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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在开始著作后的第七年，遇到了李陵投降匈奴的事件。李陵是名将李广的孙子。司马迁早年见过李广；后来与李陵同在宫廷侍从，虽未相熟成为朋友，但很佩服李陵的为人，认为他是一个“奇士”，有“国士之风”。“天汉二年（公元前99 年），李陵与匈奴战于浚稽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喀尔喀境），最后兵败，投降匈奴。司马迁以为李陵决不会向匈奴投降。因此触怒了武帝，下了监狱。审讯的结果，司马迁得了“诬上”（欺骗皇上）的罪名，是一个死罪。这时是天汉三年（公元前98 年），他的全部著述工作，还在“草创未就”的时候。
汉武帝时代，犯死罪的人，根据两条旧例可以免死：一条是拿钱赎罪；一条是受“腐刑”。这时司马迁面临三种选择：一是“伏法受诛”；二是拿钱免死；三是受“腐刑”。要多少钱可以免死呢？从此后三年内两次免死诏令看来，需要五十万钱。这是一般“中人之家”五家的家产。司马迁既然得不到朋友的帮助，自己又官小家贫，哪来这许多钱呢？用钱赎罪这一条生路，司马迁和一般穷人一样是走不通的。因此司马迁实际只有两种选择：是死，还是受“腐刑”？他想到，人总不免一死，但“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是有轻重意义的不同的。他觉得如果他这样“伏法”而死，那就象牛身上少一根毛，是毫无意义、很不值得的。为了完成著史的工作，他宁可忍受“腐刑”的屈辱。
司马迁出狱后，作了中书令。这个官也是汉武帝新设的，“领赞尚书，出入奏事，秩千石”，比太史令高。经常职务是把皇帝的命令下到尚书，也把尚书的奏事呈给皇帝。从此以后，司马迁以一个宦官的身份，在内廷侍候，更接近武帝了。这好象是“尊宠任职”，但司马迁除了坚持他的著述工作以外，对朝廷内外的一切事务，已经毫无兴味。
司马迁的朋友任安，于太始四年（公元前93 年）的四五月间，写信给他，“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十一月，司马迁给任安写了回信。司马迁在信里，详细地诉说了自己当时的心情，并告诉任安一个重要的消息：“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样看来，这时他的著述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了，他的年龄是五十三岁。以后，司马迁的事迹已无可考。他是怎样死的，最后活到多大年纪，都很难有确定的答案。他大约卒于武帝末年（公元前87 年）左右，一生与武帝相始终。
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 年）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3 年）全部写作计划基本完成，共经过了十六年。这是他的著述事业的主要阶段。在这之前，从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到元封二年（公元前109 年），由于漫游祖国，侍从武帝和奉使西南地区，他读书时间好象很少，但这些接触实际的经历却成为他后来写作资料的一个重要来源（其中侍从武帝巡行四方一事，是贯彻终身的）。在这之后，即在征和元年（公元前92 年）以后，他除了担任中书令一职，经常在武帝和尚书中间传达事务外，在晚年的主要工作就是对于他的全部著作的修补加工。司马迁坚持完成的著作即《史记》与他一生丰富的实践经验，广泛的科学文化知识，有着血肉相连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
司马迁在致任安书中说他的《史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他对于所著书的概括。他对于他的概括，没有作出详细的说明。从司马迁别的有关的论述来看，他的概括可包含下列几条的意思在内：一、历史是有变化的。二、历史的大的变化，是有阶段性的。三、历史的变化，今不必不如古，有时还更胜于古，所谓“世异变，成功大”。四、在历史变迁中，天道的作用往往是不可知的，人事的作用有时是很显著的，但人事的作用还不能摆脱天的束缚。五、司马迁公开以创史的历史家自命。司马迁的历史思想是很丰富的，其中有唯物主义的因素，有辩证的因素，还有其他进步的因素，这都还有待于认真的研究。
第四节司马迁在传记文学上的成就传记文学在《史记》中的地位《史记》是一部杰出的历史书，也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书，而当中的传记部分尤为精彩。《史记》的世家三十，其中的《孔子世家》、《陈涉世家》，是孔子、陈涉二人的传记，其他各篇也都是叙述秦以前地方割据世袭的侯王和汉代侯王的历史。列传七十，叙述贵族、贵族公子、各种官僚、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经学教授、策士、隐士、说客、刺客、游侠、土豪、医生、卜者、商人、俳优、幸臣以及少数民族等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类形人物活动的历史。本纪十二中，不全是传记，但也有多篇传记。由此可见，《史记》的中心部分是从古到汉各个社会阶层、各种不同地位、不同职业的人物活动的历史，是历朝历代一系列历史人物的传记，传记在《史记》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以人物传记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内容这一新的历史方法，是司马迁的首创。但也有其历史和现实的根源。春秋战国以来，社会大变革的结果，解放了奴隶，产生了新的阶级关系，活跃了社会各阶层人物。在发展的小生产互助中，个人的作用更突出了。诸子百家从代表各自阶级、阶层的利益出发，风起云涌于政治和文化的斗争舞台，表现了蓬勃的朝气。这些都给司马迁以人物活动来反映历史，提供了历史内容的前提。而《左传》、《国语》、《国策》等历史著作中，也往往具体生动地描写了春秋战国时代人物活动的片断形象，这对司马迁写作历史人物传记，无疑也有所启发。特别重要的是经过秦末的农民大起义而建立起汉朝大一统的统治已经百年，产生了一代新的历史人物，更有记载的必要。司马谈在给司马迁的遗言中说：“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正是一代新人物需要记载的反映。
《史记》以人物为中心的思想，扩大了历史记载的范围。这在书八章里就有显明的表现。就中心部分讲，不但写汉族、少数民族即秦汉以来封建国家以多民族而存在的历史，也写了一些域外民族君长与中华民族通使往还以及斗争的历史；不仅写统治阶级的历史，也写了一些下层社会人物的历史，反映了全面的历史观。其次，他承认历史并不永远是一王一姓的，而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吕后本纪》依历史变化顺序而编写，突出地反映了这个发展的观点。司马迁认为秦应“世异变，成功大”；指出：“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是不对的。
实录精神《史记》人物传记的最大特色是它的实录精神。后于司马迁不远的西汉刘向、扬雄，东汉的班彪、班固父子都认为司马迁的《史记》是“实录”。依照班固的解释，“实录”的意思，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即照事实实事求是地直录。这里包含着认真对待历史实际的方法和态度问题。对于古代历史，“实录”是考订、选取、运用历史资料问题。而对于秦汉以来的近百年史，特别是汉代当代的历史，就不只是现成资料的摘录、移写问题，而是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能不发生“忌讳”的问题。司马迁坚持了“实录”的精神。《史记》的人物传记，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到地方长官等等，他固然不抹杀他们的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愚昧、偏私、腐朽、丑恶以及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人民。最重要、最大量的一部分在于揭露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其目的虽在于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而他写的是实录，反映了真实的历史，是难能可贵的。
从实录的精神出发，司马迁所选的人物，不是取决于其人的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取决于其人的实际行为表现。官为丞相的人，他不一定为他们作传。但却写了许多下层人物的传记，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因为这些人都是有某些可取之处。人物选定了之后，就是具体的叙事问题。以人载事，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始终，这是司马迁的首创。人物无论大小，他的生平事迹总是很多的，又如何写呢？司马迁的笔法是，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如《平津侯主父列传》写公孙弘：“弘为人恢奇多闻，常称以为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俭节。”又说：“弘为人意忌，外宽内深。诸尝与弘有隙者，虽详（佯）与善，阴报其祸。”这个人是被汉武帝特别提拔作丞相的。这里可见作者注意写他的为人内外两方面。“弘为人恢奇多闻”，写为人表现宽弘奇伟，知识很广博。“弘为人意忌”，写其对人多有积怨，外宽内深，是写其心。又如《酷吏列传》写张汤：“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始为小吏，乾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之属交私。”“乾没”是空手得利的意思。这是写张汤为小吏时好用计谋以制服人的表现。下文又说：“汤至于大吏，内行修也。通宾客饮食。于故人子弟为吏及贫昆弟，调护之尤厚。”则写其为大吏时为人颇为宽厚，有利于人。这些例证都可见司马迁写人物传记要写出其为人大体，并注意其复杂性。司马迁是不喜欢公孙弘和张汤的，但是写了他们的好处。概括言之，《史记》人物传记的最大特点，是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过去有人说：“《史记》于叙事中寓论断。”①又有人说：“叙事不合参入断语，太史公寓主意于客位，允称微妙。”②他们说的都是一个意思，就是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用事实来表示自己对所写人物的爱憎态度。
如有名的《项羽本纪》，他同情项羽，以极其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个失败的英雄，即赞扬项羽勇猛无比，摧毁秦皇朝暴力统治的功绩和精神；也指责他沽名钓誉，头脑庸俗，胸无大志；批评他以粗豪自恃，无比残暴。所有这些都是通过项羽本人的事迹来表现的。在本传里，作者没有发议论，但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于叙事之中是有显明的表示的。又如《伯夷列传》、《屈原贾生列传》等，写法比较特别，或则发舒孤愤，提出问题；或则略似后世作家作品评论。伯夷这个人，在战国时有很多传说，汉朝初年也有不少传说，都赞美这个人，但没有具体的事实，给这个人作传，没有多少事可写。传说中有伯夷，为人清廉，司马迁为其作传，对那些不清不廉的有所借鉴，有所标榜。《屈原贾生列传》也是如此，事实也是不多的。这两篇传和其他的传不同，确是《史记》人物传记的变体。这和传主事迹渺茫或较少有关系，也① 顾炎武：《日知录》卷六。
② 刘载熙：《艺概》卷一。
和作者对他们的遭遇同情有关系。
个性和典型性的统一《史记》传记叙事，善于以个性和典型性统一起来。司马迁写人物传记，无固定的格式，大抵因人立传，因事成文。就形式说，有单传、合传、类传的区分，主要意图在于表现传主为人的特征，根据对人物特征的认识取舍事件。取大事，这是当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