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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册)-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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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姜维提出的御敌的方案是:“敌至,诸围皆敛兵聚谷,退就汉、乐二城,使敌不得入平①,且重关镇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军并进以伺其虚。敌攻关不克,野无散谷,千里县(悬)粮,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后诸城并出,与游军并力搏之,此殄敌之术也。”(《三国志·蜀志·姜维传》)锺会十万大军,浩浩荡荡杀向汉中,蜀军就是按照姜维的方案作御敌的安排。这时蜀在汉中的守军,有一万来人。于是撤诸外围守军,分为两部,分别退守汉(今陕西沔县东)、乐(今陕西城固)两城,守城军不过五千人。锺会进入汉中,了解了这种情况,并不留在那里攻城,只派两位偏将带领一部分军队把汉、乐两城包围起来,自己却带领大军越过汉中向阳安关②进发。魏军不伤一兵一卒,不战而取下汉中。
  ① 《资治通鉴》卷七七甘露三年(258),引此句作“听敌入平”。胡三省注云:“谓纵敌使入平地。”意思与此《传》正相反,细审形势,当以《资治通鉴》为是。
  ② 《资治通鉴》卷262 景元三年注:“阳安关口,意即阳平关也。”
  姜维在沓中,听得魏军主力已到汉中的消息,急忙从沓中向汉中转移。
  后面邓艾跟踪,紧追不放。姜维到了桥头(今甘肃文县东南),桥头大道已被魏将诸葛绪占领。姜维假装要从诸葛绪军的北面过境,靠着地熟、人熟、情报快,在诸葛绪撤兵向北去堵截的时候,他却折回头以快速行军通过了桥头,等到诸葛绪再回到桥头的时候,姜维领兵刚刚过去。
  姜维走到阴平,锺会已经攻下阳安关口,正向白水关(今四川广元西北)进军。姜维急忙会合由成都开来的廖化、张翼率领的援军,一同退守剑阁(今四川剑阁)。
  剑阁,有大、小两座剑山,相隔三十里,群山相连,形势绝险。姜维守住剑阁,锺会屡攻不下。后方遥远,粮运困难,军队给养大成问题。锺会一筹莫展,打算退兵。
  邓艾进兵到阴平(今甘肃文县),听得锺会被姜维阻止在剑阁,正欲退兵,急忙写信给司马昭报告军情:大军已深入蜀境,功告垂成,千万不能撤退。他认为从阴平走山路向南,出剑阁西面一百多里,可以袭击涪(今四川绵阳)。涪在剑阁后面,离成都不过三百里,是成都的门户。如果军队到涪,姜维势必撤兵来救,这样,锺会的大军就能不战而取剑阁,如果姜维不来援救,涪守军势弱,必然容易攻下。邓艾信送出后,不待司马昭的回示,就照信上所说的计划,自阴平向南进军了。
  邓艾所走的这条路,实在艰险。山高谷深,七百里地很少人烟。邓艾一路凿山开路。遇到险要之处,兵上们便攀着树枝,缘着悬崖,一个拉着一个的前进。
  邓艾就这样翻山越岭来到江油(今四川江油),驻守在江油的蜀军,大吃一惊,便向邓艾投降了。邓艾由江油进一步迫进涪。
  蜀汉军驻涪的主将是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他没有乘邓艾远来疲惫还没有站住脚步的时候向邓艾进攻。他的部将黄崇再三向他建议,诸葛瞻不肯接受。邓艾进攻了,他的人马都是处在不进就死的处境,攻势非常勇猛。诸葛瞻被迫退守绵竹。邓艾派人去劝他投降,说:“若降者,必表为琅邪王。”(《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附子瞻传》)瞻大怒,立斩来使。邓艾攻入绵竹,诸葛瞻和黄崇都死在战场上。他的儿子诸葛尚,听得父亲战死,说:父子为国家大臣,没能早杀黄皓,致使国破家亡,有何脸面活下去。也力战而死。
  邓艾进军到雒(今四川广汉),离成都只有八十里。后主招来群臣会议。有的主张到南中去,有的主张到东吴去。光禄大夫谯周劝后主投降。后主犹豫了半天,最后也就听了谯周的话,向邓艾投降了。只有后主的一个儿子北地王刘谌,很有点烈性和气节。他愤慨地对后主说:如理穷力屈,祸败将及,便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死社稷,以见先帝于地下,奈仍屈辱投降!后主不听。刘谌觉得大势已去,无力挽回,便带着妻子到他祖父刘备庙里大哭一场,先杀妻儿,然后自杀。
  后主投降以后,又命姜维向锺会投降。蜀汉的兵士听得要向敌人投降,都气得拔刀砍石头。
  有的史书记载称蜀亡时有二十八万户,男女九十四万口,将士十万二千人,吏四万人(参看《三国志·蜀志·后主传》注引王隐《蜀记》)。
  第六节孙吴对江南的开发。孙吴的灭亡赤壁之战后,孙权占有江东,又占有荆州一部分,江南广大疆域都在他控制之下。自公元200 年孙策死,孙权代他领兵,到公元252 年孙权死,孙权统治江南前后达五十二年。这五十多年,基本上是江南的开发时期。东汉末年,先有镇压黄巾起义,后有军阀混战,北方遭受破坏,人民大批南逃避乱,对于江南耕地面积的扩大和经济的开发,是有帮助的。
  征山越、蛮族和夷族孙吴能在江南立国,就是以前代江南地区的不断开发为条件。孙权时期,江南的开发主要仍在长江沿岸和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带,岭南珠江流域也在逐步兴起,而广大内地,仍是地广人稀,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这时期,在东南内部地区居住的是越族。因为他们居住的地区多是山地,历史上就称他们为山越,这与秦汉之际,东越、闽越、南越的得名是一样的。实际上,他们都是越族。除去居住平原地区的已经汉化外,大部分山越人仍很落后。他们居山谷幽邃之地,“未尝入城邑,对长吏”(《三国志·吴志·诸葛恪传》),自然也不服役纳租。
  山越人口众多,地区广大。他们居住地区又靠近孙权统治地区中心的吴郡、会稽、建业等地,对孙权政权的巩固和稳定,有相当大的威胁①。孙吴统治阶层不得不考虑如何征服山越,使他们成为东吴的兵源和财源,变有害因素为有利因素。
  孙吴与山越人的战争,从孙策时即已开始,一直到孙皓时止,几十年中连续不断,几乎与吴国的统治相始终。其中,次数多,规模大的征讨战争,多在孙权时期。每次征讨之后,就把降服的山越人中强壮的收编为士兵,赢弱的划归郡县。公元234—237 年,诸葛恪征讨丹阳郡山越,一次就得兵四万人(《三国志·吴志·诸葛恪传》)。据《吴志》各传中所载诸将征讨山越所得士兵人数加起来,已不下十三四万。①吴亡时,吴国士兵人数大约有二十多万,其中山越人约在半数以上。
  居住在荆州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是蛮族,交州地区的被称为夷。孙吴对蛮、夷人也有过不少征讨。黄龙三年(231),孙权以潘濬率众五万讨武陵蛮,“斩首获生,盖以万数”(《三国志·吴志·潘濬传》)。赤乌十一年(248),交阯九真夷攻没县邑。孙权以陆胤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胤入南界,务崇招纳。“贼帅百余人,民五万余家,深幽不羁,莫不稽颡,交域清泰。”(《三国志·吴志·陆胤传》)
  孙吴征服山越、蛮、夷等族后,一方面是把他们征发出来作战士和划归郡县作编户耕田种地,一方面也逐步在他们原来居住的地区设置郡县。江南荆、扬、交、广地区,东汉时有二十个郡和二百六十五个县。②东吴时期,由① 《三国志·吴志·吴主传》:“时扬越蛮夷多未平集,内难未弭,故权卑辞上书,求自改励。”《三国志·吴志·贺全吕周锺离传》:“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这些记载,说明山越对孙氏政权的威胁。① 参看何兹全:《东吴兵制》,见《中国史研究》,1984 年第3 期。
  ② 此据《续汉书·郡国志》。无广州,在交州内。
  于分置和增置,已增为四十三个郡和三百一十三个县。③通常情况下,郡县数目的增加多是由于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而东吴时期,江南郡县数的增加,除这种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山越、蛮、夷族居住地区被开辟而增设了郡县。
  农田水利的发展东吴政权注意兴修水利。农田灌溉面积的扩大,使江南耕地面积扩大了,农业生产增加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在长江下游三吴地区最为显著。为了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军粮问题,东吴与曹魏一样,也注重屯田。吴的屯田也有军屯和民屯之分。征服山越、蛮、夷所取得的民户,一部分成为郡县编户,一部分也用来屯田。管理屯田的官,称为典农校尉和典农都尉,这和曹魏管理民屯的农官名称是一样的。他们也同样不受郡县的管辖。①典农校尉,地位等于郡守,都尉等于县令长。屯田的规模都是相当大的。在皖城的屯田,有稻田四千余顷。②江北的屯田,有屯田兵数千家③。诸葛恪在庐江皖口屯田,屯田兵有万人④。毗陵屯田,有男女各数万口⑤。这些规模大的屯田,都是军屯。民屯人数也不少。永安六年(263),“丞相(濮阳)兴建,取屯田万人以为兵。”(《三国志·吴志·三嗣主传》)既然说是“取屯田万人以为兵”,这些屯田人原不是兵,这是很清楚的。而且从屯田人中抽出一万人,大约不会影响屯田的耕作,这也说明孙吴民屯中的劳动人数是多的。
  民屯中的屯田者不服兵役。军屯中的佃兵,平时耕田种地,疆场有事则参加战斗。《三国志·吴志·陆凯传》载陆凯谏孙皓的话:“先帝战士,不给他役,使春唯知农,秋唯收稻,江渚有事,责其死效。”可知孙皓以前,屯田兵是平时耕田种地,有战争就参加战斗。这与曹魏的军屯大体也是一样的。
  孙氏在江东建国,靠的是江北豪族和江东豪族的支持。为了对豪族进行报答,曹魏晚期出现的给客制度,在孙权早期就出现了。建安十九年(214),孙权取皖城,以吕蒙为“庐江太守,所得人马皆分与之。别赐寻阳屯田六百人,官属三十人”(《三国志·吴志·吕蒙传》)。建安二十四年,蒋钦死,孙权“以芜湖民二百户,田二百顷给钦妻子”(《三国志·吴志·蒋钦传》)。建安二十年,陈武从孙权征合肥,战死。“权命以其爱妾殉葬,复客二百家”(《三国志·吴志·陈武传》注引《江表传》)。
  ③ 参看吴增仅、杨守敬《三国郡县表附考证》。《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晋阳秋》作“县三百一十三”。
  ① 《宋书·州郡志》:“溧阳令,汉旧县。吴者为屯田。”“湖熟令,汉旧县。吴者为典农都尉。”“晋陵太守,吴时分吴郡,无锡以西为毗陵典农校尉”。《三国志·吴志·陆逊传》:“年二十一。。出为海昌屯田都尉,并领县事。”这些记录,说明吴的屯田与魏一样,也是独立于郡县之外,不受郡县守令管辖的。
  ② 见《晋书·王浑传》。
  ③ 《三国志·魏志·满宠传》:“青龙三年(235)春,(权)遣兵数千客佃于江北。”④ 《三国志·吴志·诸葛恪传》:“恪自领万人。。。拜恪威北将军,封都乡侯。恪乞率众佃庐江、皖口。”⑤ 《三国志·吴志·诸葛瑾传》注引《吴书》:“赤乌中,诸将出部伍,新都都尉陈表,吴郡都尉顾承各率所领人会佃毗陵,男女各数万口。”
  孙权前期,内外形势动荡,他依靠江北、江东豪族为他维持局面,所以这时期孙吴统治阶级内部君臣之间是比较团结的。孙权后期,情况变化了。本来,吴和蜀的立国情势就有所不同,蜀的理想是“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诸葛亮《出师表》)。孙吴则满足于划江自守的偏安局面。诸葛亮生前曾几次北伐,吴则很少主动向魏大规模进攻。西晋的傅玄说孙权“兵不妄动,故战少败而江南安”(《三国志·吴志·吴主传》注引《傅子》)。到孙权后期,三国鼎峙局面已大体稳定下来,孙权年事已长,为子孙皇位计的思想逐渐突出,他与将相大臣间的矛盾也就逐渐出现了。陈寿评论他“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三国志·吴志·吴主传》评曰)。他信任宦官左右下人,嫌疑大臣。后来孙皓猜疑大臣,果于杀害,不过是孙权晚年事态的发展而已。
  与夷洲的交通孙权时期有一件大事,这就是与夷洲的交通。夷洲,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台湾。当时夷洲居民还处在原始社会阶段。《临海水土志》载:“夷洲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雪霜,华木不死,四角是山,众山,夷所居。。。此夷各号为王,分画土地、人民,各自别异。人皆髠头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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