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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情地想到那些不幸的看不到这样的太阳升起的人。我应该在祈祷中补充一句：“为了所有大城市的居民，尤其是那些居住在公寓、客店、平房，或以其他肮脏处所为家的人，他们由于生活窘迫或行为愚蠢才落到这种地步。”
我徒劳地沉思着斯多葛派的美德。我知道，一个人为这个小地球上的住所而烦恼纯属愚蠢。
凡是上苍之眼所及之地
对于智者皆是港湾和幸福的避难所
但是我始终崇拜远古的智慧。在哲学家的声音洪亮铿锵的时代，在诗人的黄金韵律中，我发现了所有可爱的事物。我永远也无法获得它。装出我所没有的美德，对我有什么用处呢？对我来说，我的住所的位置和样式是最为重要的；让我就这么承认并且结束吧。我不是世界主义者。一想到我会死在英国之外的什么地方，我就会恐惧万分。我所选择的居住地是在英国，这就是我的家。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6期P23
难忘他们
王幼辉
有生以来；我经历的许多事情如过眼云烟；在记忆中消散；但有几件事；几十年来总在我脑海中不停地闪现。
在贫下中农家吃饺子
1960年；正值困难时期；我在河北省正定县一个农村蹲点。因为饥荒；营养不良；很多农民也包括国家干部患上了甲肝。在那种环境中；我也患上了。我整天躺在床上；浑身无力。一天；劳动模范马顺成到我房间来；对我说：“今天不要派饭了；到我家吃饭吧。”那天他们家包了饺子。一人一碗；给我的一碗是白面饺子；老马两口子是甘薯面做的黑面饺子；两个十多岁的孩子的碗里也就两三个白面饺子。我说：“老马；这怎么行；白面饺子给孩子吃。”老马两口子说：“你病了；把这碗饺子吃下去。”两个孩子只顾吃自己的黑面饺子；不吵不闹；我用微微颤抖的手想拨几个白面饺子给孩子；但老两口坚决不让；只是催我吃饺子要知道；这是1960年；老百姓家里仅仅有几斤白面；大都要留下过年或者有人生病才能动用。我在北方生活了近五十年；过年过节吃过无数次饺子；但在老马家吃的那顿饺子我终生不会忘记。在大饥荒的年代；二个贫 下中农、劳动模范；叫一个个戴着右派帽子的技术员到家里去吃白面饺子；他冒着多大的政治风险呀；但他没有顾及这些。
治保主任的爸爸深夜来敲我的门
那是个饥荒年代的冬天；一天晚上；我正在煤油灯下看书；就昕“笃笃笃”的敲门声；开闪一看；原来是治保主任的爸爸。他怀里抱着两棵大白菜；又从他的棉袄口袋里掏出十几个土豆；“你吃了吧”；把东西往我怀里一塞；门都没进就走了。我与这位老大爷平时并元工作上的来往；因为他是位看菜园的老社员，我们仅仅是常见面。我到稻田去必从他的看莱棚子面前走过；他知道我是来这个村帮助种水稻的右派技术员 ；而他的儿子是村治保主任。那时；村里治保主任专管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平时见了治保主任会害怕得浑身起鸡皮疙瘩。而现在治保主任的爸爸晚上竟拿了白菜、土豆来送给右派分子 ； 这要叫村里人知道了；是什么样的一个“政治事件”； 他儿子怎样下得台？但这位老贫农；一定是出于人的善良、同情弱者的天性；才做出这件“反常”的事。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只要一吃到土豆；就会想起治保主任的爸爸； 那位老大爷送给我的土豆比现在餐桌上的土豆要香多了。
牲口棚的温暖
1961 年冬；我住在村里；三间大仓库里放的是生产队的萝卜，外面大雪纷飞；室内没有任何取暖设备。晚上；一位饲养员来了；他对我说：“今天天气格外冷；你这屋里又没有煤火；到我的牲口棚去睡吧。”冬天；一个生产队最暖和的地方就是牲口棚；因为一不能让牲口冻着，二有句话叫“马无夜草不肥”； 螺马必须在夜里不断地吃草料才行。后来在“文革”中；我当过饲养员；才深深懂得这个道理；牲口棚暖和； 饲养员才整夜不断地加草料；要一点一成地加；如果一下子把牲口槽都放满了草料；骤马就不吃了。这位饲养员的热情相邀使我非常高兴；在大雪纷飞之夜；我可以不受冻了。性口棚的确温暖如春，这种感觉；现在回忆起来；比五星级宾馆还要舒服。我们刚躺下；一个平时与我不对眼的村干部来了。我看他不顺眼的是 ；他经常在食堂停发他看不顺眼的社员的饭票；用的是当时最恶毒的饿刑；但他却可以在集体食堂随便吃； 老百姓敢怒不敢言。他看我不顺眼的是；我常常向领导反映他对社员采取饿刑。不知道哪来的情报；听说我去牲口棚睡安稳觉了；他立即把饲养员叫了出去；批评他失去立场。如果这个右派阶级敌人把牲口毒死了；责任谁负？这位饲养员当场向他保证；一切后果由他承担；如果牲口被毒死了；他去法院。就这样；我才在这个温暖的牲口棚住了一夜。那晚上我睡得安稳踏实。
好心的售货员同志
我的肝炎病已被确诊；眼睛发黄；经常腹泻；人消瘦；易呕吐；所以除了吃药、打针；还需要补充营养。但那个年代；人们无药可吃；无针可打；更谈不上补充营养。我比农村老百姓好一点的就是每月还有26斤粮票和 26元生活费。更主要的是我才25岁；单身一人；属于那种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人群。我是那个公社的 “名人”； 都知道有个大学生毕业的右派；在这里教老百姓怎样种好水稻。我的劳动获得老百姓的认可； 我患甲肝大家也知道。据说息甲肝的病人要孙充糖；但白糖在当时是珍贵物品、黑市上的白糖要近十块钱一斤； 我能吃得起吗？但公社供销社售货员偷偷地按平价；把白糖卖给我；才一块多钱？ 最多时； 一下子就卖给我两斤。那时，白面也是紧缺物品；如果拿粮票去粮站买粮食；只给你20％的细粮（白面）； 其他是玉米面 、高粱面。粮站售货员知道我看病；卖给我100％的细粮。因为他们看出来；我在村里两年多；并不是敌人。我整天和社员们一起翻地、插秧、做技术指导；和他们一道吃、住，看不出反革命的样子；因此他们才暗暗地照顾我、保护我。的确如此；当1979年当地委组织部部长找我谈话时；问我：“这么多年你受了不少委屈；为什么还这样努力工作？”我回答他：“我没有反对共产党和政府的基础；我们家几代人没有一个在解放前当过官；我父母一生以教书糊口；我的两个舅舅虽然在国外；但他们是在解放前去国外留学的 ；而且其职业都是教师。我父亲于1951年因病去世；我母亲当教员；是党和政府培养了我们兄妹仨读大学； 我们为什么要反对党和政府？为了感谢党和政府；我必须努力工作；为人民服务。”组织部长听了直点头。从那次起；我走上了仕途；这是后话。
收旧书的老大爷多给我一块钱
我患肝炎；公社有医院；我几次向医生申请能否住医院治疗。这位认识我的医生每次都说：“无床位。” 我问得多了；他才说实话；是公社领导不让我住院。我没办法；只好到石家庄的医院去看病。那天 ；下着雪；我找了十多本我喜欢的小说和一些技术书籍；记得有托尔斯泰的 ；《安娜二卡列尼娜》、《复活》； 有莫泊桑的《俊友》；有大仲马的《三剑客》等；还有一本俄文原版的《生物学》。我把这些书卖给石家庄的一个旧书店；那位收书的老大爷一眼看出我是一个小知识分子；说：“这些书你不要了？”我说 ：“没办法；我生病急需要去医院。”他很同情地看了我一眼；对我说：“这些书可以卖5块钱；我给你6块钱；你去治病吧！这十多本书我替你留着；过些时候你有了钱；我再退给你。” 我又遇到一个好必人；我用了3块钱；在火车站附近的是小旅馆住了两晚上。在石家庄中医院我意外地见到了当年在苏州上中学时的同学；她现在已是医生了。她为我开了一点中药（当时中药很便宜） 。就这样；我的甲肝在这些好心人的帮助下；加上我年轻；身体基础好；竟奇迹般地好了。
这些往事过去快半个世纪了，当年关怀我的老大爷们已经作古； 就是我的那些伙伴也进人古稀之年。我忘不了他们；因为当他们为我做出善举时；他们并不想取得任何回报。若干年后；我当了副县长、副省长；我曾几次去看望他们。我们的眼睛里饱含着泪水；回忆过去的往事；但他们从没有向我提出什么要求； 要我为他们办过什么事。他们只是说：你当了“ 大官”；没忘记我们就好。他们只是凭着一颗善良的心不单单是同情。恶人是环境造成的；就像苏联伟大的园艺学家米丘林讲的那样： 什么样 的环境；就会有什么样的生物。
人有两面性；以我七十多岁的经历来看；还是好人多。但在特定的环境中；尤其是在那种非正常的政治环境中；就会产生一些非正常的人。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6期P13
平静
朱利生
半山小学有9个老师，天天吃饭，上课，晒太阳，端着水杯说事、聊天，日子本来过得很是平静。
上级见半山小学9个老师教5个班，心血来潮让他们请个代课老师，每月只有300块钱，寒暑假不拿工资。
300块钱1个月，鬼才来。9个老师月月八九百，都不够用。
但却真有人来，叫阿梅，她家里穷，还带着孩子。9个人都笑。
据说阿梅只读到初二，9个人又笑。看这教育局弄的，300块钱，不如每人多挂两节课，分了。
但想归想，谁也没明说。谁肯为300块钱折腰？分到脚下，也只抵得几个烟钱。
300块的阿梅，说来就来了，也正儿八经地上课，改作业，管学生，和900块的老师平起平坐。
日子开始不平静。因为只读初二的阿梅教书仿佛是博士后，300块像拿了3000块。学生都围着阿梅转，一个个笑得小太阳似的，成绩呼啦啦地长。9个科班出身的老师彼此照面，都是说不出的尴尬。
日子真是不平静，高谈阔论忽然少了很多味道。阿梅只得300块钱，还是教育局发的，但9个老师都像阿梅抢了自己的钱似的，都冷冷地躲着阿梅。
好在这样的日子只过半年，上面一不小心分来一个大学生。大学生一脚戳在这山旮旯里，生生把个阿梅给戳走了。
学生昏天黑地地哭，9个老师莫名其妙地笑。什么世道，还是硬本本吃的饭长。
平静又开始回来，太阳又晒得有趣起来。
大学生工资1000多，却不满这里，天天阴着脸上课，有时干脆不上。学生听他的课如听天书，都想着阿梅老师，成绩像割韭菜似的，一茬一茬地倒。
9个老师却奈何不了他，他的本本硬，工资多，不像300块的阿梅。误人子弟，但那是教育局的事，不是老师的事。
9个老师只是气，凭什么混日子也得1000多？这日子真是没法平静！
大学生也有自知之明。他不知怎么找到阿梅，让阿梅替他上课，把工资都给她。他自己，却跑到广东去了。
阿梅不要1000多，她只要有课上就很高兴，学生们也很高兴。这比什么都值。
阿梅最后只得700，是大学生坚持给的。剩下的，都归了学校的小金库。说好了，小金库只9个老师分，阿梅不分。
走了一个人，来了一个人，课没多上一节，工资却平白无故长了，真是好事。9个老师照样吃饭，晒太阳，喝水，聊天，心里隐隐地笑，盼着年终来临。
钱，真是个奇怪的东西。
可是这样平和的心情没有持续很久。一个消息打破了半山小学的平静——那个连小学生都教不好的大学生进了一家公司，据说一个月工资就5000多元。
9个老师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傻——人家在外面发财，自己还傻呼呼地帮他守着“铁饭碗”，真是傻得不能再傻。
于是大家忿然，连夜联名写信，反映大学生擅自离岗事件，强烈要求教育局作出处理，否则也要让自己的老婆孩子代课云云。9个老师以为教育局出面，大学生一定得回来和自己同甘共苦。可是他们很失望，大学生根本不想回来，教育局只好将他除名了事。
发生这样的事，教育局对半山小学大为恼火，认为花300块钱请一个代课老师根本没有必要，所以阿梅只好第二次离开她所喜欢的讲台。
1000块没了，小金库没了，阿梅走了，9个老师又回到先前的日子。但奇怪的是，9个老师的心情却出奇地好。
半山小学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6期P16
让他把话说完
朱山坡
那是2002年的秋天；中秋节刚过；我便接受K市教育局朱局长的邀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