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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悲剧-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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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所以,对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来说,隐居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有顽强的毅力和忍耐精神。

  顾宪成“金盆洗手”

  顾宪成(1550~1612年),字叔时,号泾阳,江苏无锡人。万历八年(1580年),他以二甲第二名考中进士,出任户部主事。初涉权力场,他就锋芒毕露,竟然对权臣张居正不满,还写信给内阁次辅申时行,怂恿他站出来“匡救”时事。

  当张居正病重时,文武百官纷纷为他祈祷。对于这种阿谀奉承,顾宪成感到羞耻,从不参与。一些同僚见了,都为他捏把汗,就代他在一封给张居正的“慰问信”上签名。不料,顾宪成知道后,急忙赶去把自己的名字抹掉。在这一点上,他的人品固然令人钦佩,却与当时的官场“格格不入”。

  后来,万历帝不喜欢长子朱常洛,想立次子福王(他母亲是宠妃郑贵妃)为太子,结果遭到了群臣的反对。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考功员外郎顾宪成带头上书,建议立朱常洛为太子,触怒了万历皇帝,被革职为民。不久,他弟弟顾允成、朋友高攀龙也先后脱离权力场,回到无锡。

  顾宪成兄弟和高攀龙等人都是生性比较豁达的人,一旦脱离权力场,他们就像出了笼的鸟儿一样,可以自由翱翔。于是,他们就将恼人的政治抛到一边,在一起讲求学问,显现出所未前有的洒脱。

  因为顾氏兄弟的名声很大,学问又做得好,所以当地的士子们纷纷前来求教。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顾氏兄弟建造了“同人堂”,与士子们一起探讨学问。没多久,因为前来向他求教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同人堂又显得过于狭窄,所以,顾宪成就有意恢复宋朝人杨时在无锡城东创办的“东林书院”。

  在征得当地官府的同意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顾宪成等人修缮了杨时的祠堂,又和一批同仁一起捐资重建精舍,这就是“名噪一时”的东林书院。

  对于当时盛行的“阳明心学”,顾宪成有颇多微词,意欲拨乱反正,光大程朱理学。所以,在为东林书院草拟的《院规》中,他遵循朱熹白鹿洞书院的《学规》,制定了四要、二惑、九损,其核心就在于“尊经”——尊重儒家经典,反对空谈。可见,顾宪成创办东林书院的宗旨是:正本清源,使天下读书人信奉程朱理学,不为异端邪说(主要是“阳明心学”)所迷惑。

  至于东林书院的日常功课以及他们的议论焦点,并不是时政,而是学术,这一点在《东林会约》中有明确规定:

  “每会推一人为主,主说《四书》一章,此外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凡在会中,各虚怀以听,即有所见,须俟两下讲论完毕,更端呈请,不必搀乱。”

  显然,他们聚在一起,主要是读《四书》,交流自己的学习体会。在为弟弟顾允成写的《小传》中,顾宪成也提到东林书院的日常活动:

  “每岁一大会,每月一小会,弟进而讲于堂,持论侃侃,远必称孔孟,近必称周程,有新奇险怪之说者,辄愀然改容,辞而却之。”

  由此可见,备受后人瞩目的东林讲会,并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群情激昂地抨击时政,而是在一起研讨《四书》,从孔孟一直谈到程朱。顾宪成去世后,主持书院的高攀龙、吴觐华继续坚持这一原则,再三强调:“东林之教原本程朱,以穷理致知”。

  至于个中的缘由,不言自明。原来,顾宪成等人下野后,对于权力场上的纷争早已厌倦,所以,在回乡后,他们以创办东林书院来寄托心志,只谈学问、莫谈国事似乎已经成为他们的行为准则。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朝廷曾命顾宪成出山,担任南京光禄寺少卿。对此,顾宪成毫不动心,立即写了一份辞呈,强调自己早已不问朝政:

  “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恝然置安危理乱于不问,以自便其身。”

  这是顾宪成当时心态的真实写照,他早就把自己看作一个“桃花源”中人,对官场已经丝毫不感兴趣了。

  第二年,在给好友李三才的信中,顾宪成再次说明自己辞官不做的原因,表示自己要专心办好东林书院,优游于林间水下,不再过问朝政:

  “东林之社是弟书生腐肠未断处,幸一二同志不我弃,欣然其事,相与日切月磨于其中。年来声气之孚渐多应求,庶几可冀之以补缉桑榆,无虚此生,一旦委而弃之,既有所不忍。凭轼而观,时局千难万难,必大才如丈(指李三才),卓识如丈,全副精神如丈,方有斡旋之望。如弟仅仅可于水间林下藏拙耳,出而驰驱世路,必至偾事。”

  所以,在亲手制定的《东林书院院规》里,顾宪成谆谆告诫书院同仁:不许“评有司短长”、“议乡井曲直”。意思是,不得评论朝廷的官员以及地方政治。他的后继者吴觐华更是明确规定:“学问二字原不尚议论”;“自今谈经论道外,凡朝廷之上、郡邑之间是非得失,一切有闻不谈,有问不答,一味勤修讲学”。

  凡此种种,都说明东林书院最多只是一个“学术团体”,只是为学问而学问,竭力远离政治纷争。可是,清朝人在编写《明史》时,竟然给东林书院戴上了一顶“(在)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的“高帽子”,从而误导了后人,以至于一些人把东林书院误解为议论时政的讲坛。对此,美国学者贺凯“一针见血”地指出:

  “明末东林运动的失败,代表传统儒家价值观念与现实恶劣政治势力斗争的一个典型,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但不是一个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团体。”

  不过,虽然顾宪成以“桃花源中人”自居,在东林书院潜心学问,不再过问时政,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政治还是找上了他,麻烦恰恰来自他的好友李三才。

  李三才,是明朝后期罕见的“干才”。早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他就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的身份先后出任漕运总督、凤阳巡抚,政绩卓著。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内阁大学士朱赓病逝,补充阁员成为朝廷的“当务之急”。这时,一些官员认为,李三才是一个“理想”的阁员人选。

  可是,朝廷里派系林立,互相倾轧,李三才这种既有声望又有才干的封疆大吏,当然不受某些权贵的欢迎。为了阻止他入阁,内阁大学士李廷机指使工部郎中邵辅忠出面弹劾李三才,无中生有地给李三才勾画出一副“贪官”的嘴脸,并将这个问题“上纲上线”:

  “一时只知有(李)三才,不知有陛下,主上势孤,党与日甚。”

  同时,御史徐兆魁也跳出来,在“结党营私”的问题上大做文章,“含沙射影”地指出:李三才背后有一个“党”,而且这个“党”就是“藉道学为名”的东林书院。

  这么一来,早已退出江湖的顾宪成不得不出面为李三才辩白。为此,他曾给内阁首辅叶向高、吏部尚书孙丕扬写信:“(李)三才至廉至淡漠,勤学力行,为古淳儒,当行勘以服诸臣心”,希望他们能够查明真相,秉公处理。不料,这些信件竟然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刊载在邸报(政府公报)上,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那些反对派以为抓住了“把柄”,纷纷攻击东林书院“遥执朝政”。

  这真是大大出乎顾宪成的意料!他之所以写这些信,只是出于与李三才的深厚友情,不愿看到挚友落难,并没有别的意思。顾宪成大概是在“桃花源”里生活得太久了,实在是书生气太足了。过去,在权力场上,他就是特立独行;如今,他已经是一个在野人士了,依然对政治的险恶估计不足,导致事态越来越大,对李三才和东林书院的攻击也越来越升级。

  古人云,“官场如战场”,政治斗争的险恶实在是难以预料,不仅李三才陷入了危机,就连顾宪成和东林书院也受到了牵连。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乘机把李三才和顾宪成“挂钩”,并给他们扣上了一顶“大帽子”——“东林党”。

  到了万历四十年(1612年)五月,在政敌的一片指责和诽谤声中,顾宪成不幸与世长辞。

  此后,对东林书院的攻击越来越“上纲上线”,有人竟然给它扣上了一顶“大帽子”,说它是“遥制国是”的一个“党”。例如,御史田一甲宣称:东林书院“以道学之名号召天下”,“以故李三才、王元翰等一入其党,而贪可为廉;黄克赞、史继偕等不入其党,而贤可以为不肖”。在田一甲的眼里,东林书院不但是“党”,还有严密的组织关系:“入党”?“不入党”?真是荒唐之极!顾宪成到底何时“建党”?李三才等人又何时“入党”?

  到了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权,对东林书院的迫害更是变本加厉。当时,魏忠贤的亲信王绍徽炮制了一本《东林点将录》,公然将李三才列为“东林党”的第一号人物,其地位相当于梁山上的晁盖,“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又把与东林书院有关的人,以及它的同情者全部网罗进去,毫不留情地镇压,上演了一幕幕人间悲剧!

  最后,天启五年(1625年),由官方出面,将东林书院彻底捣毁。

  至此,在明朝历史上曾经轰动一时的东林书院,前后只存在了短短的21年时间就毁于皇权专制国家的暴力之手,真是让人唏嘘不已!

  “人来疯”尹嘉铨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尹嘉铨,是一位道学先生,他专门讲授《朱子集注》,在当时已经是“小有名气”,官也做到了大理寺卿(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按说,做官能熬到这个位子上,已经可以了。可是,人就是这样贪心:在缺钱时,物质欲望特别强烈;有了钱以后,权力欲望又会上升;而在官瘾、钱瘾都满足以后,求名的欲望就会浓厚起来,最好是能“举世闻名”。

  小孩子有时会说一些疯话,希望大人注意他,这恐怕是“初级阶段”的求名。至于成年人的“人来疯”,或者是故意装疯卖傻,或者是唱唱反调,或者是故作惊人之语。总之,为了求名,自己炒作自己,企图引起别人的注意。这事一点也不奇怪,至少在中国文坛,大家早就司空见惯了。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尹嘉铨退休后,回到老家——直隶博野县时,已经是一名非常“体面”的乡绅了。按理说,他该在家享享清福了吧!可他却不甘于寂寞,因为“名”这个东西就好比是海洛因,一染上就没救了,甚至连死后墓志铭怎么写,都要斟酌再三,这就是求名的欲望在作怪!

  最后,在名的诱惑和驱使下,尹嘉铨竟然做出了一件让乾隆皇帝“大为光火”的事情。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四月,乾隆西巡五台山,驻跸保定。这时,尹嘉铨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名欲了:这样的接驾盛典,又近在咫尺,乾隆怎么会忘记自己这个老臣呢?所以,他就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时常站在村口,向北眺望,看看会不会突然传来一道圣旨,传召他入觐。这位道学先生就一直站在村口,左等不来,右等不到,真是“心急如焚”啊!直到后来,他才想通了:那些地方官们才不愿意他出场,分享一份“皇恩”呢!

  按说,博野县离保定府也很近,这位尹老先生完全可以自己去求见皇帝,尽一份老臣“护驾”之心,估计乾隆也会体恤他这一片“犬马之情”,不会一顿乱棍把他打出来;或者是采取“鸵鸟政策”,死心塌地在家呆着,只当没有这回事,也就不会出问题了。

  但是,这位尹老先生偏偏做不到,在家里坐立不安。看来,他很可能得了一种“多动症”。根据现代医学的原理,这种病的患者往往具有很大的冲动性,做事经常不加思考,至于后果更是想也不想。

  最后,尹嘉铨灵机一动,想出了为自己已经入土的老父亲——尹会一“添光加彩”的主意:一是请皇帝赐谥号;二是让父亲从祀文庙。如果皇上恩准,自己既当上了孝子,又可以大出风头,在父老乡亲面前露一露脸。所以,天刚蒙蒙亮,他就把大儿子叫了起来,命他火速前往保定府,呈上一份请谥的奏折。谁知,尹嘉铨不仅好梦破灭,还招来一场杀身大祸。直到被押赴刑场,他才后悔自己这一回的“人来疯”实在是玩得太过分了。

  作为一个前任大理寺卿,尹嘉铨不可能不知道:此前,乾隆已经处理了已故江苏举人徐述夔的诗歌案子,这件案子涉及到许多人,还有很重要的高层人士。不过,他当时忙着讨小老婆,竟然忽略了这件大案。

  尹嘉铨如果不是名欲熏心,就应该从徐述夔的案子里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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