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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年）春，祭遵病死军中，归葬洛阳。葬礼非常隆重，光武帝素服临之，“至葬，车马复临，赠以将军、侯印绶”。
① 《后汉书·祭遵传》注引《东观汉记》。
作风优良祭遵为人，“廉约小心，克己奉公，赏赐辄尽与士卒，家无私财，身衣韦绔、布被，夫人裳不加缘”。博士范升曾于祭遵死后上疏追称祭遵说：“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军。清名闻于海内，廉白著于当世。所得赏赐，辄尽与吏士。身无奇衣，家无私财。同产兄午以遵无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于国，不敢图生虑继嗣之计。临死遗诫，牛车载丧，薄葬洛阳。问以家事，终无所言。任重道远，死而后已。”光武把这篇奏疏遍示公卿，叹息这种人实在难得。
第三节铫期立功河北铫期（？—34），字次况，颍川郡郏县（今属河南）人。身材魁梧，容貌威严。他的父亲铫猛曾经在西汉末当过桂阳郡太守。更始元年（公元23年），刘秀进军颍川郡时，听说铫期有志尚义，召他为贼曹掾，主管盗贼之事。他随刘秀经营河北，来到了蓟城（今北京市）。当时王郎发布的檄书传到蓟城，蓟城的豪强起兵响应王郎。光武见形势不妙，慌忙出走，意欲离开蓟城南下。但由于百姓相聚围观，满街喧哗，人行道被遮断。铫期骑马执戟，瞋目怒视，大喊戒严。于是众人望风逃散，但走至城门，城门已失，攻之得出。刘秀到了信都（今河北冀县）后，任用他为裨将，与傅宽、吕晏都隶属邓禹部下。他攻占了附近县邑，又完成了到房子县（今河北高邑县西南）去征兵的任务。邓禹欣赏他的才干，命为偏将军，管辖士兵二千人，傅宽、吕晏二人各领兵数百人。邓禹向刘秀报告他的决定，得到了刘秀的赞成，并令铫期率兵攻取了真定（今河北石家庄市东北）、宋子（今河北栾城县东），又占领了乐阳（今河北石家庄市西北）、稾县（今石家庄市东南）和肥累（今河北晋县西）。
在消灭王郎割据势力的战役中，铫期随刘秀与王郎大将倪宏、刘奉大战于巨鹿（今河北平乡县南）城下。他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手杀五十余人。额部受创，整冠再战，士卒亦皆奋勇当先，遂大破王郎军。平定王郎后，刘秀以铫期功高，拜为虎牙大将军。铫期根据当时的客观形势，建议刘秀顺乎民心，意谓称帝。当时铜马农民军数十万人进入清阳（今河北清河县东南）、博平（今山东聊城县北），铫期与众将奋力迎战，连战不利，乃背水为阵，决一死战。双方死伤甚多，适逢刘秀率领大军前来救援，铜马军陷入前后夹击之中，遂败走馆陶（今属河北），被迫投降。后来又随刘秀袭击青犊、赤眉农民军于河内郡之射犬（今河南沁阳县境内）。农民军夺取铫期所部辎重，铫期率兵反击，手刃数十人，自己也三处受伤。但仍然奋力苦战，终于击败了农民军。在刘秀攻取河北的历次战役中，他立下了汗马功劳。
稳定魏郡光武即位后，封铫期为安成侯，食邑五千户。当时檀乡、五楼农民军进入魏郡之繁阳（今河南内黄县北）、内黄（今河南内黄县西北）；同时，魏郡的豪强大族又反覆无常，时降时反；更始旧将卓京等又密谋在邺城发动叛乱，魏郡形势很不稳定。为了加强这方面的力量，光武乃以铫期为魏郡太守，行大将军事，负责处理有关重大问题。到任后，他首先发兵击破卓京，斩其将士百人，卓京本人逃亡。消灭掉这一势力之后，铫期又出兵打退进入繁阳、内黄的农民军，“郡界清平”。然后又着手解决豪强势力的问题。郡中督盗贼（官名）的李熊是邺城的豪族地主，其弟李陆密谋迎接檀乡农民军入城，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铫期，铫期召问李熊，李熊叩头认罪，愿与老母俱就死。铫期对他说：“为吏倘不若为贼乐者，可归与老母往就陆也。”使吏送出城，李熊行求得陆，将诣邺城西门。李陆不胜愧感，自杀以谢期。期嗟叹，② 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铫期传》，凡引本传文字不另加注。
以礼葬之，而还熊故职。于是“郡中服其威信”。此后，东汉朝廷在魏郡的统治日益稳定。
建武五年（公元29 年），光武驾临魏郡。以魏郡局势已基本稳定，调铫期回朝廷担任太中大夫之职，随光武到了洛阳。不久，又调任管辖宫廷禁卫军的卫尉卿。建武十年（公元34 年），铫期病故，光武亲临治丧，谥为忠侯。范晔称铫期道：“重于信义，自为将，有所降下，未尝虏掠。乃在朝廷，忧国爱主。其有不得于心，必犯颜谏诤。”这是很高的评价。
第四节王常王常（？—36），字颜卿，颍川郡舞阳县（今河南舞阳县西）人。王莽末年，为弟报仇，亡命于江夏郡。王莽天凤四年（公元17 年），荆州饥馑。王常与王凤、王匡等聚众数万人起义于云杜（今湖北京山县），活动于绿林山（在云杜西北）一带，因号绿林军。绿林军推王凤、王匡为首领，王常为裨将，攻云杜周围各县。后来王常同成丹、张卬率领一支起义军南下，活动于南郡编县（今湖北宜城县西南）之蓝口聚，号称下江兵。王莽派遣大将严尤、陈茂率领大军前来镇压。王常等战败，乃率众转移到随县（今属湖北）以东的龙山、钟山一带。不久，在随县以北的上唐乡打败了王莽荆州牧所部军队，引军北上，驻屯宛县东南的宜秋聚。
这时，刘縯、刘秀兄弟率领的舂陵兵与王匡等率领的新市兵和陈牧等率领的平林兵会师，在宛县以南的小长安聚被王莽打败，各欲散去。刘縯听说下江兵在宜秋，约同刘秀、李通前去和王常等联络。刘縯劝说王常与他们合兵反莽。王常同成丹、张卬商议，丹、卬都说：“大丈夫既起，当各自为主，何故受人制乎？”王常心独归汉，乃稍劝导其将帅。王常在军中素有威信，成丹等诸将接受其意见。于是，引兵与舂陵、平林、新市兵合，诸部齐心同力，士气高涨，遂与王莽军展开决战，大败之，杀王莽大将甄阜、梁丘赐。更始元年（公元23 年）二月，绿林军诸将以“众虽多而无所统一”，议定拥立宗室为帝。农民军将领中唯王常与南阳士大夫同意立刘縯，但绿林军大部分将领都主张拥立刘玄，于是，立刘玄为帝，建元更始。更始政权建立后，任命王常为廷尉、大将军，封知命侯。派他率兵北上攻取汝南、沛郡，还到昆阳（今河南叶县），与刘秀等率众击破王邑、王寻所部王莽大军，歼灭了王莽军队的主力。刘玄从洛阳迁都长安后，命王常行南阳太守事，予以赏罚大权，封邓王，食邑八县，赐姓刘氏。
更始政权败亡后，光武自鄗邑南下，定都洛阳，遣执金吾贾复等率兵南下，于建武二年三月击破更始政权郾王尹遵。这年夏季，王常携妻子前往洛阳，归降光武，“肉袒”谢罪。光武以王常与其兄刘縯相交颇深，并在诸将中有较高威信，对于他的归降非常高兴，加以安慰，夸奖王常诚心拥戴汉室。但对于王常久事刘玄，不早归汉有责备之意。王常表示歉意，并作了解释，说：“更始不量愚臣，任以南州。赤眉之难，丧心失望，以为天下复失纲纪。闻陛下即位河北，心开目明，今得见阙廷，死无遗恨。”光武帝笑道：“吾与廷尉戏耳。吾见廷尉，不忧南方矣。”于是召集公卿将军大会，对群臣说：“常以匹夫兴义兵，明于知天命，故更始封为知命侯。与吾相遇兵中，尤相厚善。”对王常归降深表欢迎，并大加赏赐，拜为左曹尚书，封山桑侯。后来光武又在大会上对群臣说：“此家率下江诸将辅翼汉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于是拜王常为汉忠将军。建武二年（公元26 年）八月邓奉反叛后，命他率领诸将南下讨伐邓奉、董䜣。后来又命他率兵北上，平定河间（今河北献县一带）、渔阳等地豪强大族割据的屯聚。建武五年（公元29 年）秋，王常又随光武讨伐苏茂、庞萌。在攻打下邳（今江苏睢宁县北）之役中，王常率领所部与敌军在城下决战，城上矢如雨下，他亲冒矢石，奋勇当先。光武于高处望见，恐其有失，遣使召回，下邳敌军亦开城投降。不久，他又率领骑都尉王霸平定沛郡（今江苏沛县）等地。建武六年（公元30 年），受命① 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王常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率军西屯长安，以备隗嚣。第二年，光武派遣使臣拜王常为横野大将军，位次与诸将绝席①，高于诸将军，以示尊宠。隗嚣大将高峻据朝那（属安定郡，今宁夏固原县东南），他曾率兵击败之；又击败隗嚣部将于乌氏（属安定郡，今宁夏固原南）；又平定沿边塞的西羌部落。建武九年（公元33 年），他奉命北上驻屯涿郡之故安（今河北易县东南），防备卢芳勾结匈奴入侵涿郡。建武十二年（公元36 年），王常病故在屯所，谥为节侯。
王常为绿林军的主要领袖之一，后来拥戴刘秀为帝。与同时起义绿林的马武并列云台，成为中兴功臣中的著名将领。
① 绝席：独坐一席，以示尊显。《汉官仪》曰：“御史大夫、尚书令、司隶校尉，皆专席，号三独坐。”第三十二章桓谭班彪张衡桓谭、班彪、张衡，是东汉前期在学术上有成就的人物。
第一节桓谭①多才多艺桓谭（前20 左右—约56），字君山，沛国相县（今安徽淮北市相山）
人。其父于成帝时为太乐令。桓谭“以父任为郎”；或说桓谭入任，是由宋弘的推荐②。
桓谭擅长音乐，善于弹琴。宫廷举行宴会，皇帝往往命他弹琴助兴③。他博学通达，遍习《五经》，皆训诂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其喜欢古学，多次从刘歆、扬雄辩析疑异。还喜欢歌舞杂戏。穿着简易，不修威仪。对俗儒轻视讥笑，因此多受排挤。
西汉末年，桓谭官位不高，不过当个郎官而已。他与傅晏相善。傅晏是傅皇后之父，起先颇为得势，稍后董昭仪受皇帝宠幸，其兄董贤因裙带关系而用权，傅皇后日益被疏远，傅晏因失势而闷闷不乐。桓谭告戒他要防宫廷之变，注意董贤的动向，要收敛、谦退，以避祸殃。傅晏接受了桓谭的意见，才免遭董贤之害，“故傅氏终全于哀帝之时”。
董贤当上了大司马，闻桓谭之名，要与他结交。桓谭是正派人物，先奏书劝告他“以辅国保身之术”，未被接受，就不与他往来。王莽掌握大权时，天下之士大多数对王莽吹牛拍马，阿谀奉承，以求升迁。桓谭则不然，“独自守，默然无言”，故他这时仅为掌乐大夫。农民大起义时，桓谭参予了活动，被更始政权召任为太中大夫。
议论时政刘秀当上了皇帝（称光武帝），桓谭被征召待诏，上书言事“失旨”，即不符合光武帝的要求，未被任用。后来大司空宋弘推荐了他，任为议郎、给事中。
他呈上《陈时政疏》，论说时政，主要内容是：首先，任用贤人。他说：“国之废兴，在于政事；政事得失，由于辅佐。”故须任用贤能，争取“政调于时”。他在《新论》里论道：“治国者，辅佐之本。其任用咸得大才，大才乃主之股肱羽翮也。”意思是，皇帝的辅佐，乃治国之本；国家用了大才，犹如长了翅膀，就可以腾飞。他认为贤才有“五品”，最高级的是“才高卓绝于众，多筹大略，能图世建功者，天下之士也。”就是说，大贤的主要特点是能为国家出谋筹略，建功立业。他指出，自古以来在用人问题上有一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发现和使用人才方面存在三难：一是贤才少，而庸才多，“少不胜众”，贤才被凡庸所淹；二是贤才特异非凡，往往不被① 本节主要依据于《后汉书·桓谭传》，凡引本传文字不另加注。
② 参考《后汉书·宋弘传》。
③ 参考《后汉书·宋弘传》。
人所认识，“乃世俗所不能见”；三是贤才往往被谗、被疑，还往往受害。故他强调：“是故非君臣致密坚固，割心相信，动无间疑，若伊（尹）、吕（望）之见用，傅说通梦，管（仲）、鲍（叔）之信任，则难以遂功竟意矣。”“（君）如不听纳，施行其策，虽广知得，亦终无益也。”①意思是，君主招贤，能否使用并发挥其作用，关键在于勿疑而信任，采纳并施行其策。
其次，设法禁奸。他建议，申明法令，惩办行凶违法者，包括知法犯法者，争取社会安宁。
再次，重农抑商。他说：“理国之道，举本业（农业），而抑末利（商贾）。”打击兼并之徒和高利贷者，不让商人入仕做官，令诸商贾“自相纠告”，即互相揭发奸利之事，除了劳动所得，把一切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