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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种群的生态环境带来什么影响呢？人类社会中的每个主体都这样进行其有利自我生存的选择时，其后果有可能出现意外。
物种内的漫长淘汰、选择将导致物种的“质”变，这在生物学上是可以证明的，在社会学上也是可以证明的。前者是用科学观察、实验和数据来证明；后者则用社会道德风貌、人的普遍心态和行为方式来证明。这没有数据那么靠得住，但影响却更致命；其变异、变质的性状似乎更易于调整改善，但却更不可预测，令人无法肯定该乐观还是悲观——因为文化和科技都能够介入并从不同方向严重地影响其进程。自然中物种的“质”变，大体而言基本上是退化（虽然其中的一些过程亦不妨被称为进化），人类社会中生存需要所决定的“质”变是否也只能如此呢？
种种比较和研究中，更为典型和有意思的，是关于孔雀尾巴的研究。
关于孔雀的尾巴在其生存和进化中的作用这个问题，进化论的两位奠基人——达尔文和华莱士开始了争论。达尔文认为，雄孔雀那个浪费能量的、成为行为累赘的漂亮尾巴，实际上满足了雄孔雀的性选择的需要——它通过这种绚丽的色彩来吸引异性。而华莱士认为颜色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不是雄鸟为了吸引雌鸟，而是雌鸟的对雄鸟的选择只是健康和活力，而漂亮的羽毛或许正是这种体质特征的一种表现。关于这种“特征”的讨论其后又在这两位奠基人的继承者那里演化成为所谓“好理性”和“好口味”的争论。最后，这一系列争论借助于现代科学的试验似乎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结论：在较为精确的对照试验中，人们发现超长的尾巴和美丽的色彩，确实对雄鸟和雌鸟彼此的选择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起了相当的作用。也就是说，是审美偏好而不是理性，在性选择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种生物学争论对大家的启示究竟是什么呢？作者认为，第一，人类社会中荒诞却甚嚣尘上的炫耀和铺张，很可能植根于生物世界中的这种性选择的本能和自然选择的本性。第二，所谓理性的选择，除了能自觉运用理性进行选择的人类之外，在整个生物界应该说也一样存在——它们进化的结果，就是接近于符合某种大自然的理性的。但是达尔文和费歇尔也证明了非理性的审美偏好仍然可以作为一种生存策略而存活、传递乃至扩张。这意味着非理性的研究也应当加以重视。第三，“与之对比，社会科学家对人类社会中‘炫耀’的研究，几乎还处在幼稚的初级阶段，远没有那样精致的成果。动物行为学的研究之所以对人类行为科学至关重要，既在于人类不可能完全摆脱其动物性，又在于与近邻对比永远是最富启发性的……150年前是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的思想启发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思考。150年后的今天，达尔文关于孔雀尾巴的思考应该诱发社会学家们思考人类所面临的巨大危机了”——这就是对于人类社会中炫耀的研究。这个研究的结论或许是令人哭笑不得的，即人类的这种荒诞的炫耀；其实植根于它们的动物性本能，而它的代价却是使人类社会不堪承受它的浪费和由此而引发的危机。对动物来说，这种炫耀有作为生存策略而存在的机遇和必要，但对于人类来说，加上了文化这种进化因素之后，本来是应当能够以文化、理性来约束这种比较愚蠢的本能的。因为在人类，这种炫耀的蠢行与在动物那里不一样，动物的炫耀所带来的收益和所必须承担的累赘、负担以及危险都直接作用于他们的个体以及他
们的种群的繁衍：性选择导致的炫耀将带来的不可承受的进化负担，如果族群中的这类荒谬偏好不断得到沿续和扩展，甚至可能驱策物种走上灭绝之路。所以在动物那里，“炫耀”的后果的承担者，只是采取这一行为的个体及其直接相关的小种群。而人类社会的这种炫耀，所造成的危机则将波及整个人类的存在，无一可以幸免。因为从整个人类社会来看，现代文明的近乎疯狂的奢侈和炫耀，已明显造成地球资源的严重浪费和负担，乃至人类未来生存的危机，但这种奢侈和炫耀在依托于科技和整个经济的发展繁荣而成为一种社会生活方式——乃至以此作为衡量文明的标准——之后，它有一种不可遏制的趋势，不达崩溃，誓不罢休。这期间更理性的思考（如生物界的短尾孔雀之节省体力、或如人类社会的绿色和平组织之提倡环保）几乎注定要成为无力者和弱者的象征而被淘汰出局。希望，恐怕只好寄托在这种奢侈和炫耀引发的崩溃、毁灭之后的种群孑遗了：只有他们才能为了生存而接受理性的思考，并做出行为调整。
还有，对于“寄生”现象的分析，也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共性的一个显例。在自然界，寄生是一种适应，却不是一种进化，也无助于进化。而我们社会中流行的“寄生”现象亦然：“一方面那些腐败者获取了丰厚的利益，另一方面他们的能力在全面退化——腐败是绝对不需要高智力的；他们自己会发问，能够获得利益为什么还要‘进化’呢？另一个方面更雄辩地例证是细菌……细菌有36亿年的历史，它是整个生命历史中耐力冠军和主宰者。人类想要撼动细菌的地位，还是无法想象的事情。甚至人类自身的重量中10％是细菌。人类是地球上最复杂的生物，而细菌是最简单的。二者中谁的适应性更好呢？”
炫耀和寄生是两种在生物界和人类社会都普遍存在的现象。不同的是，我们几乎完全不必对生物界的这两种现象作道德评价，而我们却不可能不对社会中的这两种现象作道德评价。自然选择只导致“适应”而不导致进化——甚至于某种看似进化、实乃退化的事也是可能（如小岛上的乌龟，如寄生虫）。这种自然界中的过程如果也发生在社会文化历史之中，那会是一种怎么样的状况呢？直接类比是靠不住的方法，但面对如此相似的现象，恐怕，我们不能无视这两个过程之间的关系。
自从人类创造了文化之后，文化进化及其规则就极大地介入并影响了人类这一“生物一社会群体”的进化发展历程。从理论上说，这种介入应当是有助于这一群体的进化的，而且我们确实已经看到，文化手段（制度手段）的规制确实能够抑制不利种群、社会的一些因素。但这一种群在借助文化、制度手段极为迅速地发展起来之后，文化本身也带来了一些尖锐的问题，并蕴含着自戕的可能。是将出现更高层次的规则来解决此问题，还是在此之前文化将死于自己之手，实属未可知之数。这一点从生物进化上得不到任何启示。因为我们看到，生物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虽然理论上应该是适者生存，趋向完善，但是实际上也始终存在着大量无可解释的灭绝过程。只不过这个过程如今在人类的参与之下，已到了非常时期：“大自然无时无刻不发生物种灭绝，同时无时无刻不产生新的物种。这也是通常情况下此消彼长的过程。但是大灭绝的情况下，是人不敷出的，是极端的时期。现在处于这一种状况，就是因为大自然之中，有一个物种能力急剧增长，成员数量极大膨胀，他们把地球上生态支配了，覆盖了，也破坏了。这样一个局面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生态的简化，生态的简化再往前展望，将是极不稳定的时期。”
自然和社会历史进程在经历了这个非常不稳定的转折点之后是将完全崩溃还是可能再生，前面是否还有希望可言？“一些学者从科学与道德的脱节来质疑进步。我的看法是，道德问题实为物种内部的和谐问题；即使抛开道德不谈……在生存中选择了复杂，极有可能增加了风险。发明原子弹的那个时刻意味着，一个人就可能消灭全人类的新纪元开始了。”如今人类更加面对这种风险：“可以独立地消灭全人类的个体越来越多。”因此，“人类随时可能从地球上消失”，前景并不乐观。
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曾经一直自信，自己的社会所遵循的文化选择规则，理应和自然选择不同；如果它在一个最重要的方面竟是相同的，那就说明文化进化还是摆脱不了自然进化的法则。这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关于“复杂”化——它在自然进化中是可选可不选的，但是文化进化中必选的，这一点上两者不同。在自然选择中它表现为生物形态和能力的“特化”，而在文化进化中，它表现为社会“复杂”化、“完美化”过程的产物：权力——从科学技术到社会制度，从原子弹到基因，都代表着复杂化过程所创造和赋予的权力。它将把主体推向何方呢？自然进化和选择过程近乎不可逆的，而文化进化和选择过程则是可逆的。这一点是唯一的一点乐观理由。即，文化和社会的适应与被迫适应无论到了哪种程度，都有推倒重来（当然已不可能是完全“重来”）的可能。这种说法过去易于被理解成一种革命过程，现在看来，无宁说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灾变”后收拾残局的过程——但事到那一步，也终究是未可知之数了。
以物理学为中心的科学观和哲学观给上个世纪历史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支持了人类对于“进步”的盲目坚信。这一点在西方已遭到人们的强烈质疑。有这样的统计数字：从1972年到1982年，德国信仰进步的人数从60％下降到28％，不信仰进步的人数从19％上升到46％。人们已经不可能像半个世纪前那样相信一个“新社会”、“新世界”、“新人类”即将来临。相反，“危机”和“风险”这样的词汇在使用频率上已经取代了“进步”。与此同时，不少学者开始了对“进步观”的批判。他们指出：进步观只是历史、晚近的产物，很可能只属于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科学的进步与道德的滞后将导致手段的滥用；科学很可能成为人类自我毁灭的工具。（欧皮特《进步：一个概念的兴衰》）
现代生物学一样批判进步观。率先从现代进化论角度来批判既有的进步观的生物学家是乔治·威廉斯。他在1962年出版的《适应与自然选择》中说：“在自然选择理论的基本框架中，决不表明有任何积累性进步概念的存在。”为了克服进步概念自身的模糊以及在理解上的分歧，他将进步分解为五个独立的范畴：“遗传信息的积累，形态学上复杂性不断增加，生理学上功能分化的不断增加，任意规定的方向上的进化趋势，适应有效性的增加。”威廉斯逐一考察了这五个范畴，都得到了否定性结论。
当然，也可以说这些考察都是在生物学领域里进行的。而“生物学的解释都是不太留情面的，它是这个世界上多种解释中的一种，而且是比较有分量的，是过去比较稀少的一种声音。希望大家能尊重这种声音，并不是说完全地相信，是可以挑战它的，但是要先把它听明白了。”
催生进步观和质疑进步观的原因是一样的：现实生活境遇和需要的改变以及思想家对“进步”的后果和人类的未来的思考。在举世呼唤科学的时代，警告其危险的思想家差不多全被视为保守顽固分子；在举世皆知其危险的时代，仍坚持希望靠它来解决问题，拯救未来，究竟是浅薄的乐观呢还是一种睿智？无论如
何，已有的科学巨潮是无人能予逆转的，它与人类道德滞后的反差会更加大，这一方面，玻恩的忧虑是有道理的：“由于科学方法的发现所引起的人类文明的这种破裂也许是无法弥补的。这种思想时常萦绕在我脑际。虽然我热爱科学，但是我感到，科学同历史和传统的对立是如此严重，以至它不可能被我们的文明所吸收。我在我的一生中所目睹的政治上的和军事上的恐怖以及道德的完全崩溃，也许不是短暂的社会弱点的征候，而是科学兴起的必然结果，而科学本身就是人的最高的理智成就之一。如果是这样，那末人最终将不是一种自由的、负责的生物。如果人类没有被核战争所消灭，它就会退化成一种处在独裁者暴政下的愚昧的没有发言权的生物，独裁者借助于机器和电子计算机来统治他们。”
那么，当以物理学为标志的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极大地改变了社会文化、也改变了人类自身以后，是不是摆脱这种异化的渴求使人类转向了生物学呢？
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物理学曾经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变化。从基本粒子的发现到原子弹的爆炸，人类数千年发展而来的文明受到了几乎是根本性的震撼。物理学带来的变革使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新的文明时代，它的利弊至今都在影响着整个地球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