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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和宗教圣物也大可以有多重含义。这就是所谓宗教阐释的语境性。因此，佩顿在阐释宗教方面使用的是一个多元论的相对性模型。也许是为了避免“多中心即无中心”之嫌的缘故，他声称，这个相对性模型并不是一种固定立场，不是有关世界的本性的客观断言，而是指不同语言和立场给世界赋予不同结构的方式，是对领会过程的肯定，是理解阐释的世界的实践模型。但是，佩顿强调，阐释不止是学术消遣，以不同方式解释一部圣典的经文有可能导致毁灭性的后果。“如果说什么样的阐释创造出什么样的世界，那么，什么样的阐释也就在那些世界里造就出什么样的行为。因此，人们不可以抽身事外而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那不就是阐释吗？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在阐释的那一刻，世界的命运也随之系于一线。”
然而，当今之世，“民智已启”，据说还达到了“大智”的程度。阐释似乎不再必要了。更何况从老子到孔子，完成了从“精神哲学”到“历史哲学”的转变，到司马迁，史学从此成为中国“哲学”之大宗（刘小枫语）。这该不是又一种“没有精神的局面的精神”吧。
“德赛”风流去，“秘逻”争芳来？
■ 叶 隽
德国古典文学与古典哲学之同生共兴，要求研究者在面对文学文本的同时，必须关注其背后的哲学思辨。至于那代人文史哲皆通的“通人本色”，更是在研究中必须生出充分的“同情之理解”。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则是其所谓的三大支柱，即理性主义、神秘主义与辩证法。作为方法论的辩证法姑且搁置不论，就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而言，正反映出源自希腊的西方思想的两大传统。
理性主义，作为启蒙运动的主流话语，一直是后世顶礼膜拜的重要思想。在德国思想史中，更是毫无疑义的占据主导地位，自康德以来，费希特、黑格尔等大家无不承此统绪。表现在文学史上，则歌德、席勒等人莫不可纳入此主流之中（虽然他们日后有所调整，试图开辟出融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为一家的“古典镜像”）。神秘主义的东西，我们似乎接触不太多，但举一些比较普遍的例子来说明，则易看的明白，譬如说诺瓦利斯。诺瓦利斯，一般因其反歌德的激烈姿态，而往往被人贬低。其实他的思想和创作，都是非常有特色的，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充分表现出走向中世纪的“神秘主义”。浪漫派从总体上来说；是在神秘主义的大背景下的，而启蒙者则守定的是理性主义的立场。这一大体的梳理，对于自己理清德国近代以来的思想轨迹无疑是有益的，但若要追溯源流，至少要探究到前面的德国中世纪，这一段的思想史颇是复杂晦涩，主要以神秘主义（宗教）为特点，读了些东西，便又放下。
近日读到《论秘索思》一文（收入陈中梅：《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竟然前后串联，颇有豁然开朗之感。在此文中，陈先生明确提出了研究西方文学与文化的“M－L模式”，在方法论意义上甚有启发，但似乎尚未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逻各斯”（Logos）之大名鼎鼎，毋庸赘言。此词直接用译名，乍听起来，似乎感触不深，记得好像有学者用“道”去比拟此概念，则其“如雷贯耳”，自然不问可知。在中国文化传统里，“道”是一个无人不知的概念，又有几个人未曾听说过“道可道，非常道”的“大道”观呢？正如有学者将德文的Ereignis也译为“道”一样，缺点是“难免混淆”，优点则易于“中国接受”。对于西方重要概念的汉译问题，可能确实值得认真探讨。这里且按下不论。“秘索思”（Muthos或Mythos），恰与逻各斯相对，它是生于逻先生之前，而又逐渐被淡忘的一个概念，尤其在中国学界，可能之前几乎未有人在严格的学术意义上提及。
两者之区别，具体言之则为：“逻各斯代表新生的科学意识，秘索思则代表陈旧的宗教观念；逻各斯象征哲学的明晰和散文的简洁，秘索思则象征诗的模糊和格律文的繁琐；逻各斯鼓励人们进行解析、归纳、说理、创新，秘索思则反其道而行之，崇尚守旧，不图进取，僵化人的思想，阻滞思辨取向的形成。”（第458页）如此比较，则“逻”、“秘”二先生分别了西方文化的两种传统则毫无疑义矣，且其对立互补之意义也似昭然若揭。
神秘主义过于强调玄妙神奇，乃至有些地方可能“放诞不经”，固然有问题，但因其立足于“神－人”的二元对立，则必然也特别强调“人性”的一面。这是其优长之处，值得重视。理性主义自启蒙以来一直居于主流地位，当今时代的发展也愈益证明，“逻先生”确实是“力大无朋”，而且很可能“独霸话语权力”。由理性而带来的科学探究，其对自然的探索能力，无边无际，昔日“嫦娥奔月”、“上天人地”的幻想早已是手到擒来，甚至上探月球、远足火星，也都不在话下。数码技术的发展、网络时代的到来，相信随着时代的进展，科技的“无边魔力”恐怕要超越“梅菲斯特”的魔鬼能量，而且这种“魔力”甚至是在以乘方的速度在增长着的。可问题在于，即便是在科技如此进步、理性如此发达的当代社会，暴力事件甚嚣尘上、恐怖主义振振有辞，物欲横流而道德沦丧、金元遍地而民众流离……，这究竟是为什么？这就是人类所向往的生活？这就是历代先贤为之奋斗不息的现代化？洛克、卢梭、孟德斯鸠、莱布尼茨、康德等先贤所力倡的启蒙理性所要通向的就是这样的结局？《魔戒》中的最后片段特别值得人反思，大家都知道将魔戒掷人魔谷乃长治久安之道，经历千辛万苦所为也正是这一刻，然而竟然谁都免不了最终将其据为已有的欲望诱惑。或许，我们真地应该思考，这一切起源于何？又因何如此？
当神权在中世纪占据压倒性的主流话语时，它变成一种反动的力量，启蒙理性的应时崛起本是自然之理；可是，当所谓的科学理性以另一种方式也取得了“霸权话语”的地位之后，我们是不是也需要对现有的思维结构有所反思？从来就不能仅指望“吾皇英明”，在政治游戏是如此，在思想空间恐怕亦不例外。力量的制衡才是最有效的“根本原则”。确实，不但在政治游戏中需要这样的制衡，即便是在思想领域，这样的“多元制衡”也决非可有可无。能如此，则一池之水皆活；若定于一尊，即便英明雄武如秦始皇，亦难免二世而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则不仅是西方传统的“二元并峙”值得特别关注，东方传统（尤其是中国传统）里的诸多思路，其实也必将大放光芒。我们的思辨模式，与西方人不一样，不必用“若欲拯救世界，必将回到孔子”的西哲话语来自我吹捧，但中国传统绝对是最优秀的思想资源库中物，儒家的“修齐治平”、道家的“大道归一”、佛家的“苦集灭谛”……都可能是解决当代与未来人类困惑的一道“灵丹妙药”（当然还取决于医者是否能善自运用，“妙手回春”）。但问题在于，中国的传统，有多少是我们可以把握的？
自五四以来，陈独秀、胡适之等人高树新文化大旗，引进西学，谓“德先生”、“赛先生”，后又有人认为缺了一“尹先生”，无非“民主”、“科学”、“经济”等义，这些在西方文化中只属于其一个源流，即理性主义的“逻各斯”取向；然而西方文化，决非仅止于这一个源流。强调“德赛风流去”，实际上是想以理性冷静的态度对历史有深度的省思。晚清以来，救亡与启蒙成为压倒性的思想主流，到了五四那代人更是难免纠枉过正，将自家的传统全盘否定。然而不管是“以中化西”，还是“以西化中”，都有其不得不然的特殊的时代背景与语境制约。前贤已矣，今人如何迈步，却不得不多费思量。由器物到制度到文化，先贤对西方强大的理解确实也在不断探询。虽然有时问题的解答不太可能一蹴而就，但无论如何，五四那代先贤迫不及待地引进“德先生”、“赛先生”，强调民主与科学的重要，原也是情理中事，我们应当抱有足够的“同情之理解”。但如此立论，并非就是对先贤的行为理念到价值观念，一概持肯定乃至继承态度。同情归同情，理解归理解，那不过是指一种理念与态度。具体到当下的具体行为方式，仍是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或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并不是那种单纯的“进化论”思维，或者是盲目的“好大喜功”，而是采取一种对历史负责、对时代承担的态度。毕竟，近二百年而犹在进程之中的中国现代化，是我们正在谱写的历史篇章，然而如何方能从容大度，不负时代，可却真地颇费思量。
可以列出的任务，可能很多。但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和进路，根本点必须确立。那就是无论如何要有从容平和的心态，摆脱近代以来或救亡、或图存的躁急兼功利心态，理智而清醒地审视时代，复归传统，引进资源，提出问题，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一点大概不难做到，毕竟硝烟弥漫的战争早已成为历史，民众自由的程度也已得到改善，但另一层扰乱人心的因素更要警醒，这就是具有时代特征的经济大潮与功利骚扰，虽然学术的殿堂正日益沦为计分的工厂，但思想的力量仍要求坚守本色的立场。虽然也有人耐不住寂寞，耐不得清贫，但历史自有“大浪淘沙”的程序，我辈只要坚守住自家门户，就不怕迎不来“万紫千红的春天”。
可不是吗？补一句“秘逻争芳来”，原本就意味着对五四那代人的再省恩。说“德赛风流去”，决不是就要否定民主与科学，而是针对五四时代它们占据压倒一切“惟我独尊”的地位而言。其实，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晚清以来的历代前贤都试图不断推进自己思想的深度与广度；但毕竟受制于时代风云、中国语境、个体学养等诸多因素，他们的认识也就停留在了五四的高度，将德赛二先生捧为两尊巨佛，未尝没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但那个时代注定只能成为历史，我们必须重新选择起点。虽然，我们懂得“同情之理解”，我们也会学习“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但我们不会盲目，我们要选择，我们要比较，我们要省思。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如何认识曾强烈冲击并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西学”，甚至不仅是“西学东渐”的那个“西学”，也还有作为西方文化之源的“西学”。引进“秘先生”与“逻先生”的二元对立，实际上是强调回到西学的源头，即在思维模式的最根本处进行梳理与认识工作。民主、科学乃至经济、政治等，都不过是由“逻先生”引发开来的“花果”而已，“只见树木不见林”是短视症，只见“花果”不见“根茎”同样有“报喜不报忧”的嫌疑，但我们更要关注的，是“种子”落下的地方。
五四那代人自然有大无畏的勇气，敢于斩断传统，做那“无根之人”。然而，他们实际上倒是最有根的，他们的传统文化乃至国学底蕴都相当之深，一方面在高声宣扬莫读古书，一方面却可以从容做出骈文律诗，那传统的修养任是欧风美雨怎么吹打也是变不了的“腹有诗书气自华”。
可是，前辈却苦了后来人。西学拥人，不仅表现在思想学术方面的冲击，也具体落实在教育体制诸方面，一旦没有了私塾、消解了书院，连同几个最后的国学大家都成了“消逝的风景”时，“传统”就真地距离我们非常、非常遥远了。前贤确实有选择的自由，可当初勇毅果决地“打倒孔家店”时，可能绝对没有想到会陷后学于如此困境之中吧？当然也有学者号召诵读古诗词，恢复中华经典，这些不懈的努力都值得赞赏，然而其中传统的含金量究竟如何？较之当年从传统中从容走来的各位前贤，恐怕不言自喻吧！今天的状况，竟然是欲接续传统而不能，做这“脱根之木”，真是好苦！然而，细思前途去路，或者惟有接续“千年之血脉”之一道，才是让后人不继续做“无根之木”的可行之途。确实，“德赛风流”，已为过眼云烟，“秘逻争芳”，必将如火如荼。然而，当代中国，所缺的可能并不仅是对西学的仔细打量、深入源头与比较鉴别；对传统的重新认识、接续源头乃至复归大道，可能是更重要的工作。而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又是“鸟之双翼，车之双轮”，缺一不可。
在西方文化中，“逻各斯”与“秘索思”这两个传统，确实各有千秋，“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百年”，用在二先生的时代消长上，可能还真地有道理。虽然在当代世界，由逻各斯而来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