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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槌霭嬷埃跻宦⒉芏ㄔ屏轿幌壬凇犊脊叛Пā�1999年第3期上刊布、选释了23版花东有字甲骨，以飨土林。当时即引起学人极大兴趣，笔者也加以利用，考察了花东卜辞占卜主体贵族“子”的祭祀情况，感到它们有别于王卜辞所见常例，较有特色。现在从头至尾翻看《花东》一遍后，才知道那时对花东卜辞的丰富内容不过识其一二。通览之后，看不懂的地方还有很多，但想把一点心得及其他学者的收获转达给读者诸君。
花东卜辞的占卜主体贵族“子”是武丁时代的一位贵族家族长，他与妇好等重要人物的来往密切，祭祀先妣时曾卜用105头牛，拥有很大权势和财富。花东卜辞较全面地展示了“子”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打猎、祭祀、做梦、生病、入学、向其他贵族奉献礼物等等，仿佛是一段时间内为他拍摄的纪录片，详细而且真实。其中，较引人注目是子的疾患及他举行的祭祀活动。这位贵族身体不好，病较多，仅见于卜辞的就有首疾、腹疾、口疾、齿疾、耳鸣多种。子通过祭祀其先人妣庚、母戊企求免除苦楚。这进一步证明了武丁时代，商人认为疾病由死去的亲属作祟所致，一般采取祭祀作祟者的手段祓除病痛（卜辞中称为“禦”）。笔者也因此推测，子所卜问的祭祀，大多是带有这种免除灾病不祥的愿望的。殷墟卜辞中有关祭祀的内容最为丰富，花东卜辞也是如此。但与从前所见商王与其他贵族的祭祀卜辞不同，花东甲骨文中的祭祀卜辞对礼仪细节描述得较为清晰。如祭祀时间有暮、夕、日出；祭祀地点有专门的六处，因禳祓目的祭祀妣庚时还常在一个澫的地点（可能是一条河的名字）；祭祀过程中由于本人祝告；祭祀时经常“岁”（砍斫）牺牲，一般要向受祭对象进献酒和粮食。子卜用牺牲也极具特色，即十分重视性别与毛色。以前的殷墟卜辞也反映过类似现象，但学者不能搞明白商人卜问牺牲性别的用意，似乎向先妣祈求生育时较看重牺牲的雄雌；对于商人卜问牺牲毛色，学者也较简单地考察是否如礼书所云的“尚白”。而花东卜辞较清楚地表明，商人祭祀时卜用雄性或雌性牺牲，与卜问牺牲数量一样，都是选择确定牺牲的举动，并与受祭者的性别无关，也不专限于祈求生育的场合；在牺牲毛色的选择上，商人对于不同牺牲喜用的毛色也不尽相同，如豕一般用白色的，白豭（雄壮公猪）的规格可能比牛还高，牛无论雄雌一般用黑色的，而廌（野牛）一般用幽色的，不是专尚白色，也不是毫无偏好。花东卜辞还进一步证实了商人对于祭祀用猪的种类有细致的区分，除甄别公、母外，还有雄壮公猪、阉猪、彘等，较有趣的是一个新字，其结构是在豕腹部有个圆圈。这个字可能即见于《仪礼·特牲》等篇的“膚”（肤）字，指猪腹胁肉，豕下面的圆圈是指示部位的符号，与肱、尻等字上的圆圈一致。此外，花东甲骨文代表牺牲的字还有从彘从土的字、从腐从匕的字、从宀从羊从土的字，其中最后一宇可证从宀从羊的字确实指圈养的羊，而非礼书中羊豕组成的少牢。这些字与“吉牛”，也都是花东祭祀卜辞中值得一提的材料。疾病与祭祀之外，“子入学”、“子其学商”等材料反映了子接受礼乐教育的情况，也是十分有趣的。（可参看宋镇豪《从甲骨文考述商代的学校教育》，载《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以下简称《2004年论文集》）花东卜辞中对子的家族状况反映得较多，我们可以知道他的臣属有“多臣”、“多尹”、“多宁”、“多御正”等。朱凤瀚先生认为这些人都是子的家族成员，他们的存在说明商代已形成家臣制度，但与周代的家臣制度还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也是花东卜辞带给史学家的新信息吧。
以上介绍的只是花东卜辞中笔者较感兴趣的一些内容，希望读者能从中窥豹一斑。目前，学者对《花东》中一些重要材料的理解不同，在花东卜辞时代、子的身份地位等基本问题上还没能达成一致意见。如花东卜辞的时代，《花东》前言定在武丁早期，但陈剑博士认为花东卜辞中“伐（征）邵方”的卜辞与历组中相关卜辞所卜的是一回事，并据此提出花东卜辞的时代应定在武丁晚期。（陈剑：《说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的“丁”——附：释“速”》，《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4期）又如子的身份，《花东》前言认为他是商人先王羌甲之后，但杨升南先生提出子是武丁之子孝已，朱凤瀚先生亦提出子行辈不低于时王武丁，是武丁较远亲的从父或从兄弟辈。（杨升南：《殷墟花东H3卜辞“子”的主人是武丁太子孝已》，载《2004年论文集》。朱凤瀚：《读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出土的非王卜辞》，出处同上）最近，陈剑博士据“丁唯好令比伯或伐卲”（《花东》237）、“唯丁自征卲”（《花东》449）等材料，提出花东卜辞中的“丁”即商王武丁，成为花东卜辞研究中一个较受关注的问题。李学勤先生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丁实为“璧”的初文，可读为含义为君的辟字。（李学勤：《关于花园庄东地卜辞所谓“丁”的一点看法》，《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5期）这些争议和猜测都说明花东卜辞中蕴含着许多让学者惊喜且难以解释的重要材料，给甲骨学殷商史学科提出了新的课题。
屈指算来，《花东》一书面世已近一年。在这一年的时间中，不少甲骨学、古文字学、中国上古史方面学者（包括一些著名专家）悉心阅读、探讨这批珍贵的史料，在许多问题上展开热烈的讨论，形成近年来少有的甲骨文研究盛况，令人欣喜。笔者相信，在未来数年里，会有更多学者参与到花东甲骨文的研究中来，甲骨学殷商史学科也会因此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最后，作为一个以甲骨文研究为职业的人，我要对发掘、整理花东甲骨文的先生，构思、撰写《花东》一书的先生衷心地说一声：感谢你们给我们带来新的学术食粮！
《帝国政界往事》的意义在于：这是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出版22年后，大陆读书人（而非学者）写出的关于一个朝代里程碑式的作品。
刘：与传统史学写作不同的另一种历史写作，其文本之鼻祖乃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二十余年来在它的影响下，出现了一系列的作品，早期有张建伟五卷本的“晚清历史报告”。中间努力的人有吴思、顾宏义等，最近的范本是谭伯牛的《战天京——晚清军政传信录》和刘忆江的《袁世凯评传》，你的《帝国政界往事》（以下简称《帝国》）应算最新的了吧？
当我这样叙说时，并没有举另一个类型的文本例子，也就是演义型的历史小说。历史小说自然与传统的史学写作不同，而我更欣赏的是上述类型的历史写作，甚至可以说，只有它们才能被称为历史写作（以区别于学院派的历史研究式的著述）。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在你写作《帝周》过程中，你有无一个较确定的文本样式，如果有，是如何贯彻始终的？
李：从文本的角度讨论这本书的写作，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我很乐于承认《万历十五年》对我的影响。曾经有一位朋友对我说：要是没有《万历十五年》的话，你这本书就厉害了。我立即回答：要是有人认为我模仿《万历十五年》很像的话，那是我的光荣。因为对于我来说，黄仁宇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有大智慧的人，而不是到处可以看到的两脚书橱，更不是骗读者口袋里钞票的文字混混。遗憾的是，这两种人在我们身边到处都是。从《帝国政界往事》出版后收到的许多来信判断，我相信许多读者和我的感受是—样的。
最初读《万历十五年》是1983年，大学毕业第二年，当时我没读懂，不明白他想说什么。原因是那时被装了满脑袋教科书里的所谓历史知识。后来，过了许多年，费了极大的力气才算把脑袋里的垃圾清理出去了一部分，再装进去有用的东西，这样才算学会了如何像个正常人那样思考。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我再读《万历十五年》，才算真的读懂了，感叹历史原来可以这样写！懂得了历史是人的历史，而不是观念的、概念的历史这样一个连小学生都应该懂得的基本常识。我想，这必须感谢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我可能至今还浸泡在愚蠢的泥沼垃圾中而自我感觉良好。
然后，就是吴思，就像我在“后记”中说的那样，我说去“报考”他的研究生，他建议我读四十本的《宋史》和二十八本的《明史》。这哪里是指导，根本就是草菅人命。于是我索性把将近三百本的《二十四史》一口气买齐了，埋头开始读。
读史的过程中发现，当代的传统史学在面对史料时太粗暴了。这已经不仅仅是治史方法的问题。如果光是方法问题，事实层面的东西还不至于被泯灭和阉割，还是能够说明一些问题的。可是事实上，传统史学为了说明其既有的观念，对史料的歪曲与阉割真是太厉害了。这实在令人震惊。另一方面，在美国呆了近十年，回国后，看到我们国家，更具体地说是北京，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可是唯独在史学研究和史学教育（传统或者说主流史学）领域，在学校课堂上，几乎看不出什么变化。这同样让人心寒齿冷。
刘：你的这个看法我不太同意。事实上，最近一两年来，史学家以及被我称为“非专业的史家”（即历史写作者）的一大批人，开始重新梳理历史了。但是拿一个朝代来说事，印象中你的书确是第一本。
吴思写的不仅是历史，当然也不是故事。我现在很期待他的第三本书，当然这要看他的造化和运气了。吴思是在解构传统的“封建社会”。他试图在大的历史脉络中创造出一个解读中国社会的概念框架。这样比较起来，你的书中是没有这样一个大的社会史学概念框架的。
那么，现在大多数史家和非专业的史家在做什么呢？找到一个切入点来展开历史叙述，比如历史上一个较小的时段，一个人物，一所大学，甚至一幢建筑物。学院派的史家如沈志华和杨奎松，在做中共与共产国际以及与苏荚的关系，还有朝鲜战争的历史梳理工作。比如邓野，他就在通过梳理1944年到1946年国共政治关系，展开其中国现代宪政一段隐秘历史的叙述。又比如说，樊树志《晚明史》这样的作品，将明中叶后发生的重大事件置于更广泛的世界历史背景中。当然，学院派的史学著作在文本上还是不易为一般知识大众阅读。而以张建伟、吴思、顾宏义、谭伯牛、刘忆江和你为代表的写作，在史学精神的坚持上和学院派史家靠得很近，而文本上却具有很大的优势。但我不认为像《帝国》这样的作品纯粹是通俗读物。今天读来，它仍有类似《万历》当年那种风采和冲击力。这样的书，如果要读透，是需要有大量的背景知识的，是需要有文献阅读作为基础的。可是退一步说，即使没有，当作故事来看，仍然可以津津有味读下去，并且能获得很大教益。
李：《帝国政界往事》初稿写出来后，一位我很尊敬的美国社会学博士徐迅先生看后，拍案叫好。他评价说，此书颠覆了传统史学的写法，不再出于观念和概念来写历史，而是要还原历史，将历史还原给了人。从历史是怎样发生的这个事实性的层面出发，来探究人、人性、重要历史人物的个性、心理等等因素对历史的影响，以及对我们民族性格形成的影响。他认为，对历史人物的认识，是历史认识的核心问题，也是历史研究中最困难的问题。他认为我开了一个很好的头，鼓励我继续走下去。
我完全接受他的说法。事实上，历史就是故事，故事的本来意思就是过去发生的事；和历史的本来意义是一样的。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如果我们还是死守着意识形态化的历史观的话，那不但陈腐，而且简直就是和改革开放背道而驰。
因此，如何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真相地还原历史，就成了我的最大追求。
刘：连我也会翘首以待。我想补充的是，法国人费弗尔创立的年鉴史学派，就试图做还原历史的工作，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史》是最杰出的代表作品。但我认为，还原历史很难，进入历史情境观照其中的人与事倒可以一试。历史是人的历史，离开人，“历史”的意义不是我们该关心的。
李：如果承认历史是人的历史，那么解读符号性人物就是探询历史的关键。
事实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问题。回顾二十世纪后半叶至今的历程，历史人物的作用并非同等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