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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晚报》应该是党的宣传阵地和舆论喉舌。一家党的媒体任人公开
拿党的指导思想作调侃资料，这难道不是公然违反党的宣传纪律吗？党的有
关领导部门难道不应该过问一下吗？党的媒体如果活跃到了能够拿党的指
导思想开涮，那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岂不成了一纸空谈……
此话紧跟形势，上纲上线，气势汹汹，用心不善。果真如此，《西安晚报》当然脱不了干系，罪责不小。然而，如前所说，人家明明调侃的是你陈先生本人，你却偏要往“党的指导思想”这面大旗上生拉硬扯，而且一不作二不休，又上升到“执政能力”的原则高度。本来邵燕祥加入进来，就是不满意陈先生为个人之间的一点笔墨是非（此类是非，学界报端在在皆是，大可从长商讨，甚或一笑置之），动辄告状，直捅到某省委和某宣传部。仿佛不借政治权力来解决，就不甘罢休似的，其所作所为，不单重演“拉大旗作虎皮”之故伎，并有迹近旧时党棍之嫌——这也是邵文之大旨。陈文欲为自己申辩，虽文中点缀了不少可怜兮兮的话语，什么“委屈”啦、“哭诉无门”啦，不过非但未见半点自我反省之意，反而变本加厉。申辩书变成了扩大的反诉状，连地方上一份更多具有休闲意味的晚报也一块儿告。这真可谓当代中国文坛学界难得的精彩文字，也是难得的精彩手段。
应该谈学术的地方，反倒来讲政治，这也算当前中国学术界一大怪现状。方兴未艾的学术界的打假与反腐败，可能尚未注意到这一块，其实它也是学术衰败的表征。既缺乏独立之思想，又没有深刻的眼光，也不愿坐冷板凳下扎实的功夫，还想急功近利，旱涝保收，就只有用政治上正确的言论来冒充真正的学术探索。我们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许多领域，都不难找到这样的个例。一些所谓的“研究成果”，充其量不外是既定政策的图解，一旦政策有变，它们也就不再有任何价值。想陈先生虽研究鲁迅大半辈子，但此时此刻，观点早巳定型，也不再有精力和心思去探讨新问题，实质对鲁迅的文化遗产和当代中国的真正症结所在，都懵懵然昏昏然，哪里还可能谈出个所以然来？老调子已经唱完，但偏又不甘寂寞，临了就只有拿几句政治上正确的话去敷衍塞责。不客气地说，这正是当代学界某些名流们的共同悲哀。
但陈先生的高明之处或什么之处，在于他不但这样做了，还不准别人说个“不”字。你要提出异议吗？他反过来用“政治正确”当棍子，找地方捅你甚或整你。不要看他在“申辩”中口口声声表白自己一非党员二非官员（他身为某级政协委员，是否官员且当别论），是什么“平头百姓”。其实多少年来，把学术与政治混为一谈，早已经成了我们的传统或特色，受到影响的也决非一二人。就近举个现代文学专业，也是文艺理论专业的例子吧。案头恰好有套《中国新文学大系 （1937～1949）》，翻开其第一卷即“文学理论卷”之一的目录，会发现第一部分赫然在目的是“方针与政策篇”。不必看具体篇章的内容了，这难道不正是把政治方针与政策和文学理论搅和一起的代表作？此书由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多位学者合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问世。难道诸位编者先生到了这年头，还弄不明白政策文件与学术理论是两回事，文学的史料要和政治的档案分开来编？足见影响之深且巨；陈先生也无非薰染已久，习焉不察而已。古人云：“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人鲍鱼之肆，久而不闻之臭”，此之谓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来划什么分界，那就不应当是陈文所说的党员作家与非党群众的对立，而是觉悟者与来觉悟者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