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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
大学毕业后我在岛城的一家电台做 DJ ，工作忙，也没有男朋友，父母知道了千方百计地找理由过来，想要把我养成儿时那般白白胖胖。
向台长请了假，带他们去了我租住的房子。我直截了当地问父亲，你和妈是在这儿玩两天，还是真的要长住？母亲习以为常地回给我一句。我听你爸的。
有点耳背的父亲大声嚷了一句：我和你妈把老家的房子都租出去了，你让我们回去在马路上睡？
这一句灭了我想一个人逍遥的希望。我花了一天时间，终于寻着了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再往返几次搬我乱七八糟的东西，人几乎累得散了架。第二天做节目，频频口误，下了节目还没来得及开溜，就被台长叫去狠批了一顿。
回到家看到乐滋滋地做饭的父亲，忍不住发脾气：都是你们，非得为了在老家人面前摆面子，跑到岛城来，让我工作出这么多差错！父亲没听清楚，照例在厨房里忙活，还哼着小曲。母亲走出来，像做错了事的小孩子，低声说：孩子，你爸其实是担心你一个人在这儿受委屈，想家的时候也没个地方去，所以才 …… 我苦笑着，默默走到厨房里去帮忙。
怕他们孤单，我提出要给他们买台电视。父亲却神秘地止住了我，从衣兜里拿出一个小型收音机来，得意地朝我晃晃：早就准备好了，我们是一路听着你的节目过来的，有你的声音陪着，走丢了都不怕。
原来父母像上班一样准时收听我的节目，从早上七点的《新闻早报》，到晚上十点的《情感热线》，他们一次不落。
他们津津有味地评点我的每一位同事，在他们“公正”的评点里，每一个人都有不如自己宝贝女儿的地方。他们的快乐那么真实、鲜明，甚至让我都有些微微的嫉妒。如果他们给我带来的诸种麻烦，能够换来一些可以触摸的欢欣，我是宁愿要这些烦恼的。
他们每天必做的另一个功课，是记录我们电台的《鹊桥相会》节目。听到有好的小伙子的材料，他们会立刻记下来，打电话去索要联系方式，两人亲自去相。
有一次我同事开玩笑地说：你是不是让你老妈在征婚啊，怎么我听着那老太太的描述，跟你那么相似？回家后去问母亲，他们果然做了这样的傻事！我又气又笑：你们是不是担心你们女儿嫁不出去啊，放心吧，追我的有一个排呢。
他们当了真，千方百计地让我把未来的女婿带回家看看，还偷偷地跟到电台，看我是不是真的被一个排的男人缠着。我偶尔探出头来张望，看到他们“鬼鬼祟祟”地在广场上溜达，装作无事般地走开。
确信我并没有谈恋爱，他们看了急，竟然跑到被同事们戏称为“人肉市场”的地方去为我相亲。要不是同事采访回来将拍摄到的照片拿给我看，我是真的不会相信他们会做出这种让我丢面子的事情。
吃晚饭的时候，我将同事拍到的照片狠狠摔在他们面前。
如果你们想让我在整个岛城“臭名远扬”，永远嫁不出去，那么你们就继续在外面给我去出丑。你们看看哪个同事的父母，这么满大街地为自己的儿女征婚的？你们明明知道帮不了我的忙，还要千里迢迢地跑过来！我告诉过你们多少次，我不是两三岁的小孩子了，我完全可以照顾好自己。
太过气愤和激动，手边的碗被我不小心碰到了地上。一声脆响后，母亲慌忙起身将我推到一边，小心翼翼地收拾着地上的碗筷。我的泪，终于忍不住哗哗地．落下来。
晚上十点钟的《情感热线》，我因为没有听母亲多穿衣服的忠告受了寒，无法做节目，只好让同事代替。但我并没有回家去，我不知道怎么面对父母，只好边听节目，边想着去哪儿熬过这尴尬的一夜。
迷迷糊糊中，听到节目中一个很熟悉的声音，正在向同事倾诉着：“我们只是想来照顾她，没想到反而给她添了这么多的麻烦，都怪我们一时糊涂，让她丢了面子。我们只想告诉她，不管她长到多大，她在我们眼里，依然是个孩子。这几个月里，看到她能一个人租好房子，将工作做得那么优秀，我们也可以放心离开了。我们还是希望她能尽快地找个好男孩，安顿下来。我们刚买了车票，来不及给她说再见。还有，外面下雪了，回家的时候让她小心点，别滑倒了；锅里有新做的莲子粥，别忘了喝……”
我发疯般地打车去了车站。候车室里，一眼便看到了头靠着头几乎要睡着了的父母。我的眼泪疯狂地涌出来。他们多么像我小时候，挨了批，不敢回家，一个人躲在他们可以找得到的地方，等他们将假装睡着的我抱回去。
我努力地挤出嗔怒撒娇的表情来，说：“你们如果不想让我一个人孤零零的，就赶紧跟我回家去，晚饭没吃好，还等着你们去做呢……”
我没有揭穿他们没有买车票等我来接的“小把戏”，他们的尊严有时候是像小孩子一样不可侵犯的。我知道，我在他们的呵护里慢慢成长，他们也在我日渐自立与成熟时，渐渐老成需要我来哄来骗来疼惜的两个老小孩了。
摘自《读者》2006年第3期
感恩的心
王丽萍
记忆里仍清晰地浮现出这样的画面：早晨，姐姐光着脚在房间里冲来冲去，激动的嗓门响遍家中每寸空间：“今天我发工资啦！今天是我第一次领工资啦！你们通通等我回来啊！”
姐姐长我七岁，初中一毕业就当了学徒工，工作的第一天已经打听得清清楚楚，学徒工资是15块钱。那是20世纪70年代，15块钱，也是令人振奋的数字。
下午放学后，我跟小哥哥已经蹲在家门口了；到了黄昏，妈妈拉着我们的手两眼紧紧盯住公交站；晚上8点多，爸爸带着我，穿过南山路的一条小巷，姐姐工作的整流器厂就在那里。
传达室里，姐姐闷头坐着，一声不吭，边上她的师傅说，她呀，不知怎么的把工资给弄丢了……从厂里到家那三站路，她来来回回找了二十多趟啊！说到这里，姐姐突然“哇”地哭了！
深夜，姐姐痛心疾首地对我说：“我本来想得好好的，10块钱交给爸爸妈妈，5块钱给我们兄弟姐妹买东西。现在都没有啦！你一定要记住，将来拿了工资，第一个月的工资，一定要给父母！一定一定！”
嗯，我狠狠点头：我一定！
1981年冬天，我来到了皖南山区的部队当兵，小战士嘛，发的第一个月的钱，叫“津贴费”，是7块5角钱。星期天的早晨，我请了假，去附近县城的邮局。
冬天的早晨，冻了一夜的泥土，还未被阳光晒得松软，踩上去，生脆生脆的；风，冷飕飕地往裤腿里、袖口里灌，一张嘴，吸进心口的凉气，钻进了骨子里……邮局，我在汇款单右边的“耳朵”上写：“爸爸妈妈，这是我发的第一个月的钱，我给你们寄5块，我自己留2块5角。”
多年后，爸爸常常是哈哈大笑地说起这件事，“5块，小萍给我们寄的第一个月的钱是5块。”
现在的我，也常常对家中的小孩子们调侃这件事情，我说：“钱多钱少不要紧，但是，等你们长大了工作了，第一个月的工资，一定要给父母啊！这是孝心！是礼仪！是道德！是传统！”
姐姐的孩子慷慷从澳门来上海读大学，很会接口令：“小姨，等我拿工资了，我一定会给你寄5块钱的！”
在这个9月的午后，一份包裹快递到家，展开慷慷的卡片，他这样写到：“小姨，我用工作后第一个月的工资给你买了澳门万豪轩的月餅，感谢你4年来对我的照顾！”
轻轻尝一口，甜糯的，酥软的，香醇的……从过去到现在，我突然体会到，什么叫千滋百味。
我知道，给父母钱也好，买礼物表达情感也好，珍贵的是，那一棵感恩的心。
摘自《读者》2006年第3期
母亲，请让我给你安宁
作者：兰心小卷
一
最终促使我送走母亲，是因为我的女儿。
那天傍晚，5岁的女儿哭着从外面跑回家，拉着正在做饭的我，流着眼泪问：“妈妈，姥姥是不是傻子？”我说：“你不要听小朋友乱说，姥姥不是傻子，姥姥不是傻子，姥姥只是生病了。”女儿将信将疑地看着我。我蹲下身子，把脸紧紧地贴在女儿的脸上，很久都没有说话，只是不停地用手去控流出来的泪。
母亲的身体在我结婚之前就不太好了。精神恍惚，行动迟缓，记不住东西。谁也没有在意，就连一直知晓母亲的我也没有去多想，只以为人上了年纪都是这样。当母亲被确诊患了老年痴呆症的那天，我坐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抱着头，使劲地扯自己的头发。人生最大的悔恨就是对父母的忽略。这个简简单单的道理，我在那一刻才真正明白。
但母亲终究是病了，医生说只能靠吃药维持。母亲生病以后我变得非常爱哭。吃饭的时候她把嚼了一半的饭菜又吐到面前的盘子里，我侧过脸去悄悄地抹眼泪；我常常看着看着电视就突然跑回房间蒙着被子放声大哭，因为我看见母亲呆呆地坐在沙发的一角，微微张着嘴，嘴角边挂着两行口水。
那天晚上，当女儿尖叫着从母亲的怀里挣脱时，我坚定了自己的想法。我想，已经这样了，只有给母亲找个保姆，让她一个人安安静静地过完最后的日子。
二
保姆找到发后，我和丈夫把母亲送回了老屋。那是一个破败的小四合院，我和母亲在那里相依为命地生活了二十几年。母亲走在最前面，她径自走到她以前最喜欢坐的那张大藤椅上坐下来，两只手不停地抚摸藤椅的把手。丈夫夫和保姆忙着搬东西，我挨着母亲坐了下来，房间里的每一件旧物上面都遗留着母亲的气息。右边的墙壁上有一个相框，中间是父亲和母亲结婚时的照片。照片上的母亲，温温婉婉地笑着，眼神清亮清亮的。那是30岁的母亲。
母亲的空话在晚清是富甲一方的显赫家族，就是因为这成分问题母亲到了30岁才和父亲结婚。婚后的第二年，也就是母亲怀孕4个月的一天中午，噩耗传来：父亲在工厂里意外地被机器轧伤，送到医院时已经不行了。我不知道母亲是如何熬过那段岁月的。一个女人，要具备怎样的意志才能让自己苍白的脸在生活一再的重创下始终保持着镇定！据外婆说，母亲当时并没有哭，甚至在父亲去世的第二天她还挣扎着坐起身来喝了一碗外婆熬的绿豆粥。她对外婆说，我还有个孩子，我要把她生下来。
我出生后，母亲的身体虚弱到了极点，根本没有奶水。听外婆说母亲生下我没几天就挽起裤脚到郊区的小河沟里抓鱼。两三寸长的小麻鱼，一个上午才抓了几条。路过的人从母亲头上扎的红布看出，这个站在冬天的河沟里摸鱼的妇女刚刚生完孩子。一位好心人送了母亲一些黄豆和花生。那时，这是多么金贵的东西，人家也是留着过年做年糕的呀。母亲每次提起这件事情，总是唏嘘不已。以后每到过年的时候，母亲总要做一些枕头、坐垫或者是小孩子穿的小褂子给那家人送去。“宁愿别人欠着自己的，自己也不要欠着别人的”，这是母亲常常挂在嘴边的话。
三
冬天的时候，母亲把纸盒拿到家里来糊，还兼着帮裁缝铺做一些衣服上的绣花。她坐在那张大藤椅上面，脚边放着一盆炭火。找她绣花的人越来越多，她不得不整夜整夜地赶。有时候她绣着绣着就睡着了，头疲惫地歪向一旁，手里还拿着一件绣了一半的活。可母亲就是这样没日没夜地干，生活依然是清贫拮据。家里买了肉，母亲从来不吃，全部挑到我的碗里。我心疼母亲，偷偷地又给她挑过去。或者是索性不吃，让它剩在盘子里。剩下的不吃会坏掉的，我想等我上学去了母亲会吃的吧。每当这个时候，母亲就会对我发火。那时候，糊一个纸盒才挣3分钱。我有时候想，母亲，她到底糊了多少个纸盒才把我培养成一个大学生的呢？
母亲一直没有再婚。母亲的发型也从来没有变过：一丝不苟地全部梳到脑后，绾成一个简单地发髻，露出光洁的前额和明亮的眼睛。艰辛的生活并未使她成为一个暴躁庸俗的女人，她对谁都带着温和的浅笑，但是她很倔强，不到万不得已决不找人借钱或者帮忙。她的手脚极其麻利，每次交的活总是最多最好的。
母亲爱花，尤其玉兰和茉莉。每年的初夏，父亲的忌日也到了。每年的这一天，母亲总要仔细地洗了手，脑后别着一枝玉兰坐在桌前给父亲写信。我曾偷偷地翻出来看过，母亲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