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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规训权力的体制中，惩罚艺术的目的既不是将功补过，也不是仅仅为了压制。它进行五个阶段的运作。它把个人行动纳入一个整体，后者既是一个比较领域，又是一个区分空间，还是一个必须遵循的准则。它根据一个通用的准则来区分个人，该准则应该是一个最低限度，一个必须考虑的平均标准或一个必须努力达到的适当标准。它从数量上度量，从价值上排列每个人的能力、水准和“性质”。它通过这种“赋予价值”的度量，造成一种必须整齐划一的压力。最后，它划出能确定各种不同差异的界限，不规范者（军事学院的“耻辱”等级）的外在边界。在规训机构中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无休止惩戒具有比较、区分、排列、同化、排斥的功能。总之，它具有规范功能。
因此，它在各个方面都不同于司法刑罚。后者的基本功能不是考虑一系列可观察的现象，而是诉诸必须记住的法律和条文。它不是区分每个人，而是根据一些普遍范畴来确定行为；不是排列等级，而仅仅是玩弄允许与禁止的二元对立；不是加以同化，而是对罪名做出一劳永逸的划分。规训机制掩藏着一种“规范处罚”。就其原则和功用而言，它不能划归法律刑罚。在规训建筑物中似乎永远设立着的小法庭，有时具有重大司法机构的戏剧形式。但我们不要因此产生误解。除了形式上的个别痕迹外，它并不把刑事司法机制加于日常存在的网络上，至少这不是它的基本作用。纪律吸收了一系列古老的做法，创造出一种新的惩罚功能。表面上看，小法庭似乎是重大司法机构的简陋的或讽刺性的复制品，但实际上却是新的惩罚功能在逐渐介入那个重大的外部机制。整个现代刑罚历史所显示的司法一人本主义功能并不是起源于人文科学对刑事司法的介入，不是起源于这种新的合理性所特有的或似乎与之俱来的人道主义所特有的要求。它起源于运用这些规范化裁决新机制的规训技术。规范（norm）的力量似乎贯穿在纪律之中。这是现代社会的新法则吗？我们可以说，自18世纪以来，它已与其它力量——律法、圣经、传统结合起来，并给它们划定新的界限。“规范的”被确定为教学中的强制原则，与此同时引出了一种标准化教育和建立了“师范学院”（ecolesnormales）。在组织一种全国性医生职业和一种能够贯彻统一的健康规范的医院系统的努力中，它得到确立。在使工业生产过程和产品标准化的努力中，它得到确立（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Cangu比em的重要论述，171一191）。与监督一样并且与监督一起，规范化在古典时代末期成为重要的权力手段之一，因为曾经表示地位、特权和依附关系的标志正逐渐被一整套规范级别所取代，至少是以后者为补充。后者不仅表示在一个同质社会体中的成员资格，而且也在分类、建立等级制和分配等级中起一定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规范化力量是强求一律的。但由于它能够度量差距，决定水准，确定特点，通过将各种差异相互对应而使之变得有用，它也有分殊的作用。人们很容易理解规范力量是如何在一种形式平等的体系中起作用的，因为在一种同质状态中（这种状态就是一种准则），规范导致了各种个体差异的显现。这既是实用的要求，也是度量的结果。检查
检查把层级监视的技术与规范化裁决的技术结合起来。它是一种追求规范化的目光，一种能够导致定性、分类和惩罚的监视。它确立了个人的能见度，由此人们可以区分和判断个人。这就是为什么在规训的各种机制中检查被高度仪式化的原因。检查把权力的仪式、试验的形式、力量的部署、真理的确立都融为一体。在规训程序的核心，检查显示了被视为客体对象的人的被征服和被征服者的对象化。权力关系和认识关系的强行介入在检查中异常醒目。这是被科学史研究者所冷落的古典时期的另一项革新。人们撰写有关对先天盲人、狼孩和受催眠者的实验的历史。但是，为什么没有人撰写更普遍、更富于变化、但也更有决定意义的检查（考试）的历史——它的仪式、方法、特点、作用、问答游戏、评定和分类体系？要知道，在这种微不足道的技术中可以发现一个完整的知识领域、一种完整的权力类型。人们常常谈论人文“科学”轻率地或画蛇添足地带有意识形态。然而，它们的这种技术手段，这种细微的操作模式（已经得到广泛传播——从精神病学到教育学，从疾病诊断到劳动雇用），这种司空见惯的检查方法，难道不是在一种机制中贯彻能够提取和建构知识的权力关系吗？这不仅发生在意识、观念的层面上和人们自以为了解的事物中，而且发生在能够造就知识，使知识变为政治干预的事物的层面上。
18世纪末，造成医学的认识“解冻”的一个基本条件是，作为“检查”机构的医院组织起来了。巡诊仪式是其最明显的形式。17世纪，医院除了宗教、行政等管理外，又增加了来自外面的医生的视查。医生几乎不参与医院的日常管理。渐渐地，巡诊变得更有规律，更严格，特别是范围更大了。它变成医院功能中一个愈益重要的部分。1661年，巴黎主官医院要求医生每日巡诊。1687年，一名“预定”的医生每天午后检查一些重病人。18世纪的条例规定了巡诊的钟点和持续时间（至少2个小时），要求实行医生轮流巡诊制，以保证每天“甚至复活节”都有人巡诊。1771年，任命了一名医院医生，负责“在外来医生巡诊的间隔，日夜提供一切服务”（《主宫医院决议汇编》）。旧的不定期的走马观花变成了常规性的观察，从而使病人处于一种几乎无休止的受检查状态。这有两个后果：在内部等级系统中，原来作为一种外在因素的医生，开始超过宗教人员的地位，把后者排挤到检查技术中一个明确而次要的地位；“护士”类型出现了；与此同时，原来形同贫民院的医院，将要变成一个训练所，与知识相关的场所；它因此体现了一种权力关系的颠覆和一种知识系统的建构。“纪律严明”的医院变成医疗“规训”的物质样本。这种规训能够立刻抛弃其文本性，不是从作者一权威的传统，而是从不断受检查的对象的领域中找依据。
与之类似的是，学校变成一种不断考试的机构。考试自始至终伴随着教学活动。它越来越不是学生之间的较量，而是每个人与全体的比较。这就有可能进行度量和判断。公教学校兄弟会希望在一周里每天对学生进行考试：第一天考拼写，第二天考算术，第三天上午考教义问答，下午考书写，等等。此外，每月应举行一次考试，以挑选出有资格让督察员考核的学生（I－aSalle，《管理》，160）。自1775年起，桥梁堤坝学院（EcoledesPoutsetChaussees）每年有16次考试：数学、建筑学和绘图各考三次，写作考两次，石工、建筑风格、勘测、水平测量、建筑估算各考一次。考试不仅仅标志着一个学徒期的结束，而且成为一个永久的因素。通过一种不断重复的权力仪式，考试被编织在学习过程中。考试使教师在传授自己的知识的同时，把学生变成了一个完整的认识领域。在行会传统中，学徒期以考试为结束，考试证明了一种已获得的能力——“出师”证明知识的传授已经完成。与此相反，学校中的考试是一个永恒的知识交换器。它确保知识从教师流向学生，但它也从学生那里取得一种供教师用的知识。学校变成为发展教育学的地方。正如医院检查的程序使得医学认识“解冻”，“考试型”学校的时代标志着一种科学的教育学的开端。军队历史上的检阅和不停的反复运动的时期，标志着一种庞大的战术知识的发展。这种知识在拿破仑战争时代发挥了作用。
检查导入了一个完整的机制。这种机制把一种知识形成类型与一种权力行使方式联系起来。
1．检查把可见状态转换为权力的行使。在传统中，权力是可见、可展示之物，而且很矛盾的是，它是在调动自己力量的运动中发现自己力量的本原。受权力支配的人只能留在阴影之中。他们只能从被让与的部分权力或者从他的暂时拥有的部分权力的折光中获得光亮。但是，规训权力是通过自己的不可见性来施展的。同时，它却把一种被迫可见原则强加给它的对象。在规训中，这些对象必须是可见的。他们的可见性确保了权力对他们的统治。正是被规训的人经常被看见和能够被随时看见这一事实，使他们总是处于受支配地位。此外，检查是这样一种技术，权力借助于它不是发出表示自己权势的符号，不是把自己的标志强加于对象，而是在一种使对象客体化的机制中控制他们。在这种支配空间中，规训权力主要是通过整理编排对象来显示自己的权势。考试可以说是这种客体化的仪式。
在此之前，政治仪式的作用一直是造成过分的但也受到控制的权力表现。这是一种权势的炫耀、一种夸大的和符号化的“消费”。权力通过它而焕发活力。它总是在某种程度上与庆祝胜利相联系。君主的庄严出场总是带有献祭、加冕和凯旋的某种因素。甚至葬礼也伴有展示权力的全部场面。但是，规训有自己的仪式。它不是凯旋仪式，而是检阅、“阅兵”。这是一种大张旗鼓的检查形式。在这种仪式中，受检阅者作为“客体对象”而呈现，供仅仅表现为凝视的权力来观看。他们并非直接感受到君主权力的形象，而是仅仅感受到它对他们已经变得十分清晰和驯顺的肉体的影响，而且还是通过复制品。1666年3月15日，路易十四举行第一次军事检阅。受阅者有18000人。这是“路易十四在位年间最壮观的行动之一”。据说，它“使整个欧洲都惴惴不安”。几年后，制作了一个徽章来纪念这个事情（见JllCquot，50一54）。纪念章上有“振兴军纪”的文字和“迎胜利演习”的图形。在图的右方，国王右腿向前，持杖指挥操练。在左方，几行士兵眉眼清晰，纵深排列。他们的右手平举与肩部同高，手持直立的步枪，右腿稍稍向前，左脚向外。在地面上，有几条线垂直相交，构成几个长方形，指示操练的不同阶段和位置。纪念章背景是一幅古典主义建筑图。宫殿的圆柱是士兵队列和直立步枪的延伸，地面是操练线的延伸。但是，在建筑物顶部的横杆上面是舞蹈造型：线条曲折，姿势匀称，衣裙细致。大理石云纹是统一而和谐的运动线条，但是人物则被凝固为整齐划一的队列与线条。这是一种精心设计的对比统一体。建筑物和构图在顶端释放出自由的舞蹈造型，但对地面上被规训的人则用秩序的准则和几何学来加以限制。这是权力的圆柱。米哈伊尔大公（GrandDukeMikhail）在让一支团队举手站立一个小时后，评论道：“很好，只是他们还在呼吸”（KroPotkin，8．转引自G．Cauguilhcm）。
让我们把这个徽章当作一个时期的证据。在这个时期，既矛盾又意味深长的是，君主权力的最耀眼的形象正在与规训权力的仪式的出现结合起来。君主难得的可见状态变成臣民必不可免的可见状态。正是在规训；运作中的这种可见状态的转化，将会保证权力的行使，即使权力以最低级的形式出现。我们正在进入无穷尽的检查和被迫客体化的时期。
2．检查也把个体引入文件领域。检查留下了一大批按人头、按时间汇集的详细档案。检查不仅使人置于监视领域，也使人置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