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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第1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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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周身。梅疮之毒可遗患后代,其生儿多夭,或初生无皮,或月内生疮等
等,书中记载了早期先天梅毒之症状。他提出的亲戚不同居、饮食不同器、
置身于静室待愈等若干隔离措施,对预防此病颇有意义。陈氏叙述此病的
发病过程甚为具体,提示了梅毒于人体内传播的复杂性、广泛性与多样性。
指出一旦感其毒,酷烈非常,入髓沦肌,流经走络,或中于阴,或中于阳,
或伏于内,或见于外,或攻脏腑,或巡孔窍。有始终只在一经者,有越经
而传者,有间经而传者,形症多端。书中按脏腑经脉分类阐述症状、治法、
方药、服药与饮食宜忌。如毒中肾经始生下疳,继而骨痛,疮生于耳内、
阴囊、头顶背脊,形如烂桠名曰阳霉疮。对此病以补真汤益正气,兼服壬
字化毒丸治其标;毒中肝经先发便毒,嗣作筋疼,疮生于耳项、胁肋,形
如砂仁,俗以砂仁疮名之,以养荣汤益正气,兼服甲字化毒丸治其标;毒
中脾经疮生于发际,口唇边或肛门处,形如鼓钉,俗以广痘名之,以保脾
饮益正气,兼服戊字化毒丸治其标;毒中肺经疮生于腋下、胸膛、面颊,
形如花朵,俗以棉花疮名之,治以益卫散扶正气,兼服庾字化毒丸治其标;
毒中心经疮生于肩臂、两手,紫黑酷似杨梅,俗以杨梅疮名之,以安神散
益正气,兼服丙字化毒丸治其标。于结毒之证,亦分别以汤药和丸药治之,
并配合多种外治方法如熨烙、熏洗、膏药外贴等随症治疗。此书收集病案


29 则,均为典型案例,包括各期梅毒。关于梅疮治疗,他已注意到内服轻
粉可导致汞中毒,提倡用生生乳。生生乳是用煅炼矾石(砷)和以云母石、
硝石、朱砂液、晋矾、绿矾、食盐、枯矾及青盐,经高温烧炼而成,其制
作方法书中予以记载,颇为详细。此外,他也反对用生砒,以防中毒。主
张明察经脉,辨证论治,以攻邪补元为治疗此病之要则。根据作者记录,
他所制定的一系列方剂具有显著成效,可使耳聋者复响,体怯者复壮,阳
费者复长。对于治疗不彻底的危害,陈氏强调一分之毒,可遗十分之患,
治疗不彻底可有骨节酸痛,并能传染妻室导致后代先天梅毒。由于梅疮属
传染性疾病,当时人们对它十分恐惧,未病之人亦服败毒等药,欲取之预
防,结果反而导致元气内虚,外邪易于侵入为患;而初病患者,又速求病
痊,不究标本,乱投汤剂,以致真元耗削,药毒蓄积体内,变症杂出。陈
氏鉴于上述情况,反复告诫不可妄用药物,否则后患无穷。陈氏所论对于
患者、医家及世人均不无裨益。

陈司成在梅毒病方面做出的贡献是卓越的。他的著作系统论述梅毒见
症与治疗,其中诸多见解在当时可谓首创,有些被后世科学证实是正确的。
他用丹砂、雄黄等含砷药物治疗此病,在世界医学史上也堪称先进。于后
世性病治疗学的发展颇有影响。

文献

原始文献

'1'(明)陈司成:霉疮秘录,清刻本。
研究文献

'2'杨国亮:我国十七世纪梅毒学家陈司成的贡献,中华皮肤科杂志,
1956,4,第273 页。

陈■子

刘昌芝

陈■子一名扶摇,自号西湖花隐翁。籍贯不详。约明万历四十年
( 1612 年)生;卒年不详。园艺学。

陈■子一生喜读书,爱好栽花。据花说堂刻本张国泰原序说,陈■子
是在明亡以后,不愿做清朝官吏的高士,退归田园,从事花草果木的栽培
和研究,并兼授徒为业。晚年,他对社会风尚表示不满,认为一些人不是
在商界投机图利,就是投身宦海争取官职,对种植生产一无所知。这些在
《花镜·自序》里有充分的反映。他为使人了解花卉种植的方法,通过向
花农、花友调查访问,并结合对历代花谱的研究,于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
写成《花镜》一书。全书分6 卷,卷一“花历新栽”中,除占验和占候外,
授时部分,共分十项,列举各种观赏植物栽培的逐月行事。卷二“课花十
八法”,包括课花大略,辨花性情法,种植位置法,接换神奇法,扦插易
生法,移花转垛法,浇灌得宜法,培壅可否法,治诸虫蠹法,变花摧花法,
整顿删科法等等内容。主要记述观赏植物栽培原理和管理方法,是全书的
精华。卷三、卷四、卷五,着重叙述花木的名称、形态、生活习性、产地、
用途及栽培。卷六附记了一些观赏动物。

《花镜》与历代农书以粮食作物、蔬菜为主要内容不同。此书仅限于
观赏植物及果树栽培。对前人经验有较多科学的总结和精辟的见解。它是
我国较早的一部园艺专著。

《花镜》中记载了丰富的遗传育种知识,“课花大略”中说:“生草
木之天地既殊,则草木之性情焉得不异?故北方属水性冷,产北者自耐严
寒;南方属火性燠;产南者不惧炎威,理势然也”。指出植物种类不同则
本性不同,适于生长的地区也有所不同。还进一步指出如能了解和掌握植
物的特性,顺着植物的本性,使植物所要求的生活条件得到满足,也可以
在不同的地方栽培人们所需要的植物,即“在花主园丁,能审其燥湿,避
其寒暑,使各顺其性,虽遐方异域,南北易地,人力亦可以夺天功”。

在“接换神奇法”中,陈■子说:“凡木之必须接换,实有至理存焉。
花小者可大,瓣单者可重,色红者可紫,实小者可巨,酸苦者可甜,臭恶
者可馥,是人力可以回天,惟在接换之得其传耳”。这些论述,虽然有些
夸大之处,但说明通过嫁接可以改良花木品质;可以定向的培育出人类所
需要的植物。人定胜天的思想在园艺生产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关于接穗的选择,王祯在《农书》中记载:“凡接枝条,必择其美。
宜用宿条向阳者,气壮而易茂。”陈■子对此加以发展而阐述道:“其接
枝亦须择其佳种;已生实一、二年,有旺气者过■乃善。”“凡接须取向


南近下枝,用之则着子多。”明确指出除要选择佳种外,还要选择已结过
果一二年并且是向南近下的丰产枝条。反映出作者不仅认识植物生长发育
的阶段性,而且认识到选择丰产强壮枝条在生产上的重要意义。

对选择在育种工作中的重要性,作者于谈到桃树育种时说:“取佳种
熟桃,连肉埋入土中,尖头向上。”强调实生繁殖必须选择佳种,播种时
尖头向上,才易发芽。《花镜》对我国古代育种的成绩,有较具体的记述,
如指出牡丹为花中之王,北地最多。共记载了牡丹131 个品种、芍药88
个品种、兰花35 个品种、梅花21 个品种、莲花22 个品种、菊花152 个品
种、荔枝75 个品种等。此外还描述了金鱼的许多品种,表明我国古代选育
出的植物和动物品种之多。

《花镜》在进一步总结扦插时说:“不外宜阴忌日四字。”其意是扦
插要选择阴凉的地方,避免阳光直射,这样可使水分不致失去平衡,保证
植株成活。在种植期的问题上,陈■子认为只要提高管理技术,随时可以
移栽种植,不受季节的限制,并举例说:“浙南莳花为业者,则不然,无
花不种,无木不移。。虽非其时,亦可以植,皆因转垛得法。”运用优良
的栽培技术,可以控制植物的生长和发育,使其合乎人类的需要。

“变花摧花法”是阐明促成栽培和抑制栽培原理的。如欲使牡丹、梅
花早日开放,可在地窖密室作好保温设备等。“培养可否法”对各种有机
肥的收集、施用方法,叙述翔实。反映出不同花木与土壤肥瘠的关系。“整
枝删科法”,介绍整枝修剪的方法;要剪去沥水条(下垂枝)、刺身条(内
向枝)、骈枝条(平行枝)、冗杂条(重迭条)、枯朽条(枯枝)。“治
诸虫法”,则是介绍对害虫的防除法等。以上宝贵经验,许多至今仍有其
实用价值。《花镜》堪称我国古代园艺学的一份珍贵遗产。

《花镜》的版本有善成堂镌木刻本,日本花说堂重刻本,文德堂木刻
本,锦章图书局石印本,大美书局铅印书,沈鹤记书局石印本,中华书局
铅印本等。

文献

原始文献

[1](清)陈■子:花镜,中华书局铅印本,1956。研究文献
[2](清)陈■子撰,伊钦恒校注:花镜,农业出版社,1980。
[3]■裕洹:《花镜》研究,农业出版社,1959。

汪昂

余瀛鳌蔡永敏

汪昂字■庵。安徽休宁人。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 年)生;约清康
熙三十七年(1698 年)卒。中医学。

汪昂出身于较富有的家庭,早年习儒,明末为县诸生。爱好诗文,涉
猎诸子百家,著有《■庵诗文集》。他本欲通过科举步入仕途,因蹉跎世
变,未能如愿。在他而立之年,明亡清兴,社会动荡,平民百姓饱尝动乱
之苦,患病者甚多,而通医者少。汪氏遂放弃科举仕途,矢志习医。由于
缺乏明师指导,主要借助儒学,勤苦自励,探索学医门径。他泛览博取,
上自岐黄、仲景等医学典籍,下迄后世诸家,探研学术义理,吸取其精粹
内涵。在治学过程中,对《黄帝内经》及历代医方、本草著作,致意尤深。
经过40 余年的努力,终于成为我国医学史上一位颇多建树的医药学家。他
所撰医著为祖国医药知识的普及做出了重大贡献。汪昂在青壮年时期,因
避战乱,由休宁迁居括苍(今浙江丽水),以医药济世。生平勤于著述,
年过八十仍伏案编撰,直到晚年。编写了不少传世名著。在他的影响下,
其弟汪桓、其子汪瑞、侄女汪惟宠等,均参与校订其部分著作。可以说,
他们为汪昂医著的刊行和流传,起到辅佐作用。

汪昂在学医过程中,深感《素问》、《灵枢》“理至渊深,包举弘博”,
为医家必读之经典。然篇卷浩繁,文字古奥,病症脉候、针灸方药,错见
杂出;“又随问条答,不便观览”。虽然历代有不少医家对《黄帝内经》
(包括《素问》和《灵枢经》)进行整理、编次、校订或注释,但大多内
容繁杂,重点欠明,不便于掌握内容要领。他对元代滑寿于《读素问钞》
中将《素问》中不同内容分12 项予以摘抄的编撰法,较为赞赏,乃仿其方
式,选录《素问》、《灵枢》主要内容(不包括针灸)加以条析,分为脏
象、经络、病机、脉要、诊候、运气、审治、生死、杂论等9 篇,酌取各
家学说予以简注,编成《素问灵枢类纂约注》2 卷,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
序而刊行。他认为《素问》治兼诸法,文字重于说理;《灵枢》偏重于针
灸、经络,有相当一部分内容体现于术数。因此,所辑各篇原文以《素问》
为主,《灵枢》为副,但对精要内涵,大致予以赅括。为了便于读者查阅,
所引《内经》原文,均注明出处,不致相互参错。虽于《内经》原篇有所
删节,但段落依旧,前后条贯,并无割裂原文之弊,较之滑寿《读素问钞》,
别具特色。原著经过汪氏重新分类编次,增强了系统性。其中的注文多辑
自唐代王冰、明代马莳、吴昆和清代张志聪等诸家研注《内经》的著述,
并能结合个人学习《内经》的心得,畅抒己见。他在该书序言中谈他如何


编纂此书时说:“或节其繁芜,或辨其谬误,或畅其文义,或详其未悉,
或置为阙疑。”立论多较允当,力求阐发《内经》奥旨蕴义。由于他编写
过程中注意精选《内经》原文(多系学术价值较明显,或对临床具有指导
意义的内容),且分类有序,注释较为语简义明,浅显扼要,故此书在《内
经》节注本中颇有影响,后世甚至有将它作为《内经》教材者。以上大致
反映了汪氏在医学理论方面的造诣和著述成就。

汪昂在普及本草学、方剂学著述方面,尤有突出的贡献,对后世的影
响相当广泛。本草学自《神农本草经》(约成书于汉代)问世以后,历代
著作相当丰富。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广收博引,论述精博、全面,载
药达1892 种,对本草学的研究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该书篇卷浩繁,
备而不要,难以尽读,不便于初学入门。而《本草蒙筌》、《药性歌赋》
等书又拘于文字对偶,阙略尚多,要而不备。再者,上述几种本草著作,
只言某药治某病,而未说明主治之所以然,即或偶有解释药性者,也大多
辨析不详,文字表述不够明晰、流畅,影响到本草学知识的普及。面对这
种现状,汪昂决心在“备”、“要”二字上下功夫,编撰一部以介绍药性、
主治为主的普及性的本草专书。他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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