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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师范时期留下来的几篇著作来看，仍是言必称孔孟，如发表于《新青年》的《体育之研究》，即征引四书、五经达八、九处之多。读《伦理学原理》（（德）泡尔生著，蔡元培译，商务印书馆1913年出版）时写的《批语》，所运用的哲学术语，如“良知”、“良能”、“尽心”、“知性”以及“浩然之气”等，大都出自《孟子》。1917年8月23日，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侗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子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①黎锦熙长期保留了毛泽东早年写给他的六封信，其中以1917年8月23日写的第三封最重要，以下简称《第三札》。大本而已。”这就表明，他那时仍在指望有孔孟式的圣人出来救世。1918年，他和蔡和森去北京为赴法勤工俭学进行活动时，本来就有机会广泛地接触新思潮。但据当时在蠡县布里村留法预备班任教的沈宜甲回忆说，蔡和森经常热情谈论十月革命，而毛泽东同他谈话的主题却是《周易》之“道”（见《回忆蔡和森》（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一书中《我所知道的早期之蔡和森》）。1920年4月，毛泽东为驱逐张敬尧事从北京往上海活动，虽然一贫如洗，还是不避艰辛，绕道去曲阜和邹县拜谒孔孟的故居和陵墓，他后来回忆说：“在前往南京途中，我在曲阜下车，去看了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一条溪，看到了圣人幼年所住的小镇。在历史性的孔庙附近那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有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从这段追叙中，可以看出，青年毛泽东访问孔孟故乡时，对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怀有一种特别的感情。
（三）新学萌蘖
少年毛泽东曾一度崇尚孔孟，却从来不是百分之百的虔信者。他早在私塾读“经”时，就萌发了许多“异端”思想。1906年在井湾里私塾读书，他已有相当的自学能力，爱读被塾师视为“闲书”、“杂书”的《三国演义》、强的少年时代，书中的人物形象又具有一定的艺术魅力，因而读过以后，印象极深，历久不忘。几十年后，他讲哲学、讲军事，引述书中故事，信手拈来，总是恰到好处。
在阅读《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的过程中，毛泽东开始思索一些重要问题。他后来回忆说：“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颂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斯诺《西行漫记》）这段后表明，泽东不但好读书，而且善于独立思考，那么小的年纪，就朦胧地意识到社会上存在着一种统治与服从的关系。
1906 年到1909 年，毛泽东停学在家，白天参加田间劳动，晚上挑灯夜读。他的足迹虽然没有越出韶山冲，但他的思想却飞驰得很远，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他经常为天下国家大事而劳思忧心。
在夜读中，泽东读到表兄文运昌帮他从唐家坨借来的两本新书，冯桂芬的《校■庐抗议》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这两本书，大大地开拓了他的视野。
《校■庐抗议·制洋器议》中，有这样一段话：“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指者，则今日之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如耻之，莫如自强，夫所谓不如，实不如也。忌嫉之无益，文饰之不能，勉强之无庸，？？道在实知其不如之所在，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以求所以加之，仍亦存乎人而已矣。”
冯桂芬通过中西对比分析，勇敢地提出了“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貂，吾师之。”的改革方针。他的思想上承龚自珍，魏源等开明思想家的余绪，下开70—80年代早期改良派思想的先河。到20世纪初，这些主张虽然已经大大落后于时代，但处在穷乡僻壤的毛泽东读到这本书时，仍然感到很有启发。中国何以不如“小夷”的问题，以及“虽蛮貊吾师之”的方针，对他来说，都还是初次听说。
当时毛泽东最喜读的还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郑观应是个熟悉中外贸易的官商，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派有过从属关系。他自称“涉足孔孟之道，究心欧美西学”。由于目击时艰，于1862年写成《救时揭要》，后增订改名《易言》刊行，至1893 年再经增补修订，定名《盛世危言》出版，辗转翻刻达十余万部。在这部书中，郑观应议论时务得失，提出改良方案，基本上反映了甲午战争前早期改良派思想的概貌。《自序》说：
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育才于学校，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
郑观应把开议院、保商务、重技艺、兴学校作为“富强之本”，较之魏源等人的“师夷长技”的观点有了发展，同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提出的“船坚炮利”的主张也有所区别。他强调讲求“西法”，希望在君主立宪的体制下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但是，郑观应在理论上却力图从儒家学说中找根据，他引申《礼记·大学篇》的话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既曰物有本末，岂不以道为之本，器为之末乎？”所谓“道”，指纲常名教，所谓“器”，指技艺器械。从这种观点出发，郑观应提出：“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主以中学，辅以西学。”这表明，他在理论思想上同顽固派的“天不变道亦不
《盛世危言》所宣扬的改良主张，随着1898年的戊戌变法和1900年的自立军起义的失败，已宣告“此路不通”。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主张已成为思想主流。但是，对于僻处山村的毛泽东来说，君主立宪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纲领，他还觉得相当新鲜。他意识到中国决不能守着老样子不变。但如何变法，他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看法。
1909年，韶山的清溪李家屋场，从外地回来了一个维新派教师——李漱清，他常给人们讲述各地见闻，特别是有关维新运动的动人故事。他还劝说人们不要求神拜佛，主张废庙兴学。村里守旧的人指责他，甚至加以诽谤，而毛泽东却钦佩他有胆识，经常去找他谈心，向他求教，两人之间形成了一种介乎师友之间的亲密关系。
郑观应等人的著作，开阔了毛泽东的眼界，李漱清的谈话，更加扣动了他的心扉。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天下国家都处在大变化之中，自己不能守在韶山浑浑噩噩地过一辈子，应该抓紧学习新知识，准备投身到伟大的变革中去。恰好在这时，表兄文运昌告诉他，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讲授新学，在那里可学到不少韶山冲学不到的新东西。泽东听了很动心。八舅文玉钦、堂叔毛麓钟和表兄王季范等也都众口一词，说泽东若进了洋学堂，日后会大有出息。毛顺生经过他们的劝说，认为这也许是一件名利双收的好事，便答应了。从此毛泽东飞出了山窝，走向了新的天地。
五 崇拜康梁
（一）东山学堂
1910年秋，在克服了重重困难以后，十六岁的毛泽东离开韶山，来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谭嗣同在《浏阳兴算记》中提到：“湘乡改东山书院之举，又继之以起，趋向亦渐变矣。”这说明湘乡改东山书院为学堂是步“浏阳兴算”之后尘；成为戊戌以前最早兴办起来的新式学堂之一。
东山学堂在湘乡县对河的东台山下，学舍像一座城堡似地用砖墙围护起来，墙内还环绕着人工河，白石桥横跨河上，装点出一个幽雅静穆的读书环境。
毛泽东入学时，按常规命题作文，写了一篇《言志》。他出手不凡，校长李元甫十分欣赏他的才思敏捷，气象开阔，宣称“今天我们取了一个建国才。”稍后，他又写过《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等作文，国文教师阅后加批：“视似君身有仙骨，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
东山学堂除了仍旧课读“经书”外，还设有当时称为“新学”的自然科学和史地课程，并有一位从日本留学回来的音乐和英语教师。这位教师经常向学生讲述日本明治维新转弱为强的史事，分析列强窥伺中国的严重形势。青年毛泽东听了，对时局深为关注。
东山学校的学生基本上是湘乡人。他们因来自上中下三里而形成地域界限，往往发生纠纷和斗殴。毛泽东是外来户，避开了这些纠葛，他正好将全副精力集中在勤攻苦读上。
学校有一个藏书楼，毛泽东经常从那里借阅史地方面的书籍，增长了不少知识。国文教师贺岚岗看到他对历史有兴趣，特地买了一部《了凡纲鉴》送给他。有一次，他还从同学那里借来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书中记叙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英雄人物。毛泽东立即为书中人物所吸引，特别是读到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迦德邻女皇、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传记时，他情不自禁地在书上浓圈密点，表示赞赏。还书时，对萧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高丽、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而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又说：“中国积弱不振，要使她富强、独立起来，要有很长的时间。但是，时间不要紧，你看，华盛顿经过八年艰苦战争之后，才得到胜利，建立了美国。”（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7月版，第26页）这席话表明，毛泽东少年时代就有了救国救民的宏伟抱负。而且联系他嗜读的书籍来看，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他倾向于崇拜武功卓著的英雄，诸如中国的秦始皇、汉武帝，欧洲的拿破仑、华盛顿、林肯等皆是，正如斯图尔待·施拉姆所论述的“尚武，无疑是毛泽东个人性格中一个根本特征。这个特征，我们在毛泽东一生每个转折关头都能看到。”（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中译本，第7页）毛泽东离开东山以前，曾经给自己取名子任。对这个别名，人们有两种解释：其一是以天下为己任：其二是他在读过梁任公（梁启超号）的《新民丛报》以后，决心沿着粱任公所指引的道路前进。
（二）崇拜康梁
要实现救国救民的抱负，必须寻找思想上的导师。泽东当时首先找到的是康有为和梁启超。
康梁是1898年戊戌维新运动的倡导者。早期改良主义者郑观应等人一面主张倡西学、开议会；一面又认为这些都并非“道”、“本”，唯有“性命之原，天人之故”，才是千古不易之“道”。康有为了解这个“道器”“本末”之间的矛盾，他披着今文经学的外衣，通过宣扬孔子托古改制之说，来揭示自己的变法主张。在他看来，民权平等的资产阶级学说，皆合子孔孟的“圣人之道”，要挽救危局，必须抓住这个“道”和“本”。他还以《春秋》三世之义说《礼运》，谓当今为“据乱世”；经过变法维新，可进入“升平世”（小康）；而“太平世”（大同）则为未来之理想，可望而不可即。康有为的这套学说为维新运动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武器和舆论准备。
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在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的时刻，康有为激于爱国热忱，联合各省应试举人，发动了有名的“公车上书”，反对《马关条约》，提出了“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一系列救亡图存的主张。1898 年6 月11日（阴历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下了一道“明定国是”的诏书，宣布变法。由于阻力很大，写在纸上的诏书无法付诸实行，不出一百零三天，维新运动就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的打击下归于失败。康有为逃亡海外，后来变成了“保皇党”的首脑。但是，维新运动的影响并未从此消歇。湖南是维新运动的一个重要基地，戊戌政变后，虽然同样遭到封建顽固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