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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七八分钟后，又有一辆警车、一辆消防车、一辆拖车开来了。从车身标记看，都是卢塞恩警察局的。
从几辆车上下来的警官都迅速地进入了各自的角色。他们在地面上立起了米黄色的木桩，把肇事区隔离开来，拉尺测量，记录画图。法比安警官则与我和那位女士谈话，填写事故调查表。
现场测量完后，警官们马上用拖车将两辆肇事车拉出了路面，停放到路边的草坪上。
肇事车拉出现场后，警官们竞和清扫人员一起动手打扫起肇事现场来，很快，路面又干干净净了。
法比安说：“根据现场调查，这次事故你们二人都有责任。女士在红灯即亮时快速抢开过去，属于明显违章，先生您虽然在主行道上行驶，但在市区普通路上车速过快以至躲闪不及。刚才我已通过计算机查询，你们二人的车辆均已保险，而且都是公司用车，因此我现在负责将你们的车送到保险公司修理。你们有什么意见吗？”
那位女士马上表示“同意。”我原想争辩一下，但看到警官那诚恳的态度，女士那祈求的样子，也只好同意了，因为我毕竟也有责任。
法比安笑着问：“先拉谁的车？”
女士说：“这次事故我责任大些，这位先生已经很照顾了，先拉他的车吧！”
“Lady first（女士优先），”我忙说，“还是先拉她的车吧！”
“好，咱们就来个女士优先。”法比安警官笑着对我说，“请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
两辆车先后被送到了保险公司修理厂。我是坐着法比安的警车来到修理厂的。我那辆车是其他警官用拖车拉来的。在这点上，我比那位女士“优先”了，因为她是坐着拖车去的。法比安风趣地说：“外国朋友嘛，应该照顾。”
修配厂的经理看过我的车，又看了车辆保险单以及有关证件，让我又填写了一份表格，上面包括肇事地点、时间、我的住址、护照号码、电话、电子信箱等等，然后，又让法比安警官在上面签了名。这时，我才意识到法比安为什么要和我同来，他是想让我少跑一趟路。我不禁又一次感谢这位警官。
这时，我暗自庆幸，多亏办了车辆保险。
在国外生活开门几件事，买房、买车、办保险。没有车，寸步难行，连上街买菜都十分不便，更不用说上班和外出办事了。买了车又必须办保险。瑞士法律规定：汽车不办保险视为非法，如被警官查出要吊销执照，甚至送到法庭，尤其是公用车。
这时，修配厂经理风趣地指着一辆八成新的奥迪400型车对我说：“在我们修理期间，这辆车就归您了。不过，可不要再与小姐‘接吻’了。”
看着这辆显然比我的车高贵的奥迪车，我的心情十分复杂：车撞了，我真的很惋惜；然而现场目睹的一切又令我十分感动。那位女士的宽容和理解。那些警官尽职尽责的服务，以及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修理厂执行理赔的迅速认真周到，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动人的事还没完。就在我刚刚接过奥迪车钥匙，去开车门时，突然一阵呕吐。法比安警官睁大眼睛，惊讶地看着。一会儿，他坚定地对修理厂老板说：“这台车先放在这儿，我必须送他去医院检查一下。”
我又坐上了法比安的警车。法比安按响了警笛，加大油门风驰电掣地向卢塞恩中心医院驶去。
我对法比安说：“我可能是过分紧张造成胃不适，慢慢会好。您工作这么忙，不要去了。”他却说：“不行，必须排除脑部损伤，这种情况我多次遇到过。”
由于在车上法比安警官已经用电话与医院进行了联系，所以警车一进医院门，医护人员马上迎了出来。我是躺在医院的手术车上被径直送往抢救中心的。
一进抢救中心，各种检查接踵而来。先是抽血化验，又是脑压检测，我还躺在床上拍完了胸片，并做了脑CT等。
不到30分钟，各种化验、检测全部完成，这时，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医生在几位中年医生陪同下，来到我的床边。老医生详细看了检测结果及化验单，法比安警官又和他说了肇事情况，老医生为我做了检查，诊断为轻度脑震荡，需住院观察。
我住进了脑外科。
值得一提的是，我住院的全部手续都是法比安警官跑上跑下办的，当我躺在脑外科病床上，法比安办妥了住院手续进来时，我看到他的短袖警衫前胸后背都被汗水浸透了。我的心里充满感激。
法比安若无其事地说：“你好好养病，住院不用交钱，因为你买了‘全险’，费用最后由保险公司结算。”
我看了看表，已是下午4时，法比安警官已经忙碌了一天，午饭还没吃。我忙对他说：“你回去吧，顺便给我的驻地挂个电话，太谢谢你了。”
“我要马上去保险公司”，法比安警官说，“不能超过申报时限的，明天我再来看你。”他风尘仆仆地走了。
望着法比安警官的背影，我心里充满敬意。这场事故是偶然的，事故后发生的一切又似乎都是那么平常，然而，高尚的职业道德以及人际间的平和关系恰恰都在这些看似平凡的琐事中显现出来。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8期P44
证人
藤刚
那天下午，布兰克路过法庭，看见一堆人正往里挤，上前一问，才知道马上有公审。布兰克也挤了进去，在后排的一个旁听席坐下。
被告跟布兰克一样，穿着西装，但没有打领带。被告被指控杀了人。控方的证据是被告具备作案时间，被告辩护的理由是案发当天下午他一直在家。但是，在近两个小时的法庭调查和辩论中，被告未能拿出证据证明案发当天下午他在家，不在案发现场，结果被法官判了死刑，这让布兰克大惊失色，他连忙问坐在他旁边的一位戴夹鼻眼镜的先生：“请问先生叫什么名字？”那位先生说：“我叫弗兰德。”布兰克说：“我叫布兰克。我想，你能证明我今天下午一直在法庭。”弗兰德先生说：“对不起，我只能证明你现在在法庭，至于你跟我说话前，你是否在法庭，我不能证明。”布兰克急了：“整个下午我都跟你坐在一起，我一步都没有离开这个座位，你怎么不能证明呢？”刚刚走下审判台的法官看见他们俩在纠缠，走了过来。布兰克说：“我确确实实整个下午都在法庭，我一直坐在他的旁边。”法官说：“你自己说了没用，你得有证人！有人证明你今天下午都在法庭吗？”布兰克望着弗兰德，弗兰德摇摇头。法官说：“幸好还没有人指控你！”布兰克惊出一身大汗。
布兰克出了法庭，挤上公共汽车。布兰克拿着售票员撕给他的票问：“你这票能够证明我今天下午五点左右在你们车上吗？”售票员说：“我们的票只能证明你乘过我们的车，不能证明你在什么时间乘的车。我们是公共汽车。”布兰克小心翼翼地把车票放进内衣口袋。临下车前，他问售票员：“请问小姐芳名？”售票员说：“我叫玛丽娜。”布兰克指着自己的额头说：“我叫布兰克。记住，我这儿有个刀疤。”下了公共汽车，布兰克走进一家面包店。他要了一盘沙拉，一块面包。他跟服务员要发票。服务员说：“我们这样的小店没有发票。”布兰克说：“刚才那个被告说他案发那天下午三点曾下楼到面包店吃过点心。那家面包店不肯证明，他又拿不出发票之类的证据，结果被判了死刑。”服务员给他写了张条子，证明他某日某时某刻在他们店用过餐。布兰克临走前指着自己的额头说：“我叫布兰克。记住，我这儿有个刀疤。”
布兰克刚到家门口，就敲响了邻居的门。他对邻居说：“你看见了，我现在进门了，你能证明我到了家，我在家里。”布兰克关上门，倒在沙发上睡着了。他醒来，一惊，拉开门，敲开邻居的门说：“你看到了，我在家里。”邻居说；“我只能证明你两次敲我门的时候你在家里，至于其他时间你是否在家，请谅解，我不能证明。”布兰克急得在屋里乱转。他看见了床头柜上电话机。他打通了一个朋友的电话。他说：“我打电话给你，是想让你证明我在家，万一将来有人指控我，你可以为我证明。”朋友说：“从来电显示看，你是在家。但我只能证明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你在家，至于不打电话的时候，你是否在家，对不起，我不能证明。”就这样，布兰克不断敲邻居的门，不断打朋友的电话。夜深了，他不能再敲邻居的门，不能再打朋友的电话。他仰在床上，看着天上的星星，想到自己无法证明一个人在家睡觉，他恐惧极了。他下了楼，来到街对面的一个朋友家。他睡在朋友的身边说：“你能证明，我今晚是跟你睡在一起的。”朋友打起了呼噜，他却睡不着觉。想到法庭上那个被判死刑的人，布兰克发现自己以前的生活是多么的危险。他一直一个人生活，他一直过着没有证人的生活，他甚至刻意追求这样孤独的生活。万一有人指控他，他真的会跟那个被告一样，因为没有证人而被判死刑的。他再也不能一个人生活了，那是不可以的，那太危险了。他决定明天就找下证人，一起生活。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8期P62
不死的谎言
星竹
1972年，贵州老陀镇的农民宋玉祥得了一种怪病。老陀镇是山区，偏僻得很，到一次大城市需要几天几夜的时间。
面对宋玉祥的怪病，乡卫生院和县医院都一筹莫展，从没见过。宋玉祥只好拿上大半生的积蓄，又向村人借了二百块钱，去省城看病了。宋玉祥经过几天的周转，终于到了省医院。医生们为他会诊后大吃一惊。宋玉祥得的不但是怪病，还是世界上极为罕见的一种病，英国人命名为枣核菌的病。它是一种无菌性神经感染。只有一种进口药可以医治，但也只是维持。遗憾的是，患上这种病的人，最多只能存活一年半。更让人吃惊的是，就在宋玉祥去省城看病的时候，老陀镇又有六个人出现了与宋玉祥一样的病。
患病的七个人都是贫困户，在温饱线以下。不要说看病，就连去省里的路费也拿不起。
面对七家贫困户，镇长何永久却做出了一个谁也没有料到的决定。他要替七个病人去省城拿药。这样就能省下七家人的路费。为七家人省下的钱只是买药。
何永久从省医院回来，将拿回的药分发给七户人家。同时也带回来一个让七户人家感到安慰的消息，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宣布，两年后，根治这种病的新药就将诞生。到时候，这种病不再成为不治之症！
何永久带回的这个消息，比带回来的药更管用。七位病人为了活下来，决定不管怎样，也要熬过这两年。
几个月过去，七个病人的药吃完了。何永久又派干部到省城拿药。就这样，七个病人一天天，一月月忍受着痛苦，顽强地坚持着。
时间接近两年的时候，何永久又亲自去了一趟省城。这次他是去开会，顺便为七个病人拿药。当医生们知道七个人还都活着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在世界医学史上，这种病是没有救的，最长的也只活到一年零七个月。而老陀镇的七个病人竟然还都活着！
何永久回来时，七家人都急切地问，根治这种病的新药到底出来了没有？
何永久说他问过医生了，医生说正在动物身上实验，大概还要等半年到一年。
七位病人虽然十分沮丧，但近两年的时间都熬了过来，还怕再等上半年或是一年吗？七位病人又乐观地支撑下去。
几个月过去，还是没有新药问世的消息。其中的两位病人让何永久无论怎样，也要再跑一趟省城，打听这种新药的消息。何永久十分无奈，躲到县里的朋友家住了几天。回来时他告诉大家，这种新药顶多再有四五个月就能问世。
这时的七位病人，都已经到了病情反复发作的高频期，随时都会离世。
何永久背着大家，去给菩萨磕头了，让菩萨原谅他一次又一次所说的瞎话。他并无恶意，只是希望七个病人能多活几天，再多活几天。现在他再也不能骗下去了。在这个世上，根本没有能根治这种病的新药。何永久准备把实情告诉给七家人。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奇迹发生了。省医院传来消息，英国人已经研究出了医治这种病的新药，包括中国等许多国家都已经进口。这可真是天大的巧合。何永久接到电话，完全愣住。接着，他派人飞快地去省医院，取回了这种新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