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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悲剧-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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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在李鸿章奏请朝廷嘉奖的名单上,袁世凯也赫然在列,并称赞他“治军严肃,剿抚应机”,奏请以同知补用,并赏给顶戴花翎。看来,李鸿章真是有眼光,虽然远在千里之外,与袁世凯素不相识,单凭着一份战报,就抓住了袁世凯最大的长处——临危不乱、长于应变。

  至于吴长庆,对袁世凯的评价虽然没有李鸿章到位,但他也把袁世凯视为庆军的“第一有为青年”,所以又命袁世凯全权处理对朝鲜的外交事务。袁世凯知道后,真是大喜过望,因为这个职位非常特殊,从此他就可以以驻朝清军乃至大清国在朝鲜的“代言人”自居了!

  中国有一句名言:“乱世出英雄。”平地一声雷,在“壬午兵变”中,袁世凯扶摇直上,登上了大清国的军事、政治舞台。

  一个人的成功绝非是偶然的,他必须在某些重要关头表现出杰出的才华和能力,取得卓越的成就。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独到的眼光和手段。世人一般认为,袁世凯是从天津小站练兵“起家”的。可是,如果袁世凯没有毛遂自荐,在平定“壬午兵变”时脱颖而出,获得吴长庆和李鸿章的赞赏,清政府就根本不会注意到他这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子”,更不会在甲午战争后把编练北洋新军的重任交给他;如果他不在天津小站练过兵,光绪帝和维新派就不会找他杀荣禄、包围颐和园,他也就无法向荣禄“告密”,从而取得慈禧太后的赏识。所以,这次“毛遂自荐”可以说是袁世凯毕生事业的起点!   


“弄权”之二:同事相处之道

  古人常说:“貌和心不和!”在皇权专制时代,同僚不同心,是封建官场的最大弊病。本来,同殿称臣,大家都是“同僚”,应该和衷共济、一团和气才是。再说,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彼此之间原本没有什么矛盾和仇恨,更不应该有什么冲突。

  可是,一旦置身权力场,相会在朝堂,大家难免意见和志趣不同,就产生了分歧,进而产生了敌意,到最后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其中,固然少不了意见分歧,但主要是权力之争,另外还有什么门户之见、意气之争。这样一来,权力场上的争斗便永无宁日了。

  当然,在皇权专制政体下,这场争斗还是有一个“总裁判”的,那就是专制帝王。于是,为了置对手于死地,大家都使出种种阴谋诡计,去陷害对手,去讨好这位并非“大公无私”的“总裁判”!

  李斯:“挑拨离间”

  在中国古代政治权术的“武库”中,有这么一种威力无穷的奇妙武器:它虽然没有刀光剑影,但是,只要在须臾之间,就可以使对手“中箭落马”,跌入十八层地狱。这种神奇的武器,叫做“挑拨离间”。所谓“挑拨离间”,就是故意拨弄是非,挑拨政敌与专制帝王之间的关系,使政敌失去皇帝的信任,再假最高统治者之手除去政敌。

  韩非是一个大思想家,他曾经对君臣利害关系进行过非常透彻的论述。可惜,此人是一位思想的巨人、实践的侏儒,被老同学李斯几句谗言,就一命呜呼,真是一个悲剧!

  早年,河南人李斯非常寒伧,“为郡小吏”,最多也只是一个“科级干部”而已。所以,在风肃霜白的深秋季节,李斯先生就只能在上蔡城东门外的旷野里遛一遛野狗,和儿子们一同玩耍。

  尽管他的家庭出身不好、地位低,但李斯却不怎么安分,总想往上爬。有一天,他去上厕所,尚未解手,却惊动了厕所里的一只老鼠。这只老鼠瘦小枯干,缩头缩脑,毛色灰暗,身上又脏又臭,真是令人恶心。

  看着看着,李斯忽然想起了粮仓中的老鼠,它们一个个脑满肠肥,整日在粮仓里逍遥自在,与眼前的这只老鼠相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人生如鼠啊!不在仓,就在厕!”李斯真是感慨万千:同为老鼠,它们的命运却截然不同。最后,他不禁长叹一声:“这一辈子能否荣华富贵,就全看自己了!”

  在李斯的眼里,上蔡这么小的县城,只是“厕”,而不是“仓”。所以,素来有大志的李斯实在是待不下去了,便出门闯四方去了。

  起初,他在大师荀子的门下苦学了8年。当时,韩国的贵公子韩非也在荀子门下,两个人志同道合,情同手足,常常在一起切磋学问,谈论古今。门下弟子虽多,但荀子慧眼识人,认为韩非和李斯将来前途不可限量。

  后来,李斯西去秦国,说动秦王嬴政,被提升为掌管刑罚的廷尉,成为秦王身边不可或缺的“头号红人”。看来,李斯“梦寐以求”的仓中老鼠的生活终于得到了。从今以后,他的任务就是保住这个来之不易的地位。为了这一点,他可以不顾一切,不择手段。

  就在这时,对他的第一个威胁来了。原来,韩非的著作传到了秦国,嬴政读后大为钦佩:“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为了得到这个奇才,嬴政不惜发动一场战争,迫使韩王交出了韩非。

  一到秦国,韩非先去拜见昔日的同窗好友——李斯。韩非素来心直口快,又视李斯为“知己”,便向他表示:既然秦王对自己如此器重,自己愿意留在秦国,一展宏图。

  这天晚上,“忠厚老实”的李斯可就睡不着了,在床上辗转反侧。思来想去,李斯一咬牙,心说:无毒不丈夫,只有牺牲老同学韩非,才能保住自己刚刚得到的地位。

  看来,像李斯这样一位穷苦出身的知识分子,虽然先天条件不好,但在“权力场”上的争夺战中,他们往往比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多一点冒险意识、投机心理。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可以不择手段。按照“劣币驱除良币”的定律,在秦国权力场的斗争中,像李斯这样的人反倒容易处于优势地位。

  对此,李斯作为当事人,“心如明镜”:无论是学术、个人修养、文章的思想深度,还是谋略、决策的运筹力度,自己都远远比不上老同学韩非;只有一点,自己胜过韩非——在卑鄙无耻上,李斯干得出来的事情,韩非却做不出来。这位高傲的公子,永远扬着那高傲的头颅,注视着动乱不已的列国纷争和天下大势,却没有提防脚下的“地雷”——一心要算计他的“红眼耗子”——李斯。

  思谋已定,李斯立即去见嬴政:“陛下,听说您要重用韩非?”嬴政一楞:“是啊,寡人早就说过:‘若得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忽然阴险地一笑:“陛下,您欲吞并列国,统一天下,难道不包括韩国吗?”秦王摇了摇头:“朕要统一四海,怎么会对韩国留情?”

  这时,李斯急忙匍匐在台阶下,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说道:“陛下,您别忘了,韩非是韩国的公子,他与韩国王室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说到底,他的心还是向着他的故国,而不是陛下啊!”

  最后,秦王嬴政犹豫了,下令先把韩非关到监狱里再说。

  李斯大喜,心想:老同学,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了。然后,李斯悄悄派人给韩非送去一包毒药,“一代奇才”韩非就这样服毒自杀了。过了几天,秦王嬴政后悔了,派人去把韩非放出来,可是韩非已死,一切都晚了!

  曾布:“上纲上线”

  有人说,权力场是一个大染缸,一旦你投身权力场,就会被污染。在皇权专制时代,对手要想挑你的刺,当然很多,即使没有什么“把柄”落在政敌手里,也可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只要某人一失势,墙倒众人推,许多人就会“鸡蛋里挑骨头”,拿着放大镜审视你,什么残害百姓、贪赃枉法、沉溺酒色,甚至临阵脱逃,等等,但是,这些罪名都是官场的通病,大家半斤八两,彼此彼此,要想置对手于死地,似乎分量还不够。

  那么,怎样才能将对手彻底打倒呢?在皇权专制体制下,君主对臣下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一个“忠”字,最大的罪名莫过于谋反、叛逆。所以,一些小人就想方设法地将对手的罪名拔高到这样的高度。于是,一些无心的言语和举动就被夸大成为居心叵测的阴谋,一些忠心耿耿的大臣被描绘成张牙舞爪的恶魔……千百年来,这样的冤假错案代代不绝,不知冤枉了多少忠臣义士,进谗者的目的虽然达到了,却大伤了朝廷的元气,最终受害的还是专制帝王。

  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宋哲宗突然病死。要命的是,哲宗死前并没有指定皇位继承人。俗话说,“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哲宗死后,朝野一片慌乱。这时,宋神宗的正宫娘娘——向太后急忙召开“御前会议”,讨论新皇帝的人选问题。

  这位向太后,是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她出身名门,是名相向敏中的曾孙女。哲宗即位后,要挑选皇后,并为他的几个弟弟娶妻。当时,向太后就告诫本家族的女子,不要因为贪图富贵而参与此事。对于本家族中一些想当官的人,她也一概拒之门外,绝不通融。所以,这位正直而贤淑的向太后,在朝野享有很高的威望。

  哲宗驾崩后,向太后就成了宋朝的“当家人”,对群臣说:“国家不幸!大行皇帝无嗣,事须早定!”

  关于新皇帝的人选,宰相章惇早有考虑,他心目中的“理想人选”是神宗的第十三子——简王赵姒,认为他很贤明,而且他已经和知枢密院事曾布预先“通过气”,曾布也是满口赞成。所以,章惇立即出班奏道:“应当立大行皇帝(指哲宗)同母弟简王!”

  向太后叹道:“老身无子,诸王皆是神宗的庶子。”听向太后的意思,似乎立谁都一样。那么,向太后真的没有自己的意见吗?非也!她早就看中了神宗的第十一子——端王赵佶,认为他文彩风流,又相貌堂堂,将来一定是一个“好皇帝”。眼下,时机不成熟,向太后还不能把这个人选端到台面上来。

  章惇急忙奏道:“若以长幼论,则申王赵佖当立;若以亲疏关系论,则大行皇帝同母弟简王当立。”这位申王赵佖,是神宗的第九子,他的几位哥哥早就去世了,所以,在神宗剩下的5位皇子中,他的年纪最大。

  不过,向太后早就心有所属,便把话挑明了:“诸王都是神宗之子,何必强作区分!以次序论,也可以立端王。”

  这一回,章惇可真是急了,急忙奏道:“端王轻佻,不可以君临天下!”

  这时,曾布突然站出来,厉声奏道:“太后,章惇所发议论令人惊骇,不知他居心何在?”言下之意,是说章惇目无尊上,居心叵测。这顶“大帽子”一端出来,威力惊人,刚才还“理直气壮”的章惇也只好乖乖地闭嘴!

  那么,曾布为什么要“一反常态”地与章惇大唱反调呢?原来,他和章惇早就有矛盾。自从哲宗亲政后,章惇就一直担任宰相,大权独揽,专横跋扈,盛气凌人,经常连曾布的意见也听不进去。现在,曾布对章惇“落井下石”,可谓“一箭双雕”:既讨好了向太后和未来的宋徽宗,又打击了章惇的嚣张气焰。

  为此,曾布不顾“同僚之谊”,将问题“上纲上线”:用令人无法承受的罪名来迫使对手闭上嘴巴。几千年来,这种战术被许多人视为“利器”,具有极大的杀伤力,几乎所向无敌。

  眼见章惇已经“溃不成军”,向太后暗暗得意,最后“拍板”:“申王有病,不能做皇帝。先帝曾说过,端王赵佶有福寿,而且有仁孝之德,当立为嗣君。”

  就这样,后来证明绝不仅仅是“行为轻佻”的端王赵佶坐上了龙椅,变成了宋徽宗。过不了多久,许多人就会看到,那位被认为是“奸臣”的宰相章惇不幸言中了:赵佶根本不适合做皇帝。其实,“轻佻”云云,显然是太看轻了赵佶“祸国殃民”的本事。

  章惇这个人虽然有种种过错,但他此时此刻的确说出了一句非常有远见的真话,却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成为徽宗时期的第一个“政治牺牲品”。新皇帝即位后,曾布又给章惇“下绊子”——在徽宗面前大肆攻击章惇,结果章惇很快就被贬,辗转飘零,最后悄无声息地死在了遥远的睦州,而曾布虽然“顺理成章”地坐上了宰相的位子,一跃而为时代的新宠,却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历史虽然不是个人所能左右的,但某些重要人物却足以改变它的方向,曾布和向太后就是如此!   


“弄权”之三:驭下之道

  俗话说得好,“众人拾柴火焰高”!在皇权专制时代,权力场上往往是鱼龙混杂、刀光剑影,你如果只是一个“光杆司令”,没有一群得力的部下支持、拥护你,为你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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