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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于是赐王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等治河专著，于该
年夏季发兵夫数十万人，以王吴为王景助手，实施治汴工程。王景亲自勘
测地形，规划堤线。先修筑黄河堤防，从荥阳（今郑州北）到千乘海口（今山
东利津境内），长千余里，然后着手整修汴渠。汴渠引黄河水通航，沟通黄
河、淮河两大流域，是始于战国时期的重要水运通道。它从郑州西北引黄
河，经过开封、商丘、虞城、砀山、萧县，至徐州入泗水，再入淮河。由
于黄河溜势经常变化，如何保持取水的稳定是一大难题。汴渠位于黄河以
南平原地区，黄河南泛时往往被冲毁。黄河汛期时，引水口控制不好，进
入渠内的水过多，汴渠堤岸也有溃决危险。王景在对汴渠进行了裁弯取直、
疏浚浅滩、加固险段等工作后，又“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溃
漏之患”。全部工程在次年夏天完工。虽然王景注意节省费用，耗资仍达
100 多亿钱。明帝在完工后亲自沿渠巡视，并按照西汉制度恢复河防官员
编制。王吴等随从官员，都因修渠有功升迁一级，王景则连升三级为侍御
史。
永平十五年，王景随明帝东巡到无盐（今山东汶上以北约15 公里）。明
帝沿途目睹其治水成就，深为赞赏，又拜王景为河堤谒者。
建初七年，王景迁徐州刺史，次年又迁庐州太守。当时庐江一带，百
姓尚未采用牛耕技术，虽然土地不缺，但因人力有限，粮食常苦不足。境
内有始建于春秋时期，由孙叔敖创立的芍（音却）陂（在今安徽寿县），方圆
百余里，但多有废弛。王景组织百姓修复，并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立碑
示禁。又推广牛耕，大片土地得到开垦。王景还将养蚕技术教授给当地百
姓，境内由是日益富庶。
王景的治河工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工程完成不久，汉明帝颁诏中说：
“今既筑堤，理渠，绝水，立门，河汴分流，复其旧迹。陶丘之北，渐就
壤坟。”指出王景的工作恢复了黄河、汴渠的原有格局，使黄河不再四处
泛滥，泛区百姓得以重建家园。
对王景治河的具体情况，后人见解不完全一致。尤其对“十里立一水
门，令更相洄注”有多种解释。清代魏源认为是沿黄河堤防每10 里建一座
水门。民国时期李仪祉认为是沿汴渠每10 里建一座水门，武同举认为是汴
渠有两处引黄水门相距10 里。近年来的研究认为：在黄河、汴渠沿堤每
10 里修建一座水门，从工程量来说可能性很小，而且也无此必要。最可能
的情形是在汴渠引黄处修建两处或多处引水口门，各口门间相隔10 里左
右，以适应黄河主流上下变动的情况。
王景治河的历史贡献，长期以来得到很高的评价，有王景治河千年无
患之说。从史料记载看，王景筑堤后的黄河经历800 多年没有发生大改道，
决溢也为数不多，确是位置比较理想的一条河道。
从政之余，王景对卜筮、风水、数术之学都很有兴趣，还撰有专书。
文献
原始文献
＇1＇（刘宋）范晔：后汉书·明帝纪、王景传，《二十五史》本，开明书
店，1934。
研究文献
＇2＇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史述要，水利电力出版社，1984。
班固
郑俊祥
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今咸阳）人。东汉建武八年（公元32 年）
生；永元四年（公元92 年）卒。地理学、史学。
班固出身于世代仕宦家庭。曾祖父班况，成帝时为越骑校尉；祖父班
稚，哀帝时为广平太守；父亲班彪，曾被光武帝拜为徐县令，后来专心于
史籍研究，编写《史记·后传》数十篇，是东汉著名的史学家。班固从小
受父亲治学思想的熏陶，“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并且跟随在京做官
的父亲，使他有机会在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 年）左右进入洛阳太学读书，
得以博览群书，穷究九流百家之言。这样就为他以后撰写《汉书》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班固善于学习，“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他学习不拘一
格，能够向各种流派学习。他为人谦逊大度，平易近人，“性宽和容众，
不以才能高人”，因此，深受学士们的爱戴。建武三十年（公元54 年），班
固的父亲班彪去世，班固也从太学回到故乡为父亲服丧。居忧期间，班固
曾在永平元年（公元58 年）向当时辅政的东平王苍上书，受到东平王的重
视。在这一期间，班固开始整理他父亲的《史记·后传》。在整理过程中，
他发现《后传》所述历史不够详备，于是决意要完成他父亲的未竟事业，
开始在《后传》的基础上编写《汉书》。但他的这项工作开始后不久，明
帝永平五年（公元62 年），有人上书明帝显宗，告发他私自改作国史。随后
他被捕，收入京兆狱，书稿全被抄走，送到洛阳。幸亏他的弟弟班超上书
显宗皇帝，为他辩护，而郡官也为他上书，班固才得以出狱，他的才华遂
被明帝发现。出狱后，班固被明帝调往校书部，封为撰修国史的“兰台令
史”。经过这一番周折，班固才得以名正言顺地取得撰修国史的资格。等
到他与陈宗等人合作完成“世祖本纪”以后，他又被升为郎官，任典校秘
书。此后，班固花费20 多年的心血，至章帝建初中期基本上完成了我国第
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汉书》。自班固迁为郎官后，更加得到皇帝的重视。
章帝时期，班固看到京师大兴土木，而关中父老犹望朝廷西顾，于是就上
“两都赋”，“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受到章帝肃宗
的赞赏，因此也更得章帝的宠幸。他多次被章帝召入宫廷侍读。章帝出巡，
班固常随侍左右，奉献他创作的赋颂。朝廷大事，班固也常奉命发表意见，
与公卿大臣辩论。他先后参加对西域和匈奴政策的论议。他实际上成为章
帝的侍从和顾问。章帝建初三年（公元78 年），班固升为玄武司马。建初四
年（公元79 年），章帝效法西汉宣帝石渠阁故事，在白虎观召集当代名儒，
讨论五经同异，并亲自裁决。班固以史官兼任会议记录，奉命把讨论结果
整理成《白虎通德论》。章帝后期，班固辞官回乡为母亲服丧。和帝永元
元年（公元89 年），大将军窦宪远征匈奴，班固被任为中护军随行，参与谋
议，主持笔墨之事。窦宪大败北单于，登上燕然山（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的
杭爱山），由班固撰写了著名的燕然山铭文，刻石记功而还。班固与窦宪本
来就有世交之谊，他进入窦宪幕府后，两人关系日渐近密。永平四年（公元
92 年），窦宪班师回朝后，在政争中失败，被迫自杀，班固也被免官。因
班固的门人得罪过洛阳令种兢，班固也被洛阳令罗织罪名，逮捕下狱，于
同年死在狱中，终年61 岁。
班固是东汉名儒，著名的史学家。他年轻时就才华横溢，但在他56
岁之前（明帝和章帝时期）职位很低，“位不过郎”。建初三年升为玄武司
马，也不过是一个守卫玄武门的郎官中的小头目。在他一生的最后几年，
虽因辅助窦宪远征有功，升为大将军中护军，但很快就下狱冤死。他一生
仕途坎坷，很不顺利。但长期做掌管皇家图籍的郎官，使他有机会广泛阅
读各种书籍，占有大量文史资料，从而完成了《汉书》，不仅为后世同类
史书奠定了规模，而且奠定了他在中国古代地理学史中的独特地位。班固
除给后世留下巨著《汉书》以外，他还写了大量的典引、诗赋、铭、颂等
文章，在范晔（刘宋）写《后汉书》时尚存41 篇，现在除《后汉书》中保留
的三篇外，其余大多散失。班固的地理学成就主要体现在《汉书》中，尤
其是《汉书·地理志》中。
班固的地理学成就有以下五个方面：
1．开创了正史地理志的先例
在正史中专列《地理志》是从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开始的。班固
生活的时代是汉朝已建立了200 多年之际，王朝空前统一和强盛，经济发
达，版图辽阔，陆海交通发达。地理知识的积累远非《山经》和《禹贡》
时代可比，社会生活和管理对地理知识的需要也空前迫切。地理撰述不再
近则凭证实，远则凭传闻，而是国家掌握的各地方当局的直接见闻，乃至
相当准确的测绘和统计了。记录大量实际地理资料的地理著作的出现虽是
那个时代的要求，但是，在正史中专列《地理志》却是班固对后世的重大
贡献。封建时代，一般的地理著作很难流传到今天，但正史中的《地理志》，
在后世王朝的保护下，较易流传下来。班固在正史中专列《地理志》的作
法，被后世大部分正史及大量的地方志所遵奉。这样就为我们今天保留了
丰富的地理资料，为研究中国古代地理学史及封建时代的社会、文化史提
供了重要条件。班固对正史《地理志》的开创之功不可忽视。
2．开创了政区地理志的体例
班固《汉书·地理志》的结构内容共分三部分：卷首（从“昔在黄帝”
至“下及战国、秦、汉焉”）全录《禹贡》和《周礼·职方》这两篇，并依
汉代语言作了文字上的修改；卷末（从“凡民函五常之性”至卷终）辑录了
以《史记·货殖列传》为基础的刘向《域分》和朱赣《风俗》；正文（从“京
兆尹”至“汉极盛矣”）主要写西汉政区，以郡为纲，以县为目，详述西汉
地理概况。这部分是以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 年）的全国疆域、行政区划
为基础，叙述了103 个郡国及所辖1578 县（县1356，相当县的道29，侯国
193）的建置沿革、户口统计、山川泽薮、水利设施、古迹名胜、要邑关隘、
物产、工矿、垦地等内容，篇幅占了《汉书·地理志》的三分之二。正文
这种以疆域政区为框架，将西汉一代各种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现象分系于
相关的政区之下，从政区角度来了解各种地理现象的分布及其相互关系的
编写体例，可以称之为政区地理志。这种体例创自班固，表现了他以人文
地理为中心的新地理观。班固以前的地理著作，如《山海经》、《职方》
等，一般都以山川为主体，将地理现象分列于作者所拟定的地理区域中，
而不注重疆域政区的现实情况。《禹贡》虽然有了地域观念，以山川的自
然界线来划分九州，分州叙述各地的地理。但“九州”仅是个理想的制度，
并没有实现过。所以《禹贡》还不是以疆域、政区为主体、为纲领的地理
著作。班固之所以形成以人文地理为中心的新地理观，除了他本人的原因
之外，还因为他生活在东汉这个具体的历史时代。我国行政区划起始于春
秋战国之际，但尚未有统一四海的封建国家出现。随后的秦代虽然一统天
下，但历时很短。自汉朝建立到班固生活的东汉，已经有了200 多年长期
稳定的历史，在疆域广袤的封建大帝国内，建置并完善了一套郡（王国）—
县（邑、道、侯国）二级行政区划。长期实施的社会制度，促成了新地理观
念的产生。班固的这种新地理观随着大一统观念的加强，随着重人文、轻
自然、强调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巩固而一起被长期继承下去。
不但各正史地理志都以《汉书·地理志》为蓝本，而且自唐《元和郡县志》
以下的历代全国地理总志也无不仿效其体例。班固的地理观及其《汉书·地
理志》模式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是为我国保
留了一大批极有价值的人文地理资料，另一方面也妨碍了自然地理观念的
发展。直到明末《徐霞客游记》问世之前，我国始终缺乏对自然地理现象
进行科学描述和研究的专著，至多只有记录自然地理现象分布和简单描述
的作品，往往还是像《水经注》那样以人文地理资料的记录为主。之所以
出现这种情况，班固的地理观及其《汉书·地理志》模式的影响不能不说
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3．开沿革地理之始
班固不仅在《汉书·地理志》中首创了政区地理志的模式，同时也完
成了首例沿革地理著作。《汉书》虽然是西汉一朝的断代史，但《汉书·地
理志》记述的内容超出西汉一朝。它“因先王之迹既远，地名又数改易，
是以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
下及战国、秦、汉”。它是一部西汉的地理著作，又涉及到各郡国的古代
历史、政区沿革等。比如，卷首写汉前历代疆域沿革，除全录《禹贡》、
《职方》两篇外，班固还在《禹贡》前增以黄帝至大禹、《禹贡》与《职
方》间加以大禹至周、《职方》后缀以周至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