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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的香港湾仔福临门酒楼人声鼎沸，但声音最大的肯定是黄沾。本来我们要谈华语流行音乐的问题，黄沾却让伙计买了本《东周刊》给我看他的专栏，里面是他在写金庸。
黄沾很喜欢谈金庸，说他很独裁，一点也不民主。以前金庸在无线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都是他卖的。两个才子究竟是怎样闹翻的？“我跟他闹翻就是1997年香港选特首的时候，他捧董建华，
我捧另外一个人。金庸在报纸上写文章指责我捧的那个人，我是收了人家钱的
，你何必这样做呢？”黄沾一直在批评金庸的社会经验：“你看给金庸卖给央视的《笑傲江湖》才1元钱。要是拿给我卖，账面上还是1元钱，声誉还是很好，下面还可以帮他收很多钱。”
没想到黄沾会这么“为老不尊”，实际上这与黄一直急呼的“要死”的华语流行音乐一样，唱片也好、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大家想拿来赚钱，却不知道该怎么变成钱。
周杰伦的加州牛肉面
你说半个月华语音乐是什么都变不了的，这句话是对华语音乐的一种看法吗？
黄沾：香港粤语流行曲死了。你必须知道一件事情，流行音乐是一个商品，1996年是19亿，现在是3亿，有些歌星的唱片出来卖几百张，19亿的生意变成3亿就是死。
但衰退不仅发生在香港，全球都有。
黄沾：所以音乐面临非常大的变化，听音乐、买唱片的方式都要改了。香港流行音乐面临的死亡期很长。可能在死亡之前有个生机，就是香港跟广东音乐人在一起，香港跟广州加起来有8000万的市场，这个市场很大，如果不把这个市场抓住，香港音乐就肯定死掉了。粤语音乐是方言音乐，主力是在懂得粤语的地方。而华语则不仅仅是粤语那么简单。要三地的年轻人全部找到共通点，才会买同一张唱片，但这个很难。
三地都买一张唱片真有必要吗？
黄沾：不是必要的，但如果不是这样你就很难做得很大。
李宗盛最近说，香港唱片公司过于急功近利，而歌词也是粗制滥造。你觉得呢？
黄沾：有部分道理。创作人青黄不接是一个原因，整个乐坛都青黄不接，比如说现在周杰伦很卖座，行家说是150万张。但我觉得很奇怪，周杰伦玩的HIP…HOP和R＆B都是外国的文化，我们怎么学，都没有纽约街头的感受，没有美国HIP…HOP的环境，我们学就跟中央电视台常常播的洋人唱京剧一样，无论他们怎么好都不会像中国人唱得那么好。
就是因为他们是外国人？
黄沾：其实我们真的要华语音乐有自己的个性，就要找出中国人都能共鸣的音乐。为什么我们现在都听HIP…HOP？因为现在中国人也很洋化嘛。但到了深层次的洋化，真正懂一点的就觉得这个外衣衣不称身。我觉得怎么写都不可能写过外国人，那怎么不听外国的HIP…HOP？崔健的摇滚不也加了唢呐进去，摇滚哪里容得下唢呐？这个唢呐就是中国特色。
只要加进民族的因素就是有中国特色？
黄沾：不是，这是其中的一个方法，我做了这么久都不知道什么是中国味道，这个很难讲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之前陶匆苍谧HIP…HOP，但只有周杰伦敢牺牲中国汉字的发音，让吐字成全节奏，这是不是HIP…HOP的中国味道？
黄沾：但我还是很反对。我们应该找中国的东西。什么是中国味道？李宗盛有李宗盛的中国味道，罗大佑有罗大佑的中国味道，我有我的中国味道，不一样。只有每个人找才有希望，流行音乐必须有自己的个性。
你觉得周杰伦HIP…HOP是一时之风，不可能长久下去？
黄沾：我觉得不可能长久。大家现在是不懂，觉得很新鲜，就跟崔健开始搞RAP一样。崔健搞RAP就是一首歌《一无所有》，这是所有内地青年人的心声。“一无所有”不可能是香港的概念，因为香港的青年没有“一无所有”，内地作家必须抓住中国青年的心，把它表现在歌里面，这个歌才能够卖，我不相信周杰伦有这个本事。
方文山给周杰伦的歌词里加进了不少文化典故，这是否一种新趋势？
黄沾：当然是了，不然为什么他的唱片卖得那么好。我喜欢一个小胖子，臧天朔的《朋友》，你发达的时候不要来找我，你失业的时候需要我帮助再来找我，写出了中国人的义气，很打动我。周杰伦喜欢HIP…HOP很好，因为我们现在很洋化了，连牛肉面都要吃美国加州的牛肉面，其实我们应该吃地道的中国的牛肉面。洋化是一个过渡。
如果让你给周杰伦写词，会怎么写？
黄沾：没想过，不知道。流行毕竟是年轻人的，你说恋爱，我的初恋离开我都50多年了，不记得了，我老了。
李白也没林夕写得多但你一直是很不服老的，你现在还在读大学？
黄沾：我在香港大学读流行音乐的博士，5月份拿到学位，写了15万字论文，就是讨论流行音乐和社会的关系。我发现歌词的走势其实反映了社会的心态。这段时间失恋的歌很多，你只看见歌词里都是“我多痛苦”、“我多难受”，却没看见他难受在哪个地方。其实这是人们为外遇找借口，说我还是对爱情坚贞的，对爱情是渴望的，但就是分开没到1个月就有新人了。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一个时期的流行音乐肯定反映一个时期的社会情况。
张明敏（《我的中国心》演唱者）
1979年，台湾校园民谣非常火，香港永恒唱片老板邓炳恒认为，在香港出版国语唱片也许是个好的选择。当时，香港已经在音乐创作上实行了版税，歌越流行，创作者拿到的版税越多，在粤语歌红遍天的形势下，几乎没人愿意写国语歌。当时凡是唱国语歌的歌手，都被称为“民族歌手”。
1980年，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开始会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公司老板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开始为我策划新的专辑。邓炳恒找到了因为写粤语歌而当红的黄沾，请他写一首国语歌。
黄沾开出了和粤语歌一样的价钱，邓炳恒答应了。黄沾写出了《我的中国心》，后由王福龄作曲，公司决定以这首歌作为专辑的名称。
1982年，《我的中国心》出版，并没有像公司预想的那样走红，销量不高，社会反响也平平。香港人开始称我为“爱国歌手”。在当时的香港，这样的称呼带有讽刺的意思。1983年，中国和英国就香港问题开始正式会谈，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也做出了一个大胆的试探，想请香港艺人来晚会上表演。当时我的老板不同意我到中央电视台的晚会上唱歌，如果我唱歌的话就封杀我在台湾的唱片发行。
1984年，我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了演唱《我的中国心》和《垄上行》，这一次的演出，使我走进了千家万户，这首歌一下子就红了。观众写到中央电视台的信有几麻袋，我当时看着这些信，目瞪口呆，非常兴奋。然后香港的媒介因为我在中央电视台演出，开始称我为“左派歌手”。我回到香港以后，处境仍然没有什么变化。
大约是在1985到1986年，好像是在一个吃饭的场合，我再次见到黄沾，我告诉他《我的中国心》在内地红了，几亿中国人都会唱，我谢谢他写了这么好的一首歌。他不相信，认为我跟他开玩笑，只是说，“红了又有什么用呢？”那个时候，他经济条件不大好，而且中国也没有加入国际版权公约，《我的中国心》在内地再红，他也收不到一分钱的版税。包括他写的《上海滩》，跟着电视剧在内地的播放，也火了，被广播、电视反复播放，登在报刊上，他也没有拿到版税。所以，当时黄沾还开玩笑说，“你帮我把那些版税收回来好了。”
虽然没有拿到一分钱，但是黄沾还是很高兴。因为当时内地的《参考消息》，刊登过一篇新华社记者探访邓小平家庭生活的文章，说有一天下午，在中南海里，邓小平和孙子孙女们在一起，教他们唱《我的中国心》这首歌。这篇报道后来被香港的报纸转载过。
1987年，我正式进军内地市场，我的个人专辑在内地一出版就卖火了。后来，因为要出版新的专辑，我请黄沾吃饭，请他为我写歌，他也答应了，后来等了很长时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一直没有写出来。在内地加入国际版权公约后，实行版税制度后，他也拿过《我的中国心》一些版税。
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小学教科书时，公然篡改侵略中国的历史，这激起了黄沾的愤慨，于是他和王福龄共同创作了《我的中国心》。黄沾又找到香港歌手张明敏，对他说，你心中有中国，有名字，有中华民族，你到底有没有心？于是就把《我的中国心》送给张明敏演唱。1983年秋，为了筹备1984年春节晚会，中央电视台的导演到福建和广东一带采访。一天，他们坐着一辆武警战士开的吉普车，在当时还很破旧的深圳奔驰时，战士车上偶然播放的一首歌曲，令央视导演激动异常。“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导演袁德旺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们坐在车上被这首歌曲给震动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这个歌是谁唱的呀？他说是一个香港的歌手，叫什么他也不知道。后来我就要求他给我复制了一盘这个带子。”很快，袁德旺导演就了解到，唱这首歌的是香港一名叫张明敏的歌手。于是，在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张明敏为几亿中国电视观众演唱了《我的中国心》，歌声一下子打动了无数炎黄子孙的心，引起了中华同胞的强烈共鸣。写爱国歌曲很容易流于概念化和喊口号，但黄沾很聪明地运用了“长江长城，黄山黄河”这样具有象征性的中华名胜来传达爱国之情，整首歌是以海外游子直抒胸臆的语气切入，把一个壮阔的题材写得自然而然，从而征服了所有人。1984年，《我的中国心》获中国音乐协会歌曲编辑部颁发第三届神钟奖。
神话—小作 南京大屠杀
不容忘却的史实
南京大屠杀指1937至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国在南京保卫战中失利、首都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沦陷后，日军于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数月的大规模屠杀。其中日军战争罪行包括抢掠、强奸、对大量平民及战俘进行屠杀等。屠杀的规模、死伤人数等没有世界共同认可的数字，但一般认为死亡人数超过30万。
在中国，南京大屠杀往往是民族主义的重要关注点。而在日本，公众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存在着广泛不同的情绪及观点，尤其是日本部份极右份子，认为南京大屠杀是被夸大、甚至是凭空捏造的反日本外交工具，也有人认为否认南京大屠杀是历史修正主义、否认主义的表现。由于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的意见着广泛的分歧，因此视乎讲话者的观点，南京大屠杀可能被称为“南京大虐杀”、“南京虐杀”、及“南京事件”等。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是中日外交及人民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之一。
而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南京大屠杀一般英译为Nanjing Massacre（南京屠杀）或Rape of Nanjing（南京的洗劫、南京的强奸）等字眼，但总体上人民对其的认知往往远不如对纳粹的种族灭绝过程的认知。
亲历和目睹“南京大屠杀”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尚健在的已经不可多得了，能作见证的人亦即将与时俱逝。但是，这个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惨案还悬而未决，让我们活着的，尤其是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的一代，有责任把“南京大屠杀”这件在第二次中日战争中最突出的惨绝人寰的日军罪行，彻底澄清，以对祖先，以儆子孙，更为“南京大屠杀”中死难的34万同胞伸冤。
日期与地点：在南京审判（1946年1月至1948年11月）时，亲历“南京大屠杀” ，曾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的梅奇牧师（返美后任耶鲁大学驻校牧师）、贝德士教授（金陵大学历史教授，后任该校副校长，返美后任纽约联合神学院教授） 及南京红十字会副会长等出庭作证。贝德士说∶“南京失陷后在两礼拜半到三礼拜的期间恐怖达于极点，从第六礼拜到第七礼拜的期间恐怖是严重的。”另外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司库和秘书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史迈士也对南京审判法庭说∶“在最初的六个礼拜中，曾每天提出两次抗议。”于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才有“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20万人以上” 的裁定。据此，学者及一般人多沿用“南京大屠杀”只为期六个星期。“南京大屠杀”不只是六个星期，虽然这六个星期的屠杀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