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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技传·杜夔传》注称：“时有扶风马钧，巧思绝世，傅玄序之曰：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为博士，居贫，乃思绫机之变。。。旧绫机五十综者五十蹑，六十综者六十蹑。先生患其丧工费日，乃皆易以十二蹑，其奇文易变，因感而作者，犹自然之成形，阴阳之无穷。”由于绫机的改良简化，使操作简易方便，提高了生产效率。这种新绫机很快就得到推广应用，促进了丝织业的发展。杨泉《织妇赋》描写织绸女工“节奏相应，五声激扬，。。屈申舒缩，沈厚抑扬”。
据《后汉书·张让传》记载，东汉毕岚曾“作翻车”，供洒道之用。这在马钧之前约半个世纪。但毕岚的翻车是否就是后世的龙骨水车，不得而知。而马钧所作之翻车，则无疑是用于农业排灌的龙骨水车。其结构精巧，“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可连续不断地提水，效率比其他提水工具高得多，并且运转轻快省力，儿童都可操作。所以马钧应是龙骨水车的发明者，至少可以说他是继毕岚之后，对翻车作了重大改革，并用于农业排灌的革新家。翻车问世后，迅速得到推广，并沿用至今。在近代水泵发明之前，翻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提水工具之一，对灌溉农田，发展农业生产，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马钧还制成了久已失传的指南车。关于马钧作指南车的问题，以及与高堂隆、秦朗在宫廷上的争论，史书上有很生动的描写。其后的祖冲之曾将一辆只有外壳的指南车，制作安装了内部机构，予以修复。但宋代以前史书关于指南车的记载都较简略。直到宋代，燕肃于1027 年，吴德仁于1107 年又先后制造了指南车，《宋史》详细地记载了指南车的内部构造。据此，人们才对指南车有了更具体的了解。
马钩还改进了连弩和发石车，又利用机械传动装置，创造了以木为轮，以水为动力变化万端的水转木偶百戏。①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批成就卓著的机械发明家，如杜预、刘景宣、祖冲之等。他们在发明或改进各种机械，如先进的农业加工机械——畜力连机磨，水转连磨，水力连机碓等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① 《三国志·方技传》。
第七节交通运输工具三国以前，陆上运输所用的车辆，多数是双轮车。双轮车只适用于在平地大道上行驶，而在山间小路上则无法使用。三国时，蜀汉在与曹魏的战争中，由于山道运粮困难，运输工具亟待解决。这时，蒲元发明了独轮车——“木牛”，“廉仰双辕，人行六尺，牛（指木牛）行四步，人载一岁之粮也”（《蒲元别传》）。这种独轮车适用于在崎岖小道上行走，一千多年来一直被广泛使用。
造船技术在这一时期也有很大的发展。孙吴政权建立不久，就拥有船舰五千余艘，并不断派出较大规模的船队，北航辽东，南通南海。其中大船上下五层，可载三千人。晋在作灭吴准备时发明将许多小船拼装成一艘大船的造船方法。这种大船称为“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晋书·王濬传》）。这一时期的造船数量很大，东晋安帝时，建康一次风灾，所毁官商船只约达万艘；北魏神■三年（430），在冀、定、相三州造船即达三千艘。由此可见造船业之发达，如何提高船行速度，是船舶设计建造中的重要问题。祖冲之造“千里船”，可“日行百余里”，有人认为这是利用轮桨的车船。关于车船的最早明确记载，出现在唐代。《旧唐书·李皋传》载有李皋设计的新型战船，“挟二轮蹈之，翔风鼓浪，疾若挂帆席”。梁侯景军中有160 桨的高速快艇“鵃■”，“去来趣袭，捷过风电”①；这是史书所见船桨数量最多的快艇，后世快艇大都在40 至60 桨之间。船用设备亦有改进，如船尾已采用升降舵，帆的面积逐渐加大，大帆用布120 幅，高9 丈，并注意到帆的方位，以利于充分发挥风帆效率提高船速。
① 《梁书·王僧辩传》。
第八节兵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争的需要，攻城略地的战略战术以及攻防器械和兵器制造，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在攻守器具方面，有火车、发石车、钩车、虾蟆车等。梁侯景在制作攻城器械方面尤为突出，曾“设百尺楼车”，又造飞楼、撞车、登城车、钩堞木、阶道车、火车等，“并高数丈，一车至二十轮”②。攻防器械在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在官渡之战中，先是曹军失利，袁绍军“为高橹，起土山，射营中”，使曹军“大惧”。曹操便令制造发石车，摧毁了袁军的楼车，于是曹军转危为安。这种发石车被袁军称为“霹雳车”①。在兵器制造方面，诸葛亮改造前人连弩制成一种新式连弩，取名“元戎”，它具有简单的自动发射性能。两晋时弩机趋于大型化，《晋书·舆服志》称：“中朝大弩卤簿，以神弩二十张夹道，。。刘裕击卢循，军中多万钧神弩，所至莫不摧折”。三国时，刀已安上长柄，作为长兵器使用。刀的质量也比前代提高了，蒲元为诸葛亮造刀三千口，用这种刀劈砍装满铁珠的竹筒，象斩草一样。两晋和南北朝，兵器的质量又有了新的突破，东晋时发明横法钢，以制刀剑，锋利无比；南朝时改进了灌钢技术，提高了钢的质量，从而有利于制造兵器；北齐綦母怀文所造钢刀，据说能斩铁如泥。两晋、南北朝的兵器种类，除承袭前代的刀、矛、剑之外，还增加了少数民族的杂色兵器，如鞭、锏之类。原来的戟，已很少用于战阵，而多用于仪仗，矛也逐渐演变为枪。
② 《梁书·侯景传》。
① 《三国志·袁绍传》。
第九节造纸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造纸技术比汉代已有明显进步。通过对出土汉纸和三国两晋南北朝纸进行检验，即证明了这一点。汉纸白度差，表面不甚平滑，结构不紧，纸面上纤维束较多，纤维帚化度低，帘纹不显，纸质粗厚。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的纸则白度增加，表面较平滑，结构较紧凑，纤维束较少，有明显的帘纹，纸质较细薄。有的晋纸纤维帚化度达到70％，已接近机制纸①。
汉代造纸术发明后，在书写纪事材料方面，还是纸与缣帛和简牍并用，纸还不足以完全取代简帛。这种情况，到晋时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晋代已能造出大量洁白平滑而又方正的纸，人们不再使用昂贵的缣帛和笨重的简牍来书写，而逐步习惯于用纸。最后纸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书写材料，彻底淘汰了简牍。随着造纸术的进步和推广，这一时期的南北各地都建立了官私纸坊。北方以洛阳、长安及山西、河北、山东等地为中心；浙江会稽、安徽南部和建业、扬州、广州等地则为南方的造纸中心。当时主要生产麻纸、桑皮纸和楮皮纸。浙江嵊县剡溪沿岸是藤纸中心。由于藤纸质地优良，曾名噪一时。但在南方仍以麻纸为大宗。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造纸原料，以麻料为主，此外还采用其他韧皮纤维原料如楮皮、桑皮、藤皮等，有时还将树皮纤维和麻料混合起来造纸。造纸原料的扩大，与造纸技术的革新是密切相关的。这一时期的造纸，已在沤制脱胶，碱液蒸煮，舂捣，漂洗，打浆，抄纸等工序上更加精细，如舂捣已不止进行一次，并一般以碓代替杵臼，打浆度有显著增加。为改善纸的性能，晋代已有施胶技术，早期的施胶剂是植物淀粉糊剂，或将其掺入纸浆中，或刷在纸面上，再予以砑光。这样处理的纸在书写时就不会发生走墨、晕染等现象。在设备方面，出现了活动的帘床纸模，即用一个活动的竹帘放在框架上，因而可反复捞取成千上万张湿纸，并且这种先进的抄纸工具，能抄出紧薄而匀细的纸面。这是造纸技术中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革新。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纸的加工技术也有了发展，其中较重要的加工技术是表面涂布，即将白色矿物细粉用胶粘剂或淀粉糊刷在纸面上，再予以砑光。这样，既可增加纸的白度和平滑度，又可减少透光度，使纸面紧密，吸墨性好。对纸张加工的另一技术是所谓的“潢治”之法。后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有专篇叙述染潢法：“凡打纸，欲生则坚厚，特宜入潢。。。蘖熟后，漉滓捣而煮之，布囊压讫，复捣煮之，凡三捣三煮，添和纯汁者，其省四倍，又弥明净。写书经夏然后入潢，缝不绽解。其新写者，须以熨斗缝缝熨而潢之。不尔，入则零落矣。”这样一整套入潢法，其目的不仅在于染色，更重要的在于借黄蘗药力以防虫蛀。另外，书中还叙述了利用“雌黄治书”以防虫蛀的方法。
① 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第三章，文物出版社1979 年版。
第十节陶瓷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烧制瓷器的生产技术已进入更成熟的阶段。
当时南方以青瓷为主，北方以白瓷为主，间有黑瓷等。三国时，各地的瓷窑都用当地的瓷土作为制坯原料，而西晋的越窑则可能有意识地选用了铁、钛含量较高的瓷土作为坯料，使胎烧成灰色，对釉起衬托作用，并使釉青中带灰，色调比较沉静①。这一时期，南方各青瓷窑场都使用石灰釉。由石灰石和瓷土配成的石灰釉，其特点是光泽好，透明度高。而黑釉则是用含铁量很高的紫金土配制。北魏时期，青瓷烧造技术传到中原，以后又发展了黑瓷和白瓷。而白瓷的产生，为我国制瓷工业开辟了广阔的前程。早期的白瓷，胎料经过淘练，比较细白，釉层薄而滋润，呈乳白色，但仍普遍泛青，有些釉层厚的地方呈现青色，说明它脱胎于青瓷。北方青瓷、黑瓷、白瓷的烧制成功，为以后唐、宋时期北方名窑的普遍出现准备了技术条件和打下了基础。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陶器，在南方作为日用器皿的数量并不多，大量流行的是明器。北方的铅釉器在三国至东晋时期已日趋衰落，北魏以后才开始复兴，并在汉代传统基础上有了改进，其用途日益扩大，花色品种增加，施釉方式也增多了，或黄地加绿彩，或白地加绿彩，或黄、绿、褐三色并用；从汉代的单色釉向多色釉迈进了一步，并为过渡到唐代三彩陶器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的陶塑艺术不甚发达，制作简陋，形态呆板，数量不多。但北朝的陶塑艺术则突破了生硬的作风，注意了神态的刻划，因而造型优美。这一时期的建筑用陶，继续得到发展，砖瓦的生产规模较大，产量质量都有所提高。砖瓦的大小、形制均不同于汉代，花纹瓦少见，大多数是素面瓦。瓦当上的卷云纹渐被莲花纹所代替。吉祥文字仍旧流行，并出现印有纪年的瓦当。北魏已使用了琉璃瓦，施浅绿色的釉。砖除了有长方形素面砖和绳纹砖外，还有供装饰用的大小雕塑砖两种。其中一面塑有神态凶猛、巨口虬须，怒目獠牙的兽面，造型生动，气魄宏伟，有很高的艺术水平。
① 郭演义等：《中国历代南北方青瓷的研究》，《硅酸盐学报》，1980 年第3 期。第十一节石油天然气经过秦汉长达四百余年的大一统局面，社会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这就为三国两晋时期石油天然气的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同时，经过这四百年的凿井实践，也为石油天然气的开发利用提供了基本的技术手段。
首先，人们对酒泉延寿、高奴等地的石油苗有了新的认识。郦道元在《水经·河水注三》写道：“酒泉延寿县南山出泉水，大如筥，注地为沟，水有肥如肉汁，取著器中，始黄，后黑如凝膏，然极明，与膏无异，膏车及水碓缸甚佳，彼方人谓之石漆。水肥亦所在有之，非止高奴县水也。”这是对石油的形态、性质及用途所作的详细和真实的记录。其中还明确指出石油非高奴独有。从上述材料中还可以发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石油不但被用于照明，而且还用作润滑剂，“膏车及水碓缸”。
随着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加强，新疆地区与内地的联系更加密切，这时史书中出现新疆石油的最早记载。《北史》中记载龟兹国（今新疆库车县一带）“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数里入地，状如■ ，甚臭”①。这里讲的“流出成川”者即石油在地表风化后，大量流出的现象。当时人们把这种石油视作灵丹妙药，认为“服之发齿已落者能令更生，病人服之皆愈”。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也在长期实践中，发现了石油的药用价值。17 世纪中亚地区的人们认识到巴库地区石油的药用价值。19 世纪初，美国的丹纳用石油制成药品，号称可医治百病。相比之下，中国对石油药用性的认识，要比世界其他地区早得多。
此外，这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