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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中国通史第四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下册)-第8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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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狐刚子在《五金粉图诀》中曾着重讨论“三黄相入之道”和“五金相入与不相入”之道。所谓三黄相入之道,就是用伏火三黄(雄黄、雌黄、砒黄)点化五金(金、银、铜、铁、锡)为药金、药银的方技。如以铜为例,狐刚子指出:“铜得伏雄,异性合同”;“铜得伏雌,成真是非”;“铜得伏砒,柔弱自低”。所谓“五金相入与不相入”之道,当指五金彼此间能否相互结合形成合金的规律。如狐刚子说:“金得银而虚,银得铜而疏,铜得铁而缩,铁得锡而舒,铜得锡而殊,锡得铁而俱。”同书还指出:“雄黄功能变铁,雌黄功能变锡,砒黄功能变铜,硫黄功能变银化汞。四黄功亦能变铁为铜,反铜为银,反银为金。如谷作米,是天地之中自然之道。”这里狐刚子明确提到“砒黄功能变铜”,四黄功亦能“反铜为银”,此“银”当为药银,显然是砷白铜,即含砷量在10%以上的铜砷合金。这表明我国古代炼丹家在东汉就已制得砷白铜。
  汞、金、银等的冶炼技术秦汉时期,汞、金、银等金属的冶炼技术也获得了许多新成就。狐刚子在《五金粉图诀》中还记载了“下火上凝”式炼汞法。这种方法是在铁质下釜中放置朱砂,“然后以瓮合之,以羊毛稀泥泥际口”,“先燃腐草”,再以木柴加热下釜,于是朱砂分解生成的水银便升到上瓮,冷凝在内壁上。狐刚子还对该法的水银产率作过定量研究,结论是:“好朱一斤,可得十二两,① 丁晏纂:《曹集铨评·宝刀赋》。
  中朱十两,下朱八两。”据计算,他从优质朱砂(假设是纯HgS)中取得汞的产率已达87%。
  在《出金矿图录》中,狐刚子首次记录了冶炼金银的“吹灰法”。他说:银“若未好白,即恶银一斤和熟铅一斤,又灰滤之为上白银”。他在“出金矿法”和“出银矿法”中都详细记载了“锡灰坯炉法”,即今所谓的“吹灰法”。东汉道教祖师张道陵所撰《太清经天师口诀》中也记载了炼金银的“吹灰法”:“铅炼金法:用金三十六两,用铅七十二两。作灰抔,火烧令干,密闭四边,通一看孔。安铅抔中。作一铁抔,大小可灰抔上,遍凿作孔,用合灰抔。抔上累炭,炭上覆泥。火之铅尽,还收取金。更作灰抔,如是三七遍,名曰铅炼金也。”
  以上史实说明,中国古代炼丹家对冶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第四十九章医学先秦医学的发展,基本上是以医学理论的系统总结为特点,是中医学的理论奠基时期。秦汉时期的医学,则是在此基础上的一次临床实践经验总结和再发展。其特点:虽然《内经》的影响明显可见,但并不十分拘泥于《内经》的观点。
  第一节《神农本草经》《神农本草经》的成书年代“本草”一名,初见于《汉书·平帝纪》。《纪》云:“元始五年(公元5 年),征天下通知逸经、古纪、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教授者”,“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①。《汉书·楼护传》有“护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长者咸爱重之”②之记述。《汉书·郊祀志》还有:“本草待诏七十余人皆归家。”③本草待诏是精通本草而等待诏用者,说明中国药物学在秦汉时已为最高统治当局所重视,并统称之为“本草”,这个习惯一直延续至今。如前所述,本草学发端极古,千百年无数医学家用药经验的积累,为专门本草学之成书创造了条件。据考证,我国第一部药学专书——《神农本草经》约成书于汉代。但该书未见《史记》、《汉书》等收录,至梁陶弘景时,始因参考而提及。因此,对《神农本草经》之成书年代有成于西汉、东汉之分歧。不过陶氏撰《本草经集注》时,凡《神农本草经》内容则以“朱书”。可知本书在梁时尚存,但已多有脱简虫蛀和传抄错讹,因以为陶氏撰《本草经集注》之重要动机,所以《神农本草经》之成书或早于东汉。
  《神农本草经》所收药物品种《神农本草经》三卷,分药物为上、中、下三品,如序例所云:“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种”,以应周天之要。其中除18 种重复外,实有植物药239 种,动物药65 种,矿物药43种。植物药历来占绝对多数,或系“本草”命名之由来。本书虽谓上品无毒养命,中品少毒养性,下品有毒治病,实际上并不尽然,或正相反。例如:上品中之丹砂、消石等,所谓能“轻身延年”,“久服不老神仙”等,魏晋不知有多少人照此服用而蒙受其害,因为这些服石之品倒多为有毒之物。而下品中之附子、大黄、青蒿、白头翁等,不但并非大毒之品,相反却是至今仍很常用的良药。故从《神农本草经》之内容和思想倾向分析,有明显的神仙家、道家影响。
  《神农本草经》所总结记述的有效药物,如麻黄定喘,黄连治痢,常山截疟,附子镇痛,大黄泻下等等,均为现代实验研究所证实,其中不少为国内外学者所推崇运用。该书虽至隋已佚,但《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证类本草》等多有引用,故宋、明、清医家及日本学者有多种辑佚本,其中以宋王炎《本草正经》为最早,现流传较广者有卢复、孙星衍、顾观光及日人森立之的辑佚本。
  ① 《汉书·平帝纪》。
  ② 《汉书·游侠传》。
  ③ 《汉书·郊祀志》。
  第二节记录病历的创始者淳于意淳于意和女儿缇萦淳于意,姓淳于,名意,齐临菑(今山东淄博市)人,约生活于公元前二世纪初,西汉时著名医学家。曾任齐国太仓长,故《史记》为仓公立传,世人亦多称之为仓公。淳于意从幼年起即喜好医学方术,先后以公乘阳庆、公孙光为师,学习黄帝、扁鹊脉书,五色诊病,并得师授禁方。因此,他的医疗经验丰富,治病效果显著。但因未能满足某些官吏的欲望而被诬告,于文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76 年)解送京都长安。淳于氏只生五女,因无男为己之冤案奔走而烦恼。小女缇萦上书汉文帝,为父鸣不平,表示愿“身为官婢以赎父罪”。文帝为其胆识所感动,亲自过问了这一案件。
  记录病历的创始当汉文帝询问淳于意案情时,淳于意一一回答了经他诊治的二十五例病人的姓名、职业、贯里,所患病名、病因、脉象、治病用药、疗效、预后等。其中病名有疽、气鬲病、涌疝、气疝、热病气、风瘅等20 余种,多为内科消化系统疾病。从所论述可知,淳于氏诊断疾病精于切脉,分析病因,重视酒色过度,治疗多以药物为主。他强调切脉审疾“以起度量,主规矩,称权衡,合色脉,辨表里,调阴阳,别有余不足、顺逆之法,参其动静,与息相应,乃可以论”。他在叙述经自己诊治的二十五例病人(十例死亡)中,可贵的是对其治疗结果实事求是,对治愈和死亡都有分析,并不回避自己的失误。这些有系统的记录,史称之为《诊籍》①,是我国医学史上最早的病历记录。淳于意传授的生徒有宋邑、高期、王禹、冯信、杜信、唐安等,亦为当世名医。
  ① 参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第三节《治百病方》汉代医方简牍早在《流沙坠简》、《居延汉简》中已有发现,但内容零乱,残缺严重,且为数很少。《治百病方》,即《武威汉代医简》,1972 年在甘肃武威汉墓出土,是一批木质医药简牍,共92 枚。经整理,以《武威汉代医简》为书名出版。据鉴定:墓主人可能是一位年逾七十的医学家,约卒于东汉早期②。这批简牍十分珍贵,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汉末、东汉初我国西北地区医药学水平的真面貌。《治百病方》内容颇为丰富,包括用于临床内、外、妇、五官及伤寒杂病等的治疗方剂三十六首,所用药物有百种之多,剂型分汤、丸、膏、散、酒、栓等,其方剂组成几乎均系复方。在用药等方面也反映了西北畜牧地区的特点,比内地使用的动物药为多。在治疗伤寒、内伤等病方面,反映了当时的医学家已开始重视辨证论治的思想,在分析病理、辨别病证、处方用药上尤为明显,这些及其他地方出土的有关伤寒简牍,对张仲景撰《伤寒杂病论》辨证论治思想之形成不无影响。
  ② 《武威汉代医简的发现与清理》、《武威汉代医药简牍在医学史上的重要意义》,载《武威汉代医简》,文物出版社1975 年版。
  第四节医圣张仲景与《伤寒杂病论》张仲景攻读医学的历史背景张仲景,名机,南郡涅阳(今河南南阳)人,约生活于公元150—219年。张仲景在叙述其攻读医学之背景时指出:“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桓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木,。。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①张氏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以同郡张伯祖为师,经过多年刻苦钻研,医术精良,治多有效。他反对墨守陈规,指出:“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
  《伤寒杂病论》的深远影响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对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深远影响,千余年来,一直为中外学者所推崇,其理论、经验、医方等,至今仍是治疗传染病、内科杂病的准绳,甚至被奉为医学经典。
  《伤寒杂病论》经晋王叔和整理,析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部。前者专门论治传染病、热病,后者专门论述内科、妇科和外科等杂病的理论和方法。自宋至今,注解、阐述、发挥其书者数百家①。如孙思邈、钱乙、庞安时、朱肱、成无己、金元四大家,以及明清著名医学家,几乎无不尊崇。张仲景对病因提出:“千般灾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在疾病诊断上,他强调望、问、闻、切四诊,以确定疾病之阴阳、表里、虚实、寒热;进而判断其治疗大法的原则,即汗、下、吐、和、清、温、补、泻八法的运用。因此,在其著作中,理、法、方、药齐备,使中医学辨证论治的法则趋于完善,所以历代医家推崇张仲景为医圣,日本医学家则尊之为先师。
  ①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见《伤寒论语译》,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 年版。① 参阅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 年版。中医研究院、北京图书馆编:《中医图书联合书目》,1961 年。
  第五节华佗对外科、麻醉之贡献和导引术华佗对外科、麻醉之贡献华佗,一名旉,字元化。后汉三国间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约生活于公元141—208 年间。游学于安徽、江苏、河南一带,兼通数经,尤以外科、麻醉最为精通。世尊为外科鼻祖,并精晓养性导引之术。《后汉书·华佗传》:“若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敷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①《三国志·华佗传》也作了内容相似的描述。由此可知,华佗曾在酒服麻沸散之全身麻醉下,为病人进行过腹腔瘤肿摘除术、肠部分切除吻合等手术。
  养生导引之术华佗除外科手术技术高明外,对养生导引之术也颇有研究,并以之教导弟子吴普曰:“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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