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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 2006-第9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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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脱不掉的阴影 

  4月6日中午,在胜利四路的一家小餐馆,佘祥林和朋友点了一份干锅鸡。另一桌坐了七八个人,随后也点了一份。第一道干锅鸡,服务员端给了那一桌,佘祥林显得很生气,他质问服务员:“你看他们人多,他们有钱,就给他们先上菜吗?”他表达愤怒的方式并不暴烈,只是直盯着对方,声调略有提高。 

  菜上来了,佘祥林喃喃自语:现在的人怎么利益心那么重? 

  餐馆厨房抽油烟机的声音稍微有些大,这让佘祥林很烦躁,“我很怕吵闹。” 

  那顿饭接近尾声的时候,佘祥林伸手拿起牙签盒,牙签盒却突然摆脱了他手指的控制,佘祥林急忙反手去抓,塑料茶杯被他的右肘轻轻一刮,翻转起来,半杯茶水洒了一身。佘祥林因二两白酒而微红的脸突然阴下来,反复嘟囔:“我怎么连这么轻的东西都拿不住了?” 

  过了一会儿,他拿着塑料茶杯起身走向饮水机,刚要接水,茶杯竟也鬼使神差地脱离掌心。 

  佘祥林坐回座位,足足半分钟时间,他双手抓住头发,一言不发。 

  “我是不是身体要完了?”他猛地站起来,推开椅子,“下午回家!哪也不去了,今天太怪了。” 

  回家时,路过长江边的码头,他告诉身边的朋友,路边那个算命的老头算得非常准。“许多人劝我信教,我不信,但我信命。”佘祥林接着发出一声叹息,“可是,算准了又能怎么样呢?” 

  到了宜昌后,佘祥林的心事变得愈发沉重,他几乎每天只吃一顿饭,“吃不下去,没这心思。”出狱时,他体重差不多有150斤,现在只剩下130斤。 

  “睡不着,每天最多睡两三个小时,这样的状况已经有十几年了。睡着了也是挺可怕的事,会做各种各样的梦,全是噩梦。”佘祥林说,梦里出现最多的是母亲和女儿,母亲全是12年前的样子,女儿也是。在梦里,幼小的华容头发散乱,满脸泥污。 

  哪怕是撞上一根飘浮的鸡毛,都有可能让佘祥林陷入深思。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听到年轻的母亲喊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他居然能怔怔地坐上好久。 

  为了分散精力,没事的时候,佘祥林就拿着笔在纸上胡乱写字、画画,那些内容自己都看不懂。他还记得小时候最喜欢画警察。事实上在入狱之前,他的工作也是一个类似警察的角色——京山县原马店派出所辖下的治安巡逻员。 

  在宜昌新家的多数时候,佘祥林需要独自面对雪白的四壁。他时常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往阳台方向走,会有一个决定,往厨房方向走,可能就会冒出一个相反的念头。 

  佘祥林觉得自己的脑袋里一直存在着一场战争,它甚至要延续到餐桌上——佘祥林喜欢吃辣椒,喝白酒,这些可以缓解腿部病痛,但这样的饮食习惯又会伤害眼睛。那是长期监狱生活留下的后遗症。 

  “腿上的关节平时就别扭,阴雨天会疼得直咬牙;眼睛在武汉确诊为眼底黄斑,问起是否会瞎,专家说得很吓人:好好保养可能会有转机。”佘祥林笑称,眼睛管天,腿脚管地,现在他的“天”和“地”都快完了。 

  高兴时,佘祥林会轻声哼唱几句《说句心里话》,那是他记忆中的新歌。即使是这样的哼唱,在他的生活中也极少出现,更多时候,他像被漩流裹挟的一片树叶,那漩流的名字,就是焦虑。 

  人群让他焦虑,工作让他焦虑,情感让他焦虑,自身让他焦虑。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融入社会,成为普通人。一年过去,这个进程却缓慢得像蜗牛爬行。 

  在秦发等朋友看来,佘祥林是那么积极、努力地融入新的社会,而令人担忧的是,他也因此显得心情过于急迫,精神压力巨大。 

  爱的畏途

  4月7日是星期五,女儿华容回家度周末。吃完晚饭,父女俩坐在崭新的浅绿色沙发上看电视,是女生们喜欢的韩国青春偶像剧。 

  “爸,你不觉得咱家缺一点什么吗?”女儿突然冒出一句。 

  “缺什么?”佘祥林明知故问。 

  “人气啊,连我同学都觉得我们家没人气。” 

  女儿的答案果然在佘祥林预料之中。 

  几乎每次回家,尤其当电视里出现温馨的家庭生活画面,华容都要委婉地提醒父亲,该成个家了。 

  类似的催促,也会来自佘祥林年迈的父亲。 

  家人急切的关心,让佘祥林几次想揭开内心深处的那个秘密,甚至接受采访时,他会失口说出“或许会在今年成家”。 

  但他终于还是忍住了,除了两三个知情的朋友,他打算把自己的爱情秘密继续保守下去。不是因为害羞,而是煎熬。 

  对于现在的他,爱和婚姻属于那种幸福的烦恼,他拿不定主意。 

  2005年4月初,佘祥林出狱后直接被送入湖北沙洋监狱总医院,监护十多天。医院里来了数以百计的记者,差不多同样多的信件也堆满了病床床头。因为视力不好,他只看了其中几封,由于同样的原因,也几乎没回过信。 

  有一天,采访的间歇,阳光恰好柔和地洒到床头,佘祥林随手拆开一封信,像以往任何一次拆阅一样随意,他把眼睛贴上去,吃力地把信读完。 

  字里行间全是关切的问候,有一点同情,但被涂抹得很轻淡。从语气上判断,佘祥林感觉这是一个男青年,感情表达得真挚而克制。他坐起身。收到那么多信,这是他第一次回复。事后他说,难以解释是什么触动他拿起了手机。 

  “当电话那边传出一个女孩子的声音,我非常惊讶。”通过交谈,佘祥林得知,那问候来自一座遥远的江南城市。 

  令佘祥林惊讶的情节还在继续,女孩千里奔波,竟找到了佘祥林在雁门口的住处。离开后,她在电话里告诉佘祥林,她把一笔钱偷偷放到佘祥林家的某个角落,希望他拿去补养身体。 

  接下来,又有了第二次、第三次的探望。 

  交往多了,女孩渐渐对佘祥林流露出爱意,这让佘祥林无所适从。 

  第一次婚姻的不幸及由此带来的人生悲剧,一直是在他心头上的一块阴影,而阴影显然还在。在沙洋监狱总医院住院期间,看望佘祥林的人里不乏善良纯真的女孩,当着记者的面,有人大方地伸出手,希望佘祥林体会到来自异性的温暖。这时,佘祥林总会猛地缩紧手臂,身子躲向一边,神色紧张。 

  那个江南女孩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年轻,又有不错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这更增加了佘祥林的心理负担。 

  结束这段感情吧,佘祥林一次次提出,一次次被否决。但对方的坚决不足以驱散那块巨大的阴影。 

  佘祥林说,自己的下半生还会为一两件事而大悲,恐惧是“绝对绝对不会再有”,而在婚姻这件事上,或许就是一个例外。 

  新的一步? 

  佘祥林来到宜昌已经20多天,马路上车流依旧浩荡,餐馆里人声依旧喧嚣,人们按部就班地过生活,新的城市移民们也在努力适应这一切。 

  几天前,佘祥林和女友在街上行走,鬼使神差地,他三次把一张10元钞票遗落,三次得到路人善意的提醒。这让他心里温暖了许多,“这里的民风还真不错。” 

  佘祥林告诉一位非常熟悉的朋友,他对宜昌很有好感,但自己真的不喜欢住在城里。对于新生活,他不适应,不想适应,却又不得不适应。“一旦女儿大学毕业,我可能找一处宁静的乡村。” 

  “在宁静的世界,你不怕胡思乱想的时候更多吗?”朋友反问。 

  “这个我也想过,那你说我该怎么办?”佘祥林无助地摇头,“我是不可能寻短见的,但是说实话,真的很想遇到什么横祸,就这么结束算了。” 

  刚出狱时,弟弟佘梅林曾这么对他说:“小子你活不了多久的,就让华容一直做我干女儿算了。”十多年里,佘梅林替哥哥照看华容,以至于30多岁还未娶妻。 

  弟弟当时忧虑的是佘祥林的身体状况,而一年之后佘祥林忧虑的,是自己在这个社会的生存能力。他觉得自己会成为布鲁克斯。 

  上周,佘祥林辞掉了刚刚做了几天的一份工作。辞职的直接理由,是违反了公司不得累计告假超过3天的规定——此前几天,为了接待来访的记者,他耽误了两个上午和一个下午。“就算没这事,我知道自己也干不长,什么都不会,没法适应工作的要求。”佘祥林反过来安慰记者。 

  那是一家私营企业,老板是佘祥林在宜昌新结识的朋友。他的本意,是让佘祥林有一个适应工作的体验。而佘祥林的想法是,在工作压力大得可怕的公司里,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件摆设,更不想坏了人家的规矩。 

  4月11日,佘祥林告诉秦发,他找到了一份新工作——为一家刚刚进入宜昌市场的深圳啤酒企业做销售,也是一个朋友介绍的。他觉得心里踏实了些,推销应该是适合自己的,可以很真切地接触人群。 

  上班的第一天,认出他便是京山县佘祥林的酒店老板爽快地订下了三箱啤酒。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6期P24 
 

   
   

澳大利亚的回答 
崖青

  怎樣對待礦難,怎麼拯救生命,請看澳大利亞的回答。

  四月二十五日,塔斯馬尼亞島上金礦突然遭遇地震。重達數噸的岩石分崩離析從頭而落,在井下作業的賴特不幸被活活砸死,而三十七歲的布蘭特.韋伯和三十四歲的托德.羅素則由於正在一個長、寬各一點二米的金屬蛔友e工作,幸叩靥舆^一劫。

  井外人員開始時得不到他們的音訊,到四月三十日才驚喜地發現,韋伯和羅素竟奇跡般地活著。

  當人們在教堂內陡鏁r,羅素的母親突然衝進來,她當時一邊跑一邊叫,高喊著「他們還活著、他們還活著」。這奇跡般的喜訊即刻傳遍全國。所有的人,無論認識不認識的,都激動起來,興奮起來,爭先恐後地在第一時間內奔走相告!連大街上停著等紅燈的車輛裡,人們也會搖下車窗,互報喜訊。這時候,你覺得那兩名礦工,彷彿是全國每一個人的親人。

  由於受困地點遭到數噸龐大落石阻擋,救援人員判斷,至少還要數天,二人才能完全脫困,而這對於他們的生理極限將又是一次嚴峻考驗。五月二日,救援人員試著在落石中鑽出小洞,首次通過一根長達一公里的PVC長管子將餅乾和蛋白飲料等食物成功地傳送給二名礦工,既考懀У絻擅V工生存的需要,還考懀У剿麄儙滋煳催M食的狀態,以及蜷縮在狹小的空間中無法動彈的實際情況,不能讓他們吃得很飽卻要有足夠的營養。

  從四月三十日起,每家的電視和廣播都追蹤著救援工作的進展,也可以說,每個人都在為他們祈丁N逶戮湃盏碾娨暢块g新聞中,我們驚喜地看到了被救援回到地面的羅素和韋伯,他們穿著帶熒光的黃色礦工服,頭上的礦燈還亮著,他平靜地把一塊標明他們下井作業地點的牌子取下,表示他們安全返回,就像平時上下班一樣。

  小鎮上的教堂鐘聲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首次響起,表明他們倆的生還對小鎮的居民有多麼重大的意義。事實上何止小鎮居民,這事對兩千萬澳大利亞人都是意義非凡的。救護車開動時,特地開著後車門,讓他們倆能跟現場的數百人摚指鎰e。

  這是兩個奇人,他們竟然在九百二十五米的地下存活了十四天。他們讓世界看到了澳大利亞式的瀟灑。前五天,在井下九百二十五米忍受著攝氏三十五度的高溫,受困在狹窄的金屬恢校涂恳粔K壓縮餅乾,靠舔岩石縫隙滲出的污水解渴。如此堅強的意志力和生命力,就連救援專家也難以置信。他們得到地面送去的ipod播放器,聽著喜愛的音樂,還眨┱f,更願意聽鑽頭的聲音。得到送進的食物後,他們「得寸進尺」地向上面的救援者開玩笑說還想吃火腿雞蛋外加熱湯。對於這次不幸和身處惡劣環境,他們洠в斜г梗笑稱是住了「二星級賓館」。

  韋伯和羅素不是高官也不是富翁,只是普通的礦工,可是國家動用了昂貴的器材、人力拯救他們。二十四小時不停,挖掘機、冷炸藥、各種科技手段還有手工輪番使用。既要救出井下的生命又十分愛惜救助人員的生命和健康。

  拯救不但是一次人道主義的實邸彩且淮稳宋木竦捏w現。救援工作始終有心理醫生參與,所以兩名礦工能保持樂觀平衡的心態。是心理醫生建議暫時不讓他們跟朝思暮想的家人通話,以免影響情緒。兩名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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