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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就处分了这几个考官，李宗闵和牛僧孺也因此没有受到提拔。
也许在宰相李吉甫看来，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数十年后，有人仍然对此耿耿于怀，并给他的儿子——另一位杰出的宰相李德裕酿成了一场重大的灾难。要是能够“未卜先知”，预先知晓这件事的后果是多么严重的话，李吉甫一定会追悔莫及。
不过，这次制举案还只是一个原因，真正的“导火索”却是因为一次常科考试而点燃的，这就是长庆元年（821年）的进士科考试。
这时，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已经相继入朝为官，开始在政坛上有发言权。在这次考试前，有两位大臣曾私下托考官钱徽照顾他们的亲戚。偏偏，钱徽此人刚正不阿，没有理睬他们。于是，他们就揭发钱徽在主持考试时徇私舞弊。
恰好，李宗闵有一个亲戚也来参加考试，被钱徽录取了，穆宗就怀疑是李宗闵在幕后“捣鬼”，便询问翰林学士李德裕，李说确有此事。所以，钱徽立即被降职，李宗闵也受到牵连，被赶出朝廷。
这次事件，实际上是李宗闵与李德裕的冲突，而牛僧孺与李宗闵关系亲密，也站在他的一边。至于李德裕，在朝廷里也得到了不少官员的支持。从此，唐朝的官员正式分为两大派系，互相倾轧，两派明争暗斗。
文宗即位后，李宗闵又走宦官的路子，当上了宰相。经李宗闵推荐，牛僧孺也被提升为宰相。在李、牛二人联合执政期间，他们重用的都是自己的门生、故吏，当时长安城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门生故吏，不牛（牛僧孺）则李（李宗闵）。”至于李德裕，则被赶到西川去当节度使。
在西川任上，李德裕暗中联络一个吐蕃将领，收复了边陲重镇维州（今四川理县）。这本来是李德裕立了一功，宰相牛僧孺却非常嫉妒，就告诉唐文宗：“收复一个维州，算不了什么，要是跟吐蕃搞坏关系，才不划算呢！”就因为他这么一句话，文宗便命李德裕把维州“还”给吐蕃。眼看已经到手的“战利品”竟然要“完璧归赵”——归还给吐蕃，李德裕差点没有被气死。
没多久，有人告诉文宗：在战略上，退还维州城是一大失策，还说这是牛僧孺故意排挤李德裕。文宗知道后，非常懊悔，也就疏远了牛僧孺。
当时，宦官的势力非常大，经常干预朝政，而文宗本人又没有主见，一会儿用李德裕为宰相，一会儿让牛僧孺当宰相：李党当政了，就要排挤牛党；牛党在位，李党也没有好日子过。于是，这两派势力就像“走马灯”似地转悠着，把朝政搞得十分混乱。到最后，连文宗这位“万岁爷”也搞不清谁是谁非，说了一句无限感慨的话：
“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实难！”
这时，唐文宗实际上受制于宦官，但他不敢公然指斥宦官，只能指责闹“藩镇割据”的河北三镇，用“河北贼”来与朝廷里的“朋党”相提并论。其实，在这里，如果用“家奴”来代替“河北贼”倒是更恰当！
为了争权夺利，牛党、李党都争着讨好宦官。李德裕在做淮南节度使时，大宦官、监军杨钦义被召回京城。临行前，李德裕专门为他办了一桌丰盛的酒席，还送给他一份厚礼。所以，杨钦义一回朝担任枢密使，就在武宗面前竭力推荐李德裕。结果，李德裕很快就做到了宰相，牛僧孺、李宗闵则掉到了“阴沟”里——都被贬到南方。
武宗在位时，李德裕深受宠信，当了好几年的宰相，执掌朝廷大权。会昌六年（846年），武宗病逝，皇叔李忱即位，是为“宣宗”。宣宗一上台，就把李德裕撤职，并重用牛党人士。不久，李德裕被贬到崖州（今海南省），病死在那里。直到懿宗即位，才开始重新起用李党人士。
至此，闹腾了几十年的“牛李党争”终于收场，但是大唐朝已经在这场党争中元气大伤了，正在一步步地走向灭亡。
其实，牛党和李党虽然在政坛上斗得你死我活，也主要是围绕“宰相”这个位子争夺。总之，谁当上宰相，执掌朝纲，这一派就得势，另一派就要失势，反之亦然！
古往今来，中国人向来讨厌朋党：一是“结党”很容易与“营私”挂钩；二是党派之间的争斗，对于皇权国家和政治安定不利。所以，许多年以后，还有不少人在喋喋不休：李宗闵、牛僧孺与李德裕为什么要争斗？牛党和李党，到底谁是谁非？换句话说，到底哪一方是“朋党”，还是两方都是“朋党”？
不过，这件事也不稀奇！几千年来，在皇权专制体制下，中国人素来喜欢“窝里斗”。其实，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之分，何况是在残酷的、遵循“丛林法则”的“权力场”上！
“此起彼伏”的首辅争夺战
自从朱元璋废除丞相之后，在明朝就只设立内阁大学士，专门为皇帝草拟文墨，提出参考性的意见（即“票拟”），但最后决定权仍然掌握在皇帝的手里。从明成祖时开始，内阁大学士可以参与讨论国家大事。到了仁宗以后，內阁的地位逐步提高，开始高于六部。
总的来说，内阁大学士的权力要比过去的丞相小得多。不过，如果皇帝懒惰，或者是年幼，不能亲理朝政，这时内阁大学士的地位就会“非比寻常”，甚至可以代天子处理朝政。
当时，内阁里往往有好几位大学士，起初还不分彼此，没有谁的地位高谁的地位低的问题。时间一长，一些大学士深受皇帝的宠信，或者是资历比较老，就逐渐“凌驾”于其他大学士之上，成为“首辅”（即首席大学士）。在正德以后，内阁首辅负责“票拟”——起草上谕，其地位进一步上升。
特别是到了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内阁的权力发展到了顶峰，出现了一大批赫赫有名的内阁首辅，实际上就是“权相”。因为首辅的地位日益显赫，所以，阁臣们为了争夺首辅的位置相互倾轧，愈演愈烈，往往是“首辅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嘉靖晚年，内阁大学士徐阶看准时机，利用严嵩失宠的机会，将他打倒，然后自己当上了首辅。
不久，嘉靖终于“成仙飞升”了，隆庆登基。不过，隆庆是一个“老实人”，没有多少政治才干，宽厚得甚至有点过分，上朝时经常是一言不发，任由群臣争吵。于是，大臣们就有些肆无忌惮，内阁里也开始了混斗。
这时，名臣张居正也进了内阁，但他当时还是一个“小字辈”，无论是他的老师徐阶，还是好友高拱，都比他资格老，他也只能先站在一旁静观内阁的混斗。
原来，在嘉靖帝死后，首辅徐阶私下草拟了一份遗诏，然后颁布，事先并未与高拱等阁臣商议。这份遗诏纠正了嘉靖时期的一些弊政，因而获得了朝野的称誉。但是，高拱原来是隆庆皇帝的藩邸旧臣，与皇帝关系密切，所以，他乘机攻击徐阶“大不敬”，竟然诽谤先帝，应当治罪。
当时，徐阶与高拱各自指使言官，相互攻击。最后，隆庆心烦意乱，就来了一个“各打五十大板”，先命高拱致仕，后命徐阶退休，让内阁大学士李春芳继任首辅。
不过，高拱毕竟是隆庆的老师，所以皇帝很快就将他召回，再次进入内阁。这时，内阁首辅是李春芳，他非常平庸，只想保住自己的位子，不思进取。就是这样，他还是遭到高拱的排挤，被迫下台，由高拱继任。
隆庆在位期间，忙于修建宫苑，整日在后宫游玩享乐，朝廷政事大多交由内阁处理，所以内阁的地位越发重要了。与张居正一样，高拱也是一位能臣，北方鞑靼的边患就是在他手里得到解决的。高拱这个人性格比较急躁，喜欢专权，不愿与别人分享权力，所以，他与张居正的政治观点虽然比较接近，但两个人很快就出现了矛盾，高拱对张居正不太放心，张居正也时刻在盯着高拱的位置。
隆庆六年（1572年），隆庆驾崩，年仅10岁的小皇帝万历登基。临死前，隆庆指定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为“顾命大臣”，负责辅政。
不过，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原来，自从明成祖以后，太监的势力很大，特别是司礼监可以“批红”，借着皇帝的朱笔，其权力可以无限扩大，司礼监的掌印太监素来有“内相”之称。隆庆死后，小皇帝年幼，在陈太后和万历帝的生母李贵妃的支持下，太监冯保假托隆庆的遗诏，升任司礼监掌印太监，并兼管东厂。
对此，高拱很不高兴，便策动言官弹劾冯保。在他的眼里，冯保只不过是一个“小”太监，是根本斗不过自己这个内阁首辅的。可是，“得意忘形”的高拱忘记了两点：一是皇帝年幼，在皇宫里实际上是陈太后和李贵妃当家，而冯保既然能够升任掌印太监，必然得到了她们的支持；二是“打狗还得看主人”，小皇帝万历年幼，又刚刚登基，高拱就弹劾他身旁的冯保，未免有点过分。
这时，高拱弹劾冯保，十之八九是要碰个“头破血流”的。但是，高拱是一头“犟驴子”，竟然这样做了，最后也只好灰溜溜地下台。在这场斗争中，张居正表面上保持中立，实际上他是支持冯保的，所以，高拱一下台，他就立即升任首辅。随后，张居正秉政10年，成为有明朝权力最大的内阁首辅。
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刀下鬼”夏言
自从宰相出现后，这个职务往往是由好几个人来担任：在秦朝及汉朝初年，是设立左、右两位丞相；隋唐时，尚书、中书、门下三省长官都是宰相；宋朝在宰相之外另设“参知政事”，作为“副相”；明朝时，内阁里有好几位大学士；清朝也有好几位军机大臣。总之，宰相是作为一个集体存在的。
不过，宰相既然不只一个人，就存在一个谁的权力大谁的权力小的问题。例如，明代的内阁掌“票拟”——起草谕旨，但负责票拟的只是首辅，其他大学士只是“参论而已”。于是，为了争夺这个首席宰相（首辅）的地位，宰相们往往是明争暗斗，互相倾轧，不少宰相就在这种权力斗争中被赶下台，甚至丢掉了性命。
夏言（1482～1548年），字公谨，号桂州，江西贵溪人。嘉靖二年（1523年），夏言以兵科给事中的身份出按皇庄，力主归还被侵占的民田，禁止勋戚受献庄田，受到皇帝的赞许，升任吏科都给事中、礼部右侍郎、礼部尚书。嘉靖十五年（1536年），又加少保、少傅、太子少师，以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进入内阁。嘉靖十七年（1538年）升任内阁首辅。
纵观夏言的仕途，真是“一帆风顺”。最后，他竟然做到了首辅，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好不得意。可是，好景不长，他很快就遇到了一位“劲敌”，就是他的江西老乡严嵩。
原来，严嵩的地位和声望都低于夏言，靠着巴结夏言，才逐渐受到重用。在夏言升任内阁首辅后，严嵩便接替他做了礼部尚书。但是，官欲熏心的严蒿并不满足，又盯住了“内阁首辅”的宝座。这时，在严嵩的眼里，夏言已经不再是他的“靠山”，反而成了他继续向上爬的“绊脚石”；而且，夏言恃才傲物，严嵩呈送的文稿经常被他改得一塌糊涂，有时干脆打回去让他重写。所以，严嵩对夏言真是又恨又怕，经常在暗地里咬牙切齿。
夏言为人正派，颇有才干，而且在朝廷里很有威望，因而深得皇帝的宠信。严嵩知道，夏言是一颗大树，想一斧子砍倒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就采用“绵里藏针”的手法对付夏言：一方面，对夏言阳奉阴违，非常谦恭、和顺；另一方面，抓住夏言的弱点，为打倒夏言做准备。
当然，要扳倒夏言，主要还取决于嘉靖的态度。所以，严嵩就拼命在嘉靖的身上“下工夫”，投其所好，百般逢迎。嘉靖十八年（1539年），京城上空彩云满天，道士们都说这是五彩祥云，大吉大利。这时，严嵩便发挥自己“笔杆子”的长处，绞尽脑汁，写出了一篇《庆云赋》，呈献给皇帝。嘉靖看后，连连击节叫好，严嵩大受鼓舞。不久，他又趁热打铁，呈献了一篇《大礼告成颂》，嘉靖读后爱不释手。从此，他对严嵩另眼相看，宠眷日深。
当时，嘉靖信奉道教，便命人制作了5顶道士戴的沉水香叶冠，分别赐给夏言、严嵩等人。为了讨好皇帝，严嵩每次入朝时，都戴上香叶冠，还在冠上加罩轻纱，以示虔诚，嘉靖当然是满心欢喜。
相比之下，夏言认为香叶冠不是正式朝服，不适合朝臣穿戴，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