽宗即位。刚上台时，徽宗还雄心勃勃，励精图治，试图结束已经延续达几十年的党争，所以改元“建中靖国”，企图弥和新党与旧党的矛盾，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在个人生活方面，徽宗也比较注意节俭，不敢铺张浪费。有一次，徽宗拿出一些玉制的盘碗杯盏来，小心翼翼地问群臣：“众卿家，我打算在国宴上使用这些东西，又怕别人觉得太奢华，说三道四，你们认为如何？”
这时，宰相蔡京出班奏道：“陛下，天子本来就应该享受天下的荣华富贵，区区几件玉器又算得了什么？何况，您是在国宴上使用，完全合乎情理，何必在乎别人说些什么呢？”听了这话，徽宗的心里真是美滋滋的！
要知道，蔡京饱读诗书，才华横溢，是当时的一位“大才子”。为了进一步讨好宋徽宗，使他可以放心大胆地享乐，蔡京竟然亲自站到了理论的最前沿，引经据典地炮制了一套“享乐理论”，从思想上帮助皇帝解除顾虑。
从《易经》中，蔡京推导出了一个“丰、亨、豫、大”的理论，意思是：在太平盛世，皇帝就应该有天子的气派，要敢于花钱享乐，不必拘泥于世俗之礼；否则，就会失去上天的眷顾！
此外，他又援引了《周礼》中的一个说法——“唯王不会”。在这里，“会”就是会计的意思。当时，蔡京告诉徽宗：《周礼》的意思是，自古以来，只要是君主，就可以不受限制地花钱；贵为天子，要是过分节俭，真是苦了自己，就和那些平头百姓没有什么两样了。
蔡京发明的这套理论，对徽宗来说真是“及时雨”，真是太善解人意了，已经不能用“卑鄙无耻”这四个字来形容。
按照儒家的传统理论，蔡京真可以说是一个“标准”的奸佞之徒。更不幸的是，这套“享乐理论”竟然被宋徽宗全盘接受，成为大宋朝廷的施政方针。
也许因为徽宗本人是一个艺术家，所以他的品味也很高雅，特别喜欢那些稀奇古怪的石头。按理说，在皇权国家里，一个皇帝不喜欢金山银海，只喜欢玩赏石头，岂不是天下臣民的“福气”？谁知道，皇帝的这个爱好和宰相蔡京的逢迎结合后，却产生了一个极其可怕的“怪胎”，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花石纲”！
为了讨好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蔡京专门在苏州设立“应奉局”，由他的心腹朱勔主持，专门在江浙一带搜罗奇花异石，最后竟然发展成一场灾难性的、遍及全国的“花石纲”大劫难。
为了搜寻奇花异石，各地官吏们如狼似虎，不论是高山深谷，还是深宅大院，只要有一木一石稍堪玩味，就会有官吏闯入，在上面做上记号，这玩意儿就立刻成了“御用物品”，主人必须妥善保护，稍有不慎，就是犯了“大不敬”的罪名。等到起运时，官吏们经常要拆墙毁屋，恭恭敬敬地将这些东西“请”出去。为了这个“花石纲”，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
不久，在受“花石纲”祸害最深的江浙一带发生了方腊起义。对于那些落入自己手中的地方官吏，起义军经常采用非常残忍的手段，比如：活埋、挖心、剖腹、砍断手脚、熬成膏油“点天灯”，等等。这种极端的做法，恰恰从反面证明地方官吏们的残暴。所以，就连官修的《宋史》也委婉地指出：方腊起义其实是“官逼民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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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非子》里，有一段话专门分析大臣取得君主宠幸的手段，大意是：凡是奸臣，都想顺从君主的心意，以取得君主的宠幸，获取更大的权势。所以，只要是君主喜欢的东西，他们就会加以赞美、吹捧；至于君主憎恶的东西，他们就会诋毁、攻击。
此言不虚，在皇权专制时代，就有那么一些大臣非常“细心”，经常揣摩专制帝王的性格、喜好，然后采取相应的对策，以取得皇帝的宠信，这样的大臣就是“谀臣”。
一个工于谄媚之道的大臣，不但注意研究皇帝的脾气，还能发挥主观能动性，抢先一步，将皇帝想说而没有说的话先说出来，想办还没有办的事情先办了，这才是谄媚者中的“高手”。在权力场上，这种人没有理由不受到专制帝王的赏识，成为最有权势的人物。和褪且桓龊芎玫睦印�
众所周知，乾隆一朝最大的红人当数和�1750～1799年）。终乾隆一生，他对和际浅璋屑印Ｄ敲矗瞳｜究竟凭什么取得乾隆帝的欢心的呢？作为一位“投机钻营大师”，和赜衅涔酥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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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二月，原云南粮储道海宁控告李侍尧贪赃、勒索，乾隆大怒，遂命御前大臣和几霸颇希泶税浮Ｒ宦飞希硖阍谄梅缢频乜癖迹瞳｜的脑子也在飞转：如何处理李侍尧一案？
对于李侍尧，《清史稿》有这样的评价：“（李）侍尧号才臣，帝所倚任。”仅仅几个字，就揭示了李侍尧的特点及其在乾隆心目中的地位。
李侍尧，字钦斋，汉军正蓝旗人，“机警过人”，才具非凡，还颇有来头。原来，他是额驸李世芳的四世孙，而李世芳是最早向清太祖努尔哈赤投诚的明朝大将，是清朝初年“标志性”的政治人物。
本来，李侍尧深受乾隆的赏识。因为李侍尧精明强干，政绩斐然，所以乾隆对他总是高看一眼。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在选派李侍尧为云贵总督时，乾隆表示，“各省总督老成有识，能办大事者，实无出李侍尧之右者”，对他的评价非常高。
那么，李侍尧既然兼才臣、能臣、宠臣于一身，圣眷正隆，乾隆又为什么要突然对他下手呢？和淙淮厦鳎匆皇辈虏煌富实鄣男乃迹媸前偎疾坏闷浣狻Ｔ谒男哪恐校实鄣奶炔攀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