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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力，一种“在人的个性名义下的抗议爆发”，由此才能理解犯罪的奇异诱惑力。“犯罪唤醒了我们浑饨麻木的情感与半遮半掩的激情。没有犯罪，我们将长久地陷于混乱与软弱”（《法朗吉》，1837年1月10日）。因此，犯罪也许会成为一种政治武器，正如它曾对黑人解放起过作用一样，它也可能被证明对于我们社会的解放是弥足珍贵的。是啊，如果没有它，这样一种解放能够实现吗？“监狱、纵火甚至暴动，是灾难深重的社会状况的证据”（《法朗吉》，1837年l月10日）。那么，犯人这些“人类最不幸、受压迫最深重的部分”有什么重要性呢？《法朗吉》有时也赞同同时代人对犯罪的赞美，但却出自截然不同的原因。
因此就出现了一种对社会新闻的使用方法，这种使用不仅旨在把对道德败坏的谴责回敬给对方，而且还要揭露反对势力的把戏。《法朗吉》把刑事案件当作一种“文明”所编制的冲突来分析，认为重大犯罪不是畸形怪胎，而是被压抑的东西的必然回归和反抗，’凹）轻微非法活动不是社会的必要边缘地带的产物，而是从战场中心传来的低沉轰鸣。
除了维多克和拉塞奈尔外，还应该举出第三种形象。他仅仅是昙花一现。他引起的轰动几乎不超过一天。他仅仅是一个转瞬即逝的从事轻微非法活动的小人物：一个13岁的孩子，无家可归，被指控犯有流浪罪，被判二年监禁，但这二年监察就足以使他陷入过失犯罪的循环中。如果他没有用关于某种非法活动的话语来对抗（以纪律的名义，而不是以法典的名义）使他成为过失犯的法律的话语，他肯定不会给人留下任何印象。那种非法活动是对这些压制的反抗，那种话语系统地揭示了无纪律（indisc巾line）的双重含义：既是社会的无序的秩序，又是对不可转让的权利的肯定。所有被法庭定为犯罪的非法活动，都被被告变成一种对生命力的肯定：无家可归当然浪迹天涯，没有主人就意味着独立，没有工作就等于自由，没有时间表的约束就等于日以继夜地工作。这种非法状态与纪律一刑罚一过失犯罪体系的冲突，被同时代人，更确切地说是被恰好在场的记者理解为与琐细的无纪律现象搏斗的刑法的喜剧效果。实际上，这个案件及其判决体现了19世纪合法惩罚的问题核心。法官可笑地试图用法律的威严来管束无纪律现象，被告则以目空一切的态度把不受纪律约束重新纳入基本权利之列，这对于刑罚来说是一个典型的场面。
这无疑就是1840年8月《判决公报》的报道的价值所在。这篇报道如下：“法官：人应该睡在家里。贝阿斯：我有家吗？法官：你一直在流浪。贝阿斯：我以工作为生。法官：你的谋生职业是什么？贝阿斯：我的职业，首先，我至少36岁了。我不为任何人工作。我长期以来只为自己工作。我有白天的职业和晚上的职业。白天，例如，我向一切过往行人免费散发传单；当公共马车过来时，我跟在后面跑，为乘客提箱子；我在努伊利街帮助推车轮；晚上有演出，我给马车开车门，我推销门票。我有许多事情要做。法官：应该把你安置在一个良好的习艺所里，让你当学徒，学一门手艺。贝阿斯：嗅，良好的习艺所、学徒，这太麻烦了。而且，不管怎么，资产阶级……总是抱怨，一点自由也没有。法官：你父亲不想让你浪子回头吗？贝阿斯：我没有父亲。法官：那你母亲呢？贝阿斯：我也没有母亲，父母都没有，也没有朋友，我是自由独立的。”在听到被判决教养二年后，贝阿斯“拉长了难看的脸，然后又恢复了他的幽默感，说：两年，那不过是二十四个月。那就去吧。”
《法朗吉》也提到这一场面。但是该报的极其冗长细致的分析表明，傅立叶主义者在这种常见的案例中看到了各种基本力量的表演。一方面是由法官、“活生生的法律活动、法律的精神与词句”所代表的“文明”的表演。它有自己的强制体制，表面上是法典，实际上是纪律。必须有一个地点、一个位置、一种强制性的嵌入：“法官说，人是睡在家里的。这是因为在他看来，一切事物都应有个家，有个归宿，而不论这个归宿是富丽堂皇还是简陋下贱。他的任务不是提供一个归宿，而是强迫每个人生活在一个巢穴中。”而且，每个人都必须有一个谋生职业、一种可辨认的身份，一种永远固定的个性：“你的职业是什么？这个问题最简明地体现了现存社会秩序。流浪是与之抵触的，是对它的骚扰。人们必须有一个稳定的、长期不变的职业，必须考虑未来，考虑一个有保障的前途，以免受各种侵扰。”总之，人应该有一个主人，被安置在一个等级体系中。人只能以固定在明确的支配关系中的方式存在：“你和谁在一起工作？这就是说，不论你从事什么职业，既然你不是主人，你就必须是仆人。这不是你作为一个人是否令人满意的问题，而是一个维护秩序的问题。”某种自称为一种权利的非法状态，与表面上是法律的纪律发生冲突。造成敌对冲突的是无纪律，而不是犯罪。一种无纪律的语言——不规范语法和回答问题的语调“表明了被告与社会之间的深刻裂痕，因为社会是通过法官用规范的措词向他提问的。”这种无纪律是天然直接的自由的无纪律：“他十分清楚地意识到，学徒、工人就是奴隶，而受奴役是很悲惨的。……这种自由，这种对流动的需求支配着他，他十分清楚，在循规蹈矩的生活中，他将再也不能享受这种自由。……他热爱自由。别人把这视为不正常，但这与他有什么相干？这就是自由，也就是说，这就是他的个性的最自然的发展。这是一种野性的发展，是兽性的、有限的，但也是自然的、出于本能的发展。”在家庭关系方面是无纪律的。无论这个迷途的孩子是被遗弃的还是自我放纵的，都无所谓，因为“他不能忍受家长的或陌生人的教育奴役。”正是由于这些繁琐的纪律，最终导致整个“文明”遭到抵制，“野性”从而产生：“这就是工作，这就是懒惰，这就是轻率愚钝，总之，这就是除了秩序之外的一切。除了职业与放荡上的差异之外，这就是过一天算一天的野蛮人的生活”（《法朗吉》，1840年8月15日）。
毫无疑问，“法朗吉”的分析不能被视为当时工人报刊关于犯罪与刑罚的讨论的代表性意见。但是，应该把这些分析放在这种讨论的背景中来考察。“法朗吉”的说教并没有完全白费口舌，在19世纪后半期产生了回声。当无政府主义者把刑法机构当作攻击目标时，他们提出了过失犯罪的政治问题。他们想从中找到对法律最有战斗性的否定。他们不是想把过失犯的暴动加以英雄化，而是试图把过失犯罪同控制利用它的资产阶级的合法与非法活动区分开。他们的目的是重新确立或构建民众非法活动的政治统一。
《规训与惩罚》
米歇尔·福柯著 刘北成，杨远婴译
第四部分 监狱 第三章 “监狱”
如果让我来确定“监狱体制”最终形成日期，我不会选择颁布刑法典的1810年，也不会选择通过了关于分相囚禁原则的法律的1844年。我甚至不会选择1838年，那一年夏尔·庐卡、莫罗·克利斯托夫与福歇撰写的关于监狱改革的著作纷纷问世。我要选的日期是1840年1月22日。这是梅特莱（Mettrav）农场正式开始使用的日子。正是在这个不被注意、不被纳入史册的光荣日子，梅特莱的一个孩子在垂危之际说：“我这么快就离开了这个农场，太可惜了！”（Dll。p6－tiaux，1852383）。这标志着第一个教养所圣徒的死亡。据说，来自其它惩罚场所的犯人在咏唱关于这个农场的新惩戒方针的赞美诗时说：“我们过去宁愿挨打，但是现在囚室更合我们心意。”如果这种话可信以为真的话，那就无疑有许多被赐福的人将加入那个圣徒的行列。
为什么我选择梅特莱？因为它是最极端的规训机构，是各种对行为进行强制的技术集大成的标本。在它那里可以发现“修道院、监狱、学校、兵团”。囚犯被分配在等级严明的小班中。这些班同时奉行五种模式：家庭模式（每个班都是由两个“老大哥”与“兄弟”组成的“家庭”）；军队模式（每个家庭有一个班长，下分两个小组，每组各有一名组长；每个囚犯都有号码，都要学习基本的军事操练；每天有一次卫生检查，每周有一次服装被褥检查；每天有三次点名）；工厂模式（有监工和工头，负责管理工作秩序与年轻囚犯学艺）；学校模式（每天上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的课；由训导员或副班长讲课）；司法模式（每天在谈话室进行“司法”惩治：“任何轻微的不服从行为都要受到惩罚。避免严重违法乱纪的最好方法是极其严厉地惩治最轻微的错误：在海特莱，说一句废话都要受到惩罚。”主要惩罚手段是单独禁闭，因为“孤独是影响孩子道德本性的最好手段。尤其是在孤独时，宗教的声音，即使以前从未进入他们的心灵，现在也会恢复全部感人的力量”。——一＊。C叭tittX，18u，377）。整个准刑罚制度都是人们为了使之不成其为监狱而创造出来的。它在囚室内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囚室的墙上书写着黑色大字：“上帝注视着你”。
这种不同模式的复合使得人们有可能揭示“训练”的功能特征。梅特莱的长官都不能是纯粹的法官、教师、工头、非正式官员或“家长”，而只能是一种独特的干预方式中的这些东西的混合。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是行为技师：品行工程师，个性矫正师。他们的任务是造就既驯顺又能干的肉体。他们每天负责监督九或十小时的工作（或者在车间里或者在田地）。他们指挥囚犯班组按照号角或哨声进行有秩序的活动，体育训练、军事操练、起床就寝、散步。他们教授体育动作。门］他们检查卫生，督促洗澡。训练是与观察同时进行的。根据囚犯的日常表现，他们不断地积累起一整套认识。这种认识被用来当作不断评估的工具：“少年犯一进入农场，就要接受一番调查，包括他的出身、家庭状况、被送上法庭的罪名以及构成他短暂但往往十分悲惨的经历的其它违法行为。这种资料被写在一块木板上。在这块板上依次记录着与每个囚犯有关的每一件事，他在教养所的停留时间以及他离开后被送往何处”（Ducp6tiaux，1851，61）。对肉体的塑造产生了一种关于个人的知识。学习技术的学徒训练导致了各种行为模式。掌握技能与建立权力关系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强壮能干的农业工人被制造出来。在这种受到专门监督的劳动中，产生出顺从的臣民，形成一套有关他们的可靠知识。这种规训D肉体的技术有双重效果：洞察“心灵”和维持服从关系。有一个成果可以证明这种训练工作的有效性：1848年，当“革命的狂热激发了所有人的想像时，当昂热、拉弗莱什、阿尔福尔等地的学校，甚至各寄宿学校都起来造反时，梅特莱的囚犯比以往更平静”（Ferrus）。
梅特莱特别具有典型意义之处，在于它自己所承认的这种训练运作的特点。这种训练是与其它监督方式——医疗，一般教育和宗教指导——联系在一起的，并以它们为基础。但是，不能把它与它们完全等同起来，也不能等同于严格意义上的管理。“家庭”的班组长、工头都必须与囚犯亲密地生活在一起。他们的衣衫几乎与囚犯一样“简陋”。他们实际上从不离开囚犯左右，日夜观察着他们。他们在囚犯中形成了一个持续观察网。为了使囚犯能够自我训练，在农场建立了一所特殊学校。教学计划的主要宗旨是使未来的干部受到与囚犯一样的学徒训练与强制：他们“像学生一样受到纪律约束，以后他们作为教师将自己实行这种纪律”。他们学习有关权力关系的技艺。这是第一所实行纯粹纪律的训练学院，因为“教养”不仅仅是一种追求在“人性”方面的证明或在某种“科学”方面的依据的工程，而且是一种经过训练而学到的、服从一般规范的技术。这种实践通过强制来规范无纪律者或危险分子的行为，反过来也通过制定技术与理性思考来使自已被“规范化”。这种规训技术变成了一门有专门学校的“学科”。
人文科学历史的研究者碰巧也把科学心理学的诞生日期确定在这个时间，因为在这些年里，韦伯（Weber）”正在使用他的小罗盘来测量感觉。而在梅特莱出现的东西（迟早在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