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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这样写吗》的作者为了说明我们用“斯大林文化思想模式”看待俄苏文学；还列举了一些例子。首先他讲了关于1932年解散文学团体成立统一的作家组织和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基本方法的事‘我们的书里对成立统一的作家协会的过程说得比较简略，而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则专门用了一节来加以说明，对它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既指出积极的一面，也指出所产生的消极影响（见原书的144～148页）。而文章作者一方面习惯性地在引文上做手脚，另一方面对书中的详细论述视而不见，得出了我们完全肯定这一方法和做法的结论。五十年代上半期开始出现的暴露文学（文章作者用西方首先使用的术语，称之为“解冻文学”）所起的作用，决不能笼统地说它“推动苏联社会生活前进”，有些作家的作品明显带有“自由化”的倾向。至于说到皮里尼亚克、扎米亚京、布尔加科夫、左琴科、普拉东诺夫、索尔仁尼琴等作家的思想和创作，我们的书中都作了全面的论述，不仅肯定他们某些思想的深刻之处和艺术创作的特点，同时也指出他们的问题。难道指出他们的问题，就是像文章作者所说的那样，要说明“苏联当局批判他们、迫害他们、驱逐他们、将他们置于死地都是有道理的”吗？这种任意歪曲和引申别人的话的做法是一般正派人所不取的。
这篇文章的作者口头上反对文学政治化和图解政治，反对在评论文学作品时进行“政治定性”，实际上他在大多数文章里谈的都是政治，都用他的政治观点来看待文学。如上所说，他先设定苏联搞的不是社会主义，从这一观点出发，他把正面反映苏联社会生活的作品一概斥之为“图解政治”和“粉饰现实”的“应景作品”：另一方面，只要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批判和揭露，那就是杰作，甚至将其当作经典。他在这样做时，常常达到了简单化和庸俗化的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这位作者在进行“评论”时，常常按照自己的政治观点对作品作任意的“解读”，根据自己的需要尸裁剪”别人的话，有时像他指责别人那样，不惜“肆意地篡改和歪曲”。例如，他对别洛夫的小说《一切都在前面》的分析就是如此。他撇开小说的情节结构、形象体系以及小说主要主人公的性格和行为不谈，根据其中的一个过场人物在一封信里的话，便断定小说的主题是“呼吁改革”，硬是认为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持保留和批判态度的作者的这部作品起了为“改革”造舆论的作用。为了加强自己的这一论点，还断章取义地引用一位批评家的话。
更不能容忍的是，他甚至敢于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伟人的论断。例如，他在批判我们书中说的关于社会主义制度要提倡和培养集体主义精神这一观点时，说什么它“显然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表述：‘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段话里怎么能够得出反对集体主义精神的结论呢？他们是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的个性，人的聪明才智，人的创造力可以得到最充分最全面的发展，而这也就是全社会发展的条件。这里说的是共产主义社会里人的个性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一致，丝毫没有否定集体主义精神的意思，也没有把个人的自由发展与集体主义精神对立起来的意思，相反，在这里“个人”与“集体”（一切人）的发展恰恰是一致的。试问：集体主义精神如何“显然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到底是谁违背、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呢？！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对立面是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利已主义，而决不是人的个性、聪明才智和创造力的自由发展；它与平均主义、极权主义也毫无关系。
我们知道，小平同志在谈社会主义时曾这样说过：“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可是《能够这样写吗》的作者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即苏联搞的不是社会主义，在引用小平同志的话时去掉了其中的“完全”二字，变成“也并没有搞清楚”。这样一来，意思就不同了。我们开头还以为是引者一时疏忽，但是查了查他的别的文章后发现，他早在1997年《我们应当怎样接受高尔基》一文中就这样做了；2002年他在《俄罗斯文学研究中的怪论》一文中也把小平同志这句话改成“苏联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但什么是社会主义他们并没有摘清楚”。最近除了在“评论”我们的文学史的文章中引用时去掉“完全”二字外，在《历史真实是检验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重要标准——再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文中也继续照此办理。我们想在这里提醒他一下，他这样做已经快要超出学术问题和学风问题的界限了，不要再这样干了。
《能够这样写吗》的作者屈尊给我们的书当了一次“志愿校对员”，指出了其中的一些刊误、疏漏和不妥之处，这里要对他付出的劳动表示感谢。这本书出版时，因时间匆促，有的词句来不及多加斟酌，付印前也没有看到最后的校样，存在一些问题，有的我们自己早已发现了，某些同行也善意地向我们提出过。在这里我们要向读者朋友表示歉意，如果以后有机会，将设法作某些补正。
最后还想说几句。二十世纪是俄罗斯历史上风云变幻的时代，要正确地把握住这个时代的脉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俄罗斯文学的情况也十分复杂，因此本文开头就说，我们是抱着尝试的态度写这本文学史的。我们根本没有过要写出什么“范本”的奢望，只是根据所掌握的材料写出了我们的认识和看法而已。官后来被当作教材和考研的参考书，我们心里也有些惶恐。不过我们相信青年学子的鉴别能力，他们是不会那么容易地受到“毒害”的。二十世纪刚刚过去，尘埃尚来最后落定，对这个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的总体把握和具体研究才刚刚起步，要对各种文学现象作出定论，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那种一知半解，自以为是，把自己的看法作为定论，以一已之见来衡量别人的观点，对不同意见动辄讨伐的做法是幼稚可笑的。为了使文学史研究进一步深入，进行严肃认真的讨论是很必要的。我们非常希望和同行们经常交换意见，以达到相互启发和取长补短的目的。我们殷切希望我国俄苏文学研究界普遍地有一种相互尊重和团结协作的良好气氛。
学术真理、政治正确与个人是非
■ 张 弘
“如果鲁迅活着会怎样”的话题，热闹了有一阵子了。由于事近虚拟，本来已渐归平静，因为鲁迅毕竟早已长逝，活到今天的人借以说事，终究无法坐实。评判历史人物，还是有什么说什么最妥当。
但上面这话题，近日又重开争端。事情的缘由是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和批评家韩石山之间的一场笔墨是非，诗人兼杂文家邵燕祥也参加进来谈了看法。报章断断续续披露出来，一般读者未必注意。或者真想关心，材料也不大好搜寻。但上海《文汇读书周报》提供了方便。邵燕祥的文章发表在该报今年10月22日上，陈漱渝因此撰文《为自己申辩》，编辑雅量，全文照登在12月3日该报，同一版又重刊了韩石山最早批评陈漱渝的那篇短文（原载《西安晚报》），让读者一睹究竟。至少局外人，有根据来判断是怎么回事了。
看韩文，中心意思很清楚，主要是说陈先生2003年12月28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做的演讲不是学术研究。作为证据，抄录了演讲词不短的一段话，只见其中用一系列经济增长的数据，证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业绩辉煌，断言鲁迅若在世或有知，当含笑对之。对此，韩文认为，至多只能说陈先生“三个代表”学得好，但无法承认那是学术研究。
那么陈先生作何反应呢？按照常规，如果他不接受对方批评，就得申明并证明，自己所谈即为学术研究。作为专家学者，比较而言，他显然更明白究竟什么叫学术研究，也更有资历来谈论这一点。但奇怪的是，他避开这问题，专就韩文说他政治学习学得好做文章，一口咬定对方在调侃“三个代表”。不过，明眼人都看得清楚，尽管陈文一开头就显得万般无奈甚至痛苦的样子，其实是大大冤枉了韩文的。只能说，后者调侃陈先生则有之，调侃“三个代表”则是绝对没有的。如谓不然，韩文具在，可以复按。
不仅如此，这样一来陈先生还把问题从学术上的真与伪，硬生生地扭转到政治上的对与错了。他在演讲中的那段话，从政治上看，当然是正确的，那无庸置疑。但关键在于，政治学习和学术研究是两回事，不能用政治讨论的心得体会来代替学术问题的探讨分析，也不能用政治上的正确来替换学术上的真理。陈先生是鲁迅研究的资深专家，他讲演的又是《鲁迅的文化遗产与当代中国》的大题目，人们有理由期待他作出精深的分析研究，得出自己独到的结论，而不是重复政协会议上的形势报告或小组发言。这恐怕也是韩文提出批评的初衷所在。
然而，“政治上正确”却是陈先生的法宝。看陈文继续反驳韩文，连带批评《西安晚报》及对邵文进行反批评，都牢抓着这个紧箍咒。在这方面，不能不说陈先生颇有心得，且手法娴熟。不妨也照抄一段陈文指责《西安晚报》的话：
《西安晚报》应该是党的宣传阵地和舆论喉舌。一家党的媒体任人公开
拿党的指导思想作调侃资料，这难道不是公然违反党的宣传纪律吗？党的有
关领导部门难道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