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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桓、灵二帝都是出了名的昏君。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贪欲，他们想出种种“稀奇古怪”的法子搜刮金钱，甚至明码标价，公开卖官鬻爵，把一部分权力直接转化成金钱，充分暴露了皇权专制体制的腐朽性。
由于统治集团骄奢淫逸，沉湎于金钱的深渊中，皇权国家制度出现了巨大的分裂和演变，再加上黄巾大起义的打击，东汉政府的权威急剧下降，各地军阀纷起，统一的专制皇权被割据势力所取代，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三足鼎立”的时代——三国时期。
当时，大军阀董卓一度把持朝政，利用权力掠夺了大量金钱，真让人触目惊心。为了榨取更多的金钱，他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指挥军队烧杀抢掠。在他的大本营——郿坞，藏有黄金3万余斤，白银9万余斤，各种珍宝不计其数。但是，这个吞噬金钱的恶魔，不久就被金钱所吞噬了——司徒王允设计处死了他，并将他那用金钱喂养得肥肥胖胖的身躯点了天灯！
隋文帝杨坚，是隋朝的开国皇帝，非常注意节俭。为了限制专制权力对金钱的肆意掠夺，杨坚采取“两手政策”：一方面表彰和擢升廉洁的官吏，并赐给官吏们职分田，限制官员利用公款放债盘剥人民；另一方面，他对贪官污吏毫不手软，一发现官吏贪污、受贿，就严惩不贷，连太子杨勇、秦王杨俊也因为生活奢侈，耗费大量金钱，被他废黜。
不过，隋文帝毕竟是专制帝王，他之所以限制权力对金钱的攫夺，无非是为了坐稳龙椅，巩固自己的权力，所以他也有穷奢极欲的一面：
有一次，他命令大臣杨素修建仁寿宫。杨素素来狡诈而贪婪，在隋文帝大力提倡节俭之风时，他竟然“反其道而行之”：建造豪华府第，又抢夺大量良田、美女，对老百姓欺诈勒索。可是，这样一个凶狠、贪婪的大官僚，却被隋文帝认为是一个正直、廉洁的好官。
杨素领命后，征发数十万民夫，用两年的时间建成了一座宏伟、壮丽的仁寿宫，简直可以和秦朝的阿房宫相媲美了。等宫殿建成后，隋文帝亲自前来查看，见那宫殿依山傍水，连绵宛转达一百多里，又听说死了数万民工，顿时脸色大变，怒斥杨素：“你这个佞臣，竟然这么干，是想让天下人埋怨我啊！”群臣一见，都替杨素捏一把汗，以为他这回准要倒霉了：轻则罢官，重则丢掉小命。
令人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天隋文帝又召见杨素，反而夸奖他：“爱卿，你知道朕老了，没有地方娱乐。现在，你建了这样一座宫殿，岂非忠心耿耿？”然后，杨坚又下令重赏杨素。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杨坚耍的是“两面派”的手腕：既要享受生活，又要装腔作势，摆出一副“廉洁”的姿态。
当然，在隋文帝时，比较注意节俭，贪官污吏们也不时受到惩处，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专制权力对金钱的搜刮掠夺，社会风气也比较清明。但是，到了隋炀帝时，皇帝带头腐化、淫乐，残酷搜刮人民的金钱。于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大小官吏纷纷效仿，举国上下腐败成风，整个社会风气完全被毒化。最后，被金钱这只“蛀虫”蛀空了的大隋帝国很快就垮台了。
由唐朝到宋朝，从宋朝到元、明、清，历代王朝无不是以对金钱的掠夺开始，而被金钱所腐蚀、演变结束。几千年来，在专制王朝的更迭过程中，金钱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政治腐败的标志——权钱交易
在皇权专制时代，就像得了麻疯病的人毛发会急剧脱落一样，一个政权腐败的明显标志就是卖官鬻爵，贪污受贿，以权换钱，而且非常普遍。
东汉灵帝时，为了榨取更多的金钱，皇帝竟然大张旗鼓地卖官鬻爵，就和在市场上卖东西差不多。当时，灵帝在国都洛阳开设了一个名为“西园”的官爵交易所，公开拍卖各种官爵，有高有低。一般，地方官要比京官高一倍，因为地方官可以直接搜刮民脂民膏，比京官的油水大得多。如果有好几个人同时争夺一个官职，就要进行拍卖——竞价投标，卖给出价最高的人。
当然，在出卖官爵时，也要考虑买官人的身份、地位和家庭状况，可以酌情增减：地位高、有威望的人可以减价；社会地位低、名誉不好、家底子厚的人可以加价。例如，三公（指太尉、司徒、司空）的标价是1000万钱，名士崔烈要购买司徒一职，结果打了5折；曹嵩（曹操的父亲）要买个太尉，因为他是宦官，名声不好，结果价钱涨了10倍，达到1亿钱。
至于那些用钱买来的官儿们，为了把本钱捞回来，当然会掘地三尺，拼命搜刮民脂民膏。所以，他们一到任，就来了一个“新官上任三把火”，立即升堂办案。所谓“办案”，就是通知原告和被告赶快拿钱来，谁给的钱多，谁就有理，谁就可以打赢官司。于是，颠倒黑白，诬良为盗，草菅人命，把娼妇捧为贞女，将贞女贬为淫妇，等等，无奇不有，一塌糊涂！
一个政权竟然可以公开出售官爵，其腐败是不言而喻的。这时，东汉王朝已经病入膏肓，汉灵帝昏庸无能，重用宦官，公然告诉百官：“张常侍（指宦官张让）是我父，赵常侍（指宦官赵忠）是我母，你们都得把他们当作父母来孝敬！”
作为“一国之君”，汉灵帝非常贪婪，想方设法地搜罗钱财。当时，他在寝宫里设了好几个大柜，装满奇珍异宝。如果有人进献贡品，他都要亲自过目，把自己喜欢的东西留下，他看不上的东西才交给国库。对此，灵帝非但不以为耻，还给这种卑劣的行为起了一个名字：“导行费”。宦官吕强实在看不下去，曾多次规劝，灵帝却把脖子一扬：“朕乃一国之君，就是全部留下也不为过，何况这区区之数！”
由于汉灵帝贪婪无耻，东汉末年的权钱交易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贪污、贿赂之风大行其道。在这样的社会里，金钱成为人们惟一的“至爱”，而在皇权专制政体下，权力的大小又直接决定了获取金钱的多寡，权力越大，就可以捞到更多的金钱。
于是，全国各地（从繁华的国都洛阳到穷乡僻壤），到处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他们就像恶虎豺狼一样疯狂地吞噬着民脂民膏。最后，人民实在是活不下去，被迫喊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揭竿而起，向腐朽的东汉政权发起猛烈冲击！
像这样公开的卖官鬻爵，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比较突出的是西晋。
西晋建立后，晋武帝司马炎荒淫无耻，为了中饱私囊，他竟然利用手中的皇权大肆卖官，致使冠盖遍地，王侯如蚁。
有一次，司马炎问大臣刘毅：“爱卿，你看寡人和前朝哪位皇帝相似？”刘毅为人刚正不阿，便答道：“陛下与东汉的桓、灵二帝非常相似。”司马炎脸色陡变，悻悻地问：“寡人平定吴国，统一天下，功比天高，你竟然把我比作桓帝、灵帝两个昏君，是何道理？”刘毅冷冷一笑：“桓帝、灵帝之所以是昏君，因为他们卖官鬻爵，陛下不也在这样做吗？何况，桓、灵二帝卖官，钱交国库，而陛下卖官，钱入私囊。可见，陛下连桓、灵二帝还不如呢！”司马炎一听，勃然大怒，立即下令将刘毅推出午门斩首。群臣一见，急忙跪倒求情，司马炎这才“龙恩浩荡”，将刘毅打入天牢。
不过，卖官鬻爵只是权钱交易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极其简单、易行，但受益者主要是专制帝王和他周围的一小撮人，受害者却是广大老百姓，很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导致这个政权土崩瓦解。所以，一些头脑较为清醒的帝王不敢采用这种“饮鸩止渴”的办法。
贪污和贿赂，是最普遍的权钱交易形式。特别是贿赂，就像空气一样弥漫在“权力场”上，腐蚀着皇权专制国家的权力基础，毒化了社会风气，发出一股铜臭气息。
例如，大贪官严嵩倒台时，从他家里抄出“纯金器皿共3185件，重11000余两，玉器共857件，耳坠耳环共267双，布缎绫罗纱共14300余匹，扇柄27300余把，南昌和分宜第宅房店共3300间”。此外，从严嵩家里还抄出了金银象棋好几百副。对此，连明朝人沈德符都大发感叹：本来，对弈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如果拿着一颗颗用纯金浇出来的棋子对弈，沉甸甸的，岂不累煞人也？
过去，有一则笑话。有一次，一位地方官员离任，将他任职期间搜括的财宝全部装车运走。最后，这位官员巡视长长的车队，发现末尾那辆车上坐着一个白胡子老头，便问道：“你是谁？”小老头答道：“我是本地的土地爷！”这位官员大惊：“土地爷，我已经不在你的地面上做官了，你还跟着我干什么？”谁知，这位土地爷一脸苦相：“老爷！您把这里的地皮都搜括走了，我不跟着您，又跟谁？”
这虽然是笑话，却反映了一个事实：在皇权专制国家里，从上到下，几乎是无官不贪，有时连皇帝本人也可能是最大的贪污犯。
相对而言，卖官鬻爵是公开进行的，容易受到全社会的谴责，也容易禁止，而贪污、贿赂就不同了：它是在暗地里进行的，不容易被察觉，很难彻底铲除，所以它的危害就更大。
在皇权社会里，贪污、贿赂的手段多种多样，千差万别，但是必须具备一个条件，那就是权力。没有权力，就绝对不会出现贪污、贿赂；同时，贪污、贿赂通常也是和权力成正比的，权力越大，贪污、贿赂的数量和几率就会越多。
贪污腐败的总根源——皇权国家体制
对于皇权国家的贪污腐败，在前面，我们已经进行了充分的揭露。那么，这种情况的总根源是什么？我认为，就在于皇权国家体制本身，也就是说，官僚们贪污腐败是皇权国家体制的“副产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大面积的腐败已经升级为“制度性腐败”了，而不再是单纯的个人腐败！
在皇权国家里，官僚的贪污腐败之所以是必然的，主要是因为：在皇权专制体制下，有两种特殊的关系，一是君臣之间的“虎狼关系”，二是官民之间的“猫鼠关系”。
在君臣关系方面，大思想家韩非有一番“高论”。春秋后期，有一天，齐景公和晏子到海边巡游，回首看着齐国的大好河山，景公不禁大发感慨：“多么美丽的土地啊！将来，它会属于谁呢？”晏子答道：“也许是田氏吧！”景公大惊：“我的国家为什么会归田氏所有？”
这时，晏子就告诉他：田成子努力经营自己的封地，从各方面满足社会各阶层的要求，使人民“归之如流水”。景公听着听着，不禁流下了眼泪：“真是可悲啊！我的国家将归田氏所有，那该怎么办呢？”晏子答道：“只要您近贤才、远小人、缓刑罚、赈贫穷、恤孤寡，多施恩惠，这样民心又会归向于您，纵有10个田成子，又能把您怎样？”平心而论，在中国历史上，这实在是一种“难得一见”的“和平竞争”的主张。
对此，韩非却是嗤之以鼻：齐景公“不知用势”，晏子也是愚不可及。他认为，“明主”任用大臣，就和养鸟差不多，必须拔去鸟翅膀下的羽毛；只有这样，才能让鸟儿（臣下）驯服！
此外，韩非又举了一个卫嗣公的例子。有一次，名士如耳去游说卫嗣公。卫嗣公见了如耳，既高兴，又叹气。左右很奇怪，就问他：为什么不起用如耳为丞相？卫嗣公却说出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人用百金之马，而不用千金之鹿，是因为马能够为人所用，而鹿不能为人所用！如耳虽有大才，当个丞相当然不在话下，但他胸怀大志，心不在卫国，我怎么能重用他呢？”
看来，专制帝王用人的标准不是有才、无才，而是能否为己所用：能为自己所用，就是“人才”，可以破格提拔；否则，就不是“人才”，不能任用，甚至还要铲除，不留后患。明朝建立后，贵溪名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才子姚润、王漠不肯为朝廷效力，朱元璋大怒，“皆诛而籍其家”。为此，朱元璋还专门制定了一条法律：如果有士大夫不肯为皇帝卖命，就是“化外之人”，可以“诛其身而籍其家。”
于是，在皇权国家里，走后门，讲究“裙带关系”，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汉武帝时，有三个丞相是外戚：窦婴是祖母窦太后的侄子，田汀悄盖淄跆蟮牡艿埽锖厥俏阑屎蟮慕惴颍坏背淮蠼捕际怯膳杵鸺遥何狼嗍俏阑屎蟮母绺纾羧ゲ∈俏阑屎蠼憬愕乃缴樱罟憷浅桢罘蛉说母绺纾恢劣诓豢梢皇赖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