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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世界历史的角度鸟瞰中国古代的皇权国家，就不能不对其巨大的修复能力感到震惊！在农民大起义的猛烈打击下，腐朽的旧王朝迅速土崩瓦解；然后，经过短短十几年，顶多二三十年的时间，一个版图达数百万平方公里、人口数千万的统一的皇权国家又奇迹般地重新建立起来，而且在国家体制和社会结构上，新建立的王朝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几乎是旧王朝的翻版！
在世界历史上，很少看到这种“死而复生”的现象。例如，在罗马帝国瓦解后，西方人曾经多次重建罗马帝国，也都是“镜花水月”，从来没有成功过。962年，德意志国王鄂图一世在罗马接受教皇的加冕，称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但是，第二罗马帝国也只是一种梦想，就连德国也没能真正实现统一。在前面，我们提到过的查理曼帝国、阿拉伯帝国等等，都在分崩离析后，再也没有恢复昔日的光荣。
但是，在中国皇权社会里，从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的陈胜、吴广起义，第一个统一的皇权国家——秦朝开始崩溃，到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建立汉朝，只用了8年时间。王莽天凤四年（17年），绿林大起义导致新朝瓦解，到建武十三年（37年）光武帝就完成了统一，只花了20年。从大业七年（611年）隋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到李渊统一全国（武德七年，624年），前后不过14年。从明末农民大起义开始（崇祯二年，1628年），到清王朝建立并基本平息反抗（康熙元年，1662年），也只用了35年。可见，一次改朝换代，一般只需要10～30年左右的时间。对于一个巨大的皇权国家体制的更新、重建，这种修复的速度实在是惊人！这种剧烈而又高效率的王朝更迭，说明中国皇权社会内部存在着一种生命力极为顽强的“自我更新”机制！
1． 社会大动乱的调节作用
中国皇权国家之所以能够迅速更替和修复，首先是因为农民大起义的调节作用，换句话说，是农民战争摧枯拉朽的历史作用，对旧王朝的废物来了一次大清扫，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被大量镇压，土地关系获得调整，新王朝也就有了重建的土壤。
农民大起义爆发后，起义军烧衙门，开粮仓，杀掉了许多县令、郡守、恶霸。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军攻城略地，“旬日之间，天下响应”，“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郡县官员不是被杀，就是仓皇逃窜。隋朝末年，农民起义军攻打州县，“得隋官吏及士族子弟皆杀之”。唐朝末年，农民起义军攻克长安后，黄巢下令：对唐朝宗室、贵族、大官僚、宦官进行镇压，真是“天街踏尽公卿骨，甲第朱门无一半”！明朝末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对腐朽的宦官势力予以狠狠的打击。当时，宦官大多被赶出紫禁城，主持追赃的大将刘宗敏对“内臣加炮烙尤惨”。一些激愤的民众，乘机“群呼打逐老公”，那些昔日作威作福的宦官被群众打得“哀泣奔走，失履裂衣坠帽，首面血淋漓”。
在农民战争中，大批官僚、恶霸地主、土豪劣绅、皇族宗室被镇压，社会上出现了很多无主的荒地，这就为新王朝调整土地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例如，清朝初年，地处中原的河南省一片荒芜，无主荒地平均为54．8％，有的县竟高达80％～90％。当时，这种情况相当普遍，清朝政府不得不下令“更名田”，承认农民占有小块土地的现实，将原来明朝藩王的土地“给予原种之人，改为民户，号为更名地，永为世业”，“与民田一例输粮”。
在农民大起义的打击下，旧王朝的腐朽力量基本上被消灭，就有可能由一批新贵来建立新王朝，重建皇权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农民战争可以说是皇权国家实现“自我更新”的“推手”，或者说是发挥了“除旧布新”的调节作用。
2． 皇权国家的重建
非常遗憾的是，在中国历史上，这么多次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都没有给国家、民族带来光明的前途。在王朝鼎革之际，千百万民众用热血和头颅摧毁了旧的皇权专制体系，代之而起的仍然是结构、性能与旧王朝几乎没有太大差别的新的皇权专制体系。农民战争过后，新的统治集团又如法炮制，重新建立起一套庞大的、以官僚和军队为主体的皇权国家统治机器，依靠严密的户籍、里甲制度和残酷的刑法，对全国人民实行高压统治（从肉体到精神）。
在这方面，汉朝和明朝非常具有代表性，因为这两个王朝都是由农民领袖建立的，不仅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就是在数千百次的中国农民起义史上也仅此两例。
汉高祖刘邦出身于农民，早年当过亭长。至于追随刘邦打天下的“开国功臣”，成分也很复杂，有吹鼓手周勃，城市贫民韩信，布贩子灌婴，屠夫樊哙，“强盗”彭越，游士陈平，旧贵族张良，中小地主萧何、曹参、王陵等人。其中，韩信、张良、萧何、陈平等人在“打天下”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突出的作用，而郦食其、陆贾、叔孙通等儒生则在“定天下”时发挥了关键作用。西汉建立后，陆贾就经常在刘邦面前说《诗》称《书》，弄得刘邦很不耐烦：老子是“马上得天下”，与诗书何干？这时，陆贾乘机说明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但不能“马上治之”；要治理天下，就必须“文武并用”，这才是“长久之术”。
在儒家的眼里，要建立新的皇权国家，首先要确立礼制，向来“不好儒”的刘邦当然不懂这一套，甚至在儒生的帽子上撒尿，以示蔑视。但是，等他当上皇帝以后，“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很不成体统，弄得他很扫兴。这时，叔孙通乘机提议：“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事后，刘邦高兴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于雇农，曾经在皇觉寺做过和尚，也瞧不起儒生。刚开始，儒士刘基来见他时，朱元璋认为他是一个“白面书生，不识时务”。但是，正是刘基、陶安、秦从龙、朱升、范常这一批儒生，为朱元璋出谋划策，对他平定天下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刘基提出了一个“高瞻远瞩”的军事战略：先与张士诚、方国珍暂时妥协，集中力量消灭陈友谅，再各个击破，统一天下。此外，刘基又“数以孔子之言”疏导朱元璋，使他明白了“倡仁义，收人心”的儒家道义。所以，朱元璋到处收罗“贤士”，又“谒孔子庙，遣儒士告慰父老”。这时，他已经从一个农民起义军首领蜕化为一个符合儒家礼贤下士原则的“真龙天子”。
最能反映朱元璋立场转变的，当数他抛弃明教，尊崇儒术。明教，又称弥勒教，信奉弥勒救主，带给世人光明与希望，宣传明王出世，追求光明，反对黑暗。当时，许多农民起义军将士都信奉明教，奉韩林儿为“小明王”。但是，在儒生看来，明教纯粹是妖术，根本不能与儒学共存。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正月，各起义军首领向小明王行庆贺礼，刘基非但不肯下拜，还骂他是一个“放牛娃”，并向朱元璋“陈天命有在”。朱元璋听后，深有感悟，“乃定征伐之计”。不久，朱元璋就派人害死韩林儿，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不论是刘邦建立的汉朝，还是朱元璋建立的明朝，都是地主阶级政权。所以，刘邦一上台，就下令“复故爵田宅”，“以功劳行田宅”，不但承认旧地主的利益，还造就了一大批新地主。朱元璋建国后，大封功臣，赐给他们大量土地，徐达、常玉春、李文忠、廖永忠等“开国功臣”很快就从贫苦农民蜕变为大地主。
至于长期以来被世人公认的农民领袖李自成、洪秀全，又怎样？除了在组织并领导全国人民反抗旧王朝这一点上符合农民的利益之外，他们建立的政权果真是农民利益的代表？
在攻占西安后，李自成占据秦王府，把秦王的几百名姬妾收为己有，命令所司一应设施全部依照李唐的制度；攻下北京后，大顺朝文臣结党，武臣跋扈，一片混乱，因而在山海关之战后溃不成军，一败涂地。洪秀全打下南京以后，和杨秀清等人大修王府，后宫有数千佳丽，骄奢淫逸之态，丝毫不亚于专制帝王。
在推翻旧王朝时，这些农民领袖也曾提出了“均田免粮”、“有田同耕，有衣同穿，有饭同吃”的美妙口号，但是，革命稍有成功，一旦权力在手，他们的一切政治举措又莫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于是，原来压抑、摧残他们的皇权国家机器，又转而成为他们用来压抑、摧残老百姓的工具。
几千年来，在中国历史上虽然爆发过多次农民战争，但皇权国家依然屹立在中华大地上，老百姓的厄运从来投有被摆脱过。一旦某个王朝腐朽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社会矛盾就会来一个总爆发，在毁灭一切文明成果的同时，原来在皇权专制体制下积累的种种矛盾、危机也得到了一次“强制解决”，开辟了一个新的基地，使皇权国家又得以新生，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其实，在这种“改朝换代”式的大换班中，农民战争只是起到了“推动”作用，尽管这个过程非常痛苦，却为皇权国家体制创造了一次新生、再造的机会。
当然，新王朝建立后，也要总结旧王朝的经验教训——“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一方面继承了旧的皇权国家体制，另一方面加以发展、完善，使皇权国家体制更加完善！
总之，一部中国皇权社会史，就是一个皇权国家建立——破坏——再建立——再破坏，周期性循环交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次社会大动乱虽然都对旧王朝的腐朽力量进行了扫荡，但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皇权国家体制！
超稳定：“世界之最”之“最”
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先后经历了数十个朝代，大大小小的皇帝也有将近600个，这个兴起，那个衰亡，走马灯似的……都是“一仍旧贯”：一方面，“前人不暇自哀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一个个王朝相继衰落、崩溃；另一方面，一个个新王朝又在废墟上诞生，虽然王朝更迭，江山易主，但皇权国家继续存在！
皇权国家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延续，历数千年之久而未坠，其“秘诀”就在于：皇权国家体制具有自我调节、自我修复和自我再造的“特异功能”，能够循环往复，经久不衰，“百变而不离其宗”，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中国古代历史并非从低级向高级演进，而是循环往复式地发展。
每个王朝建立后，鉴于前朝败亡的教训，开国皇帝们战战兢兢，千方百计地避免重蹈覆辙，所以他们不惜血本，花大力气修史，修成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大部头著作，试图“以史为鉴”，力图避免前朝的失误，一朝一朝地警惕着，并想出许多对策，制定出许多计划，确立这样那样的“祖宗之法”，谆谆告诫子孙后代，但又“劣根性”难改，一朝一朝地重复着前朝的失误，很快就走上了前朝灭亡的老路。
在儒家的眼里，夏、商、周三代是一个美好的“小康社会”。其实，“三代之治”又何尝“治”过？例如，被称作“贤君”的夏启坐上王位后，就“淫溢康乐，野于饮食”，不久夏朝就出现了“太康失国”、“寒浞之乱”，终至“桀不务德”而灭亡。商朝建立后，也是昏君迭出，“帝太甲不明、暴虐”；“中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争相代，比九世乱”；还有“帝甲淫乱”；最后，在纣王手里灭亡。周朝建立后，起初有武庚之乱、二叔之叛；厉王时，有“国人暴动”；幽王烽火戏诸侯，导致西周灭亡。此后，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一个又一个王朝兴起，又灭亡……回旋往复，至于无穷……皇权国家就这样“悠然自得”地兜着一个圈子，又一个圈子，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对于这种“超稳定”的局面，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也是大惑不解：
“嗟乎！三代以降，上之君相，下之师儒，所欲为天下立心，生人立命，且为万世开太平者，亦云众矣。倾由其术，则四千余年，仅成此一治一乱之局，而半步未进。”
几千年来，中国的皇权国家“万世一系”，尽管朝代更替不断，但模式不变，制度不改，一切如旧。
美国历史学家托夫勒认为：在一些文化中，“时间是一种伸向未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