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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节制成为美德。
卡特事件直到今天还在被讨论着
今年三月在美国举行的“休斯敦摄影节”上，有一个展览只展出了一张照片，就是1994年普利策摄影大奖得主凯文·卡特的那张《非洲小女孩》。展厅中间的屏幕一直在播着国际摄影界这个著名悲剧的始末。非洲大饥荒时，凯文·卡特拍下了一个挣扎在去救济站路上的小女孩，一只秃鹫正虎视眈眈地盯着已经走在死亡线的孩子。
这幅照片让全世界的目光开始关注非洲难民，也让凯文·卡特一夜成名。随之而来的是卡特面对来自各方的批评与质疑，甚至他的朋友问他当时为什么不去帮帮那个小女孩。他辩解到：“当我把镜头对准这一切时，我心里在说‘上帝啊！’可我必须先工作。我拍下这张照片后，上前赶走了秃鹫，然后坐在树下，点起一枝烟，呼喊着上帝的名字大哭起来。”几个月后，33岁的卡特无法承受双重压力，在汽车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越来越多的摄影者既因为捕捉了人类苦难和人性的罪恶而获得荣誉，同时也因为无法摆脱良心的责难而困惑痛苦。新闻业越来越面临着哲学与理智的挑战，所以卡特事件直到今天还在被讨论着。灾难时刻需要摄影者的记录。但恰恰在这样的时刻，新闻摄影者的责任和一个人的责任纠缠不清。
我以为，在所有的灾难场合，人的属性当超越职业的属性…人的属性就是人道与良知。
有多少摄影师有叩问良知的愿望与习惯？
龙日草原上，青年僧人甲杨群培一个人走在朝拜的路上，他宽阔的额头上已经磕出了硬茧。看到他，几名摄影者冲将下去就开始“扫射”，他们几乎不和甲杨对话，相机几乎顶在朝圣者的鼻子尖；
少年家中房子被洪水冲走了，少年和妈妈绝望地痛哭。摄影者离母子不到半米，不停的冲他们喊：“抬起头来，看这儿！”却没有人拿出食品、药品递到他们手中；
幼小的孩子水淹身亡，摄影师让托着小孩尸体的人离已经晕厥过去的母亲“再近一点，再近一点！”
为了拍到藏羚羊奔跑的镜头，摄影师一次次把上万只的羚羊轰起来奔跑。正是母羊怀孕待产季节，几个小时折腾过去，母羊瘫掉了，流产的小羊尸体遍布；
飞机失事的现场，摄影者把一个只剩上半身的躯体翻动过来拍摄，这个残缺的躯体占画面一半还多；
一位中国工程师阿富汗战争中遇难。家属尽力隐瞒不能让88岁高龄的老母亲对他儿子消息。闻讯赶来的记者堆集在农村小院里，有的从窗帘的一角把相机伸进去拍，有的干脆把村长找来强行砸门。老人很快就知道了儿子去世的消息。冲进来的人用相机继续将老人因撕心裂肺而扭曲的表情拍了下来；
清晨五点的浦东机场，从泰国普吉岛飞来的航班降落，一对推着手推车的外国夫妇出现在接机口，手推车上坐着一男一女两个小孩。他们四人身上只有游泳衣，外面只裹着蓝色薄毯。他们来自海啸“第一现场”。现场所有记者们冲上去将他们圈在当中，照明设备统统被开启，光线打在他们的脸上，在相机冰冷的声音中，四个人“没有半点死里逃生的欣慰，只有一种对未来的恐惧，仿佛生死临界点尚未过去，海啸还在身边，梦魇缠绕着生命挥之不去。。。。。。”
这样无良的例子很多是我亲眼所见，也有耳闻。这样的例子太多，多到我把它写出来已经备受内心折磨。
摄影者大多把卡帕的名言放在心上：“拍的不够好是因为离得不够近。”但我看着趴在地上拍摄朝圣者的摄影师却内心悲凉，突然发现卡帕这话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当被拍摄对象行庄严的事时和过度伤悲的场合，摄影者绝不能离太近…因为那是一种庄严的距离！
“庄严”这个词在摄影者那里已经是一个过于陌生的词了。还有多少摄影师有叩问良知的的愿望与习惯？整个社会也没有一种能约束和规范摄影者行动的 潜规则，他们没有不能进去的场合，没有靠不近的事件。拍摄随意唐突，缺乏敬畏悲悯之心以及安慰和伸出援手的冲动，一些摄影师甚至给人留下“庆幸别人不幸”的恶劣印象。
如果摄影师真的和冷漠冷血交朋友，如果“制造另一种悲苦”（李楠转用黄子明的话）真的成为恶习，如果相机无情的声响真的让人害怕，如果手持相机的人真的把别人的忍耐推到尽头。。。。。。。那将会怎样？
做一个尽职的记者，还是做一个真正的人
美国俄勒岗州《波特兰人报》摄影记者兼图片编辑班加明·巴林克（Benjamin Brink）在中国讲课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关于新闻摄影职业道德的问题。当他把搜集到的9·11照片罗列出来，要在场听课的人选出两张作为新闻图片刊登在报纸上时，几乎所有的人在选择了飞机摧毁世贸中心的全景照片后，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张有人从楼上掉下来的照片。但当时在美国，所有的报社都没有选择这样一张图片刊登在报纸上，因为一方面这张图片让人感到太残忍，刺激性太强，如果刊登出去将有失伦理道德。（曾璜、任悦对巴林克的访谈）
一些西方媒体对灾难性现场描写和新闻照片的刊载使用都有严格的技术规定。西方媒体的记者在描写灾难现场的时候，也十分注意以人本关怀而不是追求刺激的角度报道新闻。在9·11事件的报道中，各国媒体的镜头都对准了逃生者、焦虑的家人和勇敢的救援人员，而对死难者的惨状基本没有涉及。
所以，当全世界很多媒体机构都收到过恐怖分子寄出的“斩首录像”，但只有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最早播放了其中的片段时，这件事被公认为是“人类传播文明的耻辱。”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9期P24
爱与恨的细节
储劲松
9岁那年。一个冬天。
天上飘着硕大的雪花，地上铺着一层冰雹加雪水的混合物。我从离家有六七里地的乡村小学散学回家，手上拎着一只火炉，脚上穿着母亲做的千层底棉鞋。不出一里地，棉鞋就湿得没了一根干纱，拖在脚上十分吃力。
半路上，远远望见父亲打着家里那把惟一的大黄伞，提着我那双旧解放鞋，急急地往我这边赶。我心里顿时热乎得像刚刚出笼的小麦粑，心想：父亲怎么一下子变得如此关心我了？我上学的那些年，不管刮多大风下多大雨，也不管天上是掉雪花还是掉刀子，父亲都绝对不会像村里的其他家长一样，给他儿子送伞送鞋的，除了这次。他忙。
我兴冲冲地奔向父亲，一边兴奋地大声喊着：“父——”。可是离父亲越近，我越发现父亲的神色不对劲：他的四方大脸阴沉着，黑漆漆的一对剑眉冷冷地皱成两把弯刀。我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终于，在离他 3米远的地方怯怯地站住了。父亲的脸让我心惊肉跳。
然而父亲却一个箭步飞到了我面前，还没等我明白是怎么回事，我的两边脸就各挨了一记响亮的大耳光。紧接着，我和手上的火炉一起滚到了雪地里。父亲一把拉起两耳轰鸣的我，厉声质问道：“哪个叫你穿着暖鞋踩雪水的？你看看，你看看，这鞋糟蹋得像个么样子？！”父亲又瞥了一眼地上摔成几瓣的泥制火盆，更是心痛得嘴直咧咧，他的火气呼呼地蹿得更高了。他在路边随手折了一枝带刺的灌木条，劈头盖脸就往我身上抽。末了，他喘着粗气命令道：“把鞋给老子脱了，光脚板滚回去！”见我迟迟不动，他像拎崽猪一样猛地把我拎起来，扒了鞋子，然后夹着暖鞋以及他带来的解放鞋，头也不回地走了。
那三四里地，我是光着脚板回去的。回到家，双脚冻得失去了知觉。母亲把我的脚按进滚烫的水里时，那个疼，钻心。
13岁那年。一个夏天。
父亲拉着装满石子的板车往一个建筑工地赶。我在车后面出着蛮力推。父亲的脚一前一后，吃力地迈着之字步，尼龙绳子做的板车带子勒进他肩上的肉里。他的身体则与地面呈30度角。我也不见得轻松，两只手由于过分用力而青筋暴露，臀部与头的连线几乎与路面平行。我们脸上的汗大颗大颗地砸在地上。
路过农贸市场那条商业街时，我突然听到从前方一家店铺里，传来悠扬动听的琴声。父亲显然也听见了，他紧赶几步，在传出琴声的那家乐器行前放下了板车。他用脏兮兮的毛巾擦了一把汗，就一屁股坐在街道边的台阶上，仰着脖子咕咚咕咚灌水。我站在琴行门口，看见一位美丽娴静的少女，正端坐在店子里，用纤纤的玉指，弹着一张长条形的塑料琴。那张琴多么漂亮，那琴声是多么好听，我幻想着：要是我有这么一张琴该有多好啊！我呆呆地站了十几分钟，其间，因为我们的板车挡住了行人的路，两个花枝招展的城里大小姐，用嫌恶而狠毒的大眼睛锄了我和父亲几眼。
父亲用眼角的余光观察我。之后，他鼓起勇气拉着我的手进了那家琴行。然而当我们面对那张像圣物一样的琴，以及中年店老板轻侮的眼光时，我畏缩了，父亲突然也显得有些怯场，他搓着骨节凸现的大手，心虚地问：“老、老板，请、请问这叫么琴？要几多钱？”
店老板白胖的一张脸堆满了不屑，他夸张地长长地“哦（上声）——”了好几秒钟，然后怪声怪气地说：“这叫电子琴，晓得不？切！要1000块钱一张，你们乡巴佬是买不起的！”我的脸腾地一下子红了，逃也似地跑出了店门。父亲也出了门，他像赌气似地抄起板车绳子就往肩上勒。在正式起步之前，他回了一下头，像是在对我说，又像是在给他自己打气，“松伢，过些日子给你买一张！”
我知道他是在说笑话，或者说是在为他自己刚才的难堪解嘲：1000块钱，天文数字啊！拉板车要拉半年！
可是那年夏天快要结束时，有一天晚上，父亲和母亲郑重地把我叫到了他们面前。父亲像变戏法似的，从灶台下面的猫洞里，掏出了一大叠钱。我正好生纳闷，父亲却笑眯眯地说：“松伢，明朝我带你到城里买电子琴！”母亲则说：“伢喂，琴买回家了要好好练……”
第二天，父亲真的带我到城里的百货大楼，选了一张1200块钱的电子琴，是大楼里最贵的一张。他还买了两本学琴的书，叫《电子琴入门》和《初识五线谱》。
我洋洋得意地把那张琴背回家，来看稀奇的乡亲们差点挤破了我家的门。而我在那张琴上，完成了对音乐的自我启蒙。
13岁那年。一个春天。
我出生时，母亲就找算命先生算过，说我从出生一直到18岁都犯“深水关”，要是到池塘或者河潭子里游泳，就会有水鬼来收我。我怕鬼，所以虽然很想学游泳，却从来没敢下水试过。
可是那天，我被邻居告密，说我放学后在邻村的池塘里游泳。
回到家，父亲已经像一尊黑煞一样堵住了大门，手中提着一根老粗的踩草棍。我一见那阵势，当场就吓得尿湿了裤子。
父亲指着他脚下事先准备好的那一堆刺猬一样的板栗壳，骂道：“你这个侉腿！给老子跪下！”我犹疑不解的当儿，父亲手中的棍子已经毫不留情地打在我的腿弯上，我控制不住地直直跪了下去，板栗壳那尖尖细细的密刺，立即深深地扎进我的膝盖和小腿，鲜血一下子染红了地面。'
“讲！哪个叫你游泳的！”
“父——，呜——，我没游泳……”天地良心，同学游泳时，我只是在池塘边上坐了一会儿。
“还敢跟老子犟嘴！”父亲手中的棍子像冰雹一样落在我头上、身上、手上、脚上。
“我真的没游泳……”
“你还犟嘴，下屋的二娘亲眼望见的！”父亲一边打，一边举证。
我一听，只觉脑袋里血直往上冲。我猛地爬起来，往下屋跑，一边跑一边骂：“二娘你这个短命鬼，么理要冤枉我？”我想找那个多嘴的女人对质。
可是父亲的棍子跑得比我还快，他一个秋风扫落叶，我就趴在了地上，晕了过去。
16岁那年。一个秋天。
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一所建筑工程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一日之间，我家的门楼子突然高了八尺，我也一下子成了村里的红人。父亲和母亲欢天喜地办了10来桌酒席，村里来恭贺的男女老少坐了一院子。乡亲们指着我，对自己的孩子说：“要向你松哥学，知道不？”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和我抬着一只老土的巨大木头箱子，搭5点的早班车，去数百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