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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融洽与各方关系，除竭力约束所属外，又偕妻上天目山，拜访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夫妇，贺对我俩盛筵款待。他是江西人，特为我炖了一大锅狗肉，我礼貌上举箸作势，实未下咽。贺则大嚼大吃，吃得满头大汗。并高谈当前国事，始终没有提起不愉快之事。以后互访几次，建立良好关系。行署调查室主任苏德，又在“菜根香”菜馆设宴劝饮，我喝了很多绍兴酒，酩酊醉倒：这可能系我第一次醉酒。忠义救国军系由别动队而教导团再改编而成，前文已略说过。现其驻安徽宁国万家桥，与于潜隔一大山，很想去拜访。有一天，该军军需处长林翰章，经于潜去后方，特来看我。我们是同乡，畅谈彼此情形。林对总指挥周仅能深恶痛绝，说他骄纵跋屡，滥用权力，挥霍公帑，凶恶如暴君。他说回去后方以后，再不敢来了，我益想去看看。
过了些时，我骑马翻山去宁国。此天目山脉在于潜、昌化这面，山势高耸倾斜，山路盘旋，山脊相当广阔，风疾水寒，十分荒凉。我到宁国时，总指挥已由俞作柏接任。俞曾称雄广西，后被李宗仁、白崇禧赶走，依附中央，不甚得意。不知怎样被戴罗致，用其担任忠救军总指挥。俞作柏对忠救军现状不甚满意，认为事事都要请示戴先生，每一干部都可直达老板，主官无权，没有自己的干部，不能灵活指挥。愿从训练基层做起，自领一支劲旅，直接独当作战，不愿挂主帅空名。并大谈中共运动战术及如何对付人海战术。他善相命，饭后他说我“五露不凶”，即将出任更危险的任务，处境十分险恶。必须“道高”超过“魔高”，好比赵子龙被围长坂坡，如不杀敌，即被敌所杀。我不相信命运，只姑妄听之，也没有追问哪“五露”。自知尊容不雅，不想别人违心夸赞，也婉拒批八字，我已把命交给国家，正和日寇拚命，早迟牺牲毫不在乎，只希获得最高代价。
也看到一些旧袍泽：陈崇威担任副支队长，我婉词代其说情，希能升任支队长。据几个主官解释：支队长常独当一面作战，须有坚强魄力、果敢精神，才能胜任；陈个性优柔寡断，协调和洽，适宜副职或幕僚。汪春瑞已升任臀务主官，情况很好。其余各守本位，无何特出。副总指挥王春晖，在遂安时早已相熟，此时觉其更进步成熟。他治军严谨，生活朴实勤劳，实一忠勇良将，也是该军之灵魂。最后国共激战，王春晖指挥交警总队在湖南作战，负伤被俘，不屈成仁。浙西靠近皖边各县，虽无战略价值，日本没有派兵占领，但找地方政府及游击队、情报组织等，都以此为根据地，渗入京沪杭地区，对其有形无形威胁甚大，尤以于潜，被视为抗日中心。日寇除在富阳、余杭、武康、湖州及长兴一线，分驻相当兵力，对我方采取警戒姿态外，并不时派飞机轰炸骚扰。二十九年某日，来了多架日机，集中轰炸于潜城，全城顷刻被夷成平地，并起火燃烧。人民来不及逃避，死伤甚多：大都被压在残砖断木之下，哀号呻吟。我部队员，一部分参加救护，经多日挖掘清理，死者伤者，散置遍地，医院亦被炸毁，无人救治，真如人间地狱。我队员毛岳鹏、周行才，适住院疗养，亦皆受伤。临安、桐庐，在战争初期，已被炸毁，昌化、分水、新登、孝丰、安吉，仍由我方控制，日机仍不时骚扰轰炸，益增人民对日仇恨。
那时我队爆破工作正将开始，上级派来爆破专才徐志达、杜剑平、王某等刚到，器材炸药等尚未运到：否则，工作成绩更将惊天动地！我在浙西半年多一点，杀得敌伪草木皆兵，鸡犬不宁！但可惜“大侠”只能使敌伪惊魂丧胆，不是有力部队，能够驱逐倭奴还我河山。不幸此时军统局京沪各单位迭遭破坏，尤其最大的上海区，损失惨重，几至瓦解。戴先生给我十万火急的亲电，誉我出萃精英，中流之砥柱，嘱我驰往上海，组织行动总队，扑制敌焰。我即挑选精锐，以嵊县、新昌这批好汉为主力，另罗致热忱报国同志，分批潜沪。这些好汉，正嫌在浙西杀得不够过瘾，闻命去沪大肆杀敌，都极高兴。
我在浙西时间很短，二十九年五月底至于潜，翌年二月中就去上海了，短短半年多，来不及培植有力干部。有友介绍同乡徐达锵来见，自愿参加工作。除系北京朝阳大学毕业，为人诚实谨慎，对法律颇有造诸：惜嫌优柔寡断，一时不能培成骨干。我离绍鲁时，即嘱其代理行动队长。卒因资浅力薄，工作日渐低落。但对上海行动总队交通联络、人员、武器、文件等输送，颇多贡献，功不可没。嗣后上级派罗道隆接任浙西队长，罗曾受过高级训练，又是浙西新登人，本可发挥很大作用，惜其才子气太重，散漫贪杯，受同乡左右，纪律废弛，非特无何工作表现，且损我“大侠”声誉。中共统治之后，罗被苦刑逼迫，跳井惨死。徐亦被迫而死。
上海之一 因祸得福 再入虎穴
二十九年年底，接到戴先生亲电，派我担任上海行动总队长。我即物色各种人才，积极部署。自知身临艰危险恶，此去生还机会恨少，很多知交劝我推辞不去，尤其是毛宗亮直言劝阻：“别人千方百计在后方求活，你为何愿去送死？”我则抱定破釜沈舟，认为正偿男儿报国宿愿。在起程之前，陪同岳母、妻女回江山祭拜祖先，叩别父母亲人，当然没有明言将跳火坑，表面还是高高兴兴团聚。在家期间，妻感恹恹欲病，身体不适，请了本地中医把脉，据告已有喜了，大家更加欢喜。
在江山物色得老秀才周觐光，他已六十多岁，行动蹒跚，仍热心救国，愿意参加工作，周原任上海泥城桥新闸路求古斋书店店员。书店老板周钟麟，也是秀才，其子周愚山，乃上海有名中医丁济万高足，父子俩对周觐光交情深厚，现观光寄居店内，得到他们极好照顾，也是极好掩护。又由周觐光介绍毛泽民来见，毛也愿为我效力。同时情商浙江站译电股长毛钟新，调用干练译电员，他调给我最优秀的杨凤吉同志。杨系河南汤阴人，闻系杨家将后代，开封师范毕业，文思敏捷，志切报国，投入临沣训练班，派在浙站工作。调来我部后，同去上海，担任译电机要工作。随我工作多年，卓着功绩。胜利后与曾计员谢家善同室办公，谢有肺病，密不告人，饮食用具又不分开，杨遂被其传染肺病，并扩传警卫赵昌元、交通杜世德及我儿女葛苓、河光。撤退台湾之后，杨在台结婚生子，病情恶化去世。赵、杜虽勉强压制病情，仍病缠多年，病死台湾。我儿女幸名医储麟荪施用新药及吾妻悉心调护，多年后始得病除，恢复健康。
二十九年阴历年底，妻为前站，偕老母、幼女及周、毛、杨等自金华起程，经温州搭乘海轮去上海：幸有毛泽民同行，他经常来往浙、沪经商，一切买船票、雇用车辆、找食宿店、办理杂务等，都由毛洽办。在船上风浪甚大，大家都晕船呕吐。妻既怀孕，又须照顾老小，幸葛苓已能学步，不甚晕船，自能嬉玩，但尿布无法洗晒，上下甲板扶梯，因船行颠跛，妻曾由梯上摔下，岳母慌急，勉代操作打理，叮嘱稍息，到了上海，寄往八仙桥旅馆，等待和我会合。
我在金华送妻等起程去沪后，仍回浙西。安排大部分队员带去上海，只留下小部分仍在浙西对付当前敌伪。并将赴沪队员组织如下：吕国华升为上海行动总队大队长，楼永金为副大队长；下分若干组，黄福林、邢鹤巢、俞樟荣、裘翌均等分任组长；组员各有隶属。即日分批潜往上海。
上海社会华洋杂处，表面由洋人及高等华人统治，实际基层力量是江北帮、本地帮（或称浦东帮）及嵊县帮所组成。至于宁绍帮、苏锡帮等，乃工商界较有地位的人物，可称中层阶级。嵊县人刚直强悍，常为环境勾诱，除在本地做绑劫生涯外，其力量伸至上海。我有一位嵊县籍知友，乃将级军人，有一天大家闲谈，有人问他：“贵县文物名产？”他直答：“敝县名产是绑票。”他虽开玩笑口气，也是实事实说。我绝无意诬蔑嵊人，我只说明上级交给我这批好汉，对抗战之贡献，发挥极大作用。况他们只是嵊人中极少数，现在风气丕新，更不能与昔同日而语。嵊县人在沪尚有一股力量，就是绍兴戏。绍兴戏实即嵊县戏，多由嵊县女角组成。我行动员运用这些广泛关系，发挥无穷作用。我今细看越剧老演员，发觉尚留四十年前人影痕迹。
国共两党当初革命运动，得此基层力量甚大：尤以中共，更善运用群众，动辄抬出“英雄”、“模范”、“人民”招牌。戴先生也能掌握群众心理，运用基层力量，振奋士气。每每对部属训话，说到同志壮烈牺牲，总是热泪满脸。重庆中美合作所地区道路，戴都以烈士命名，如：过得臣路（过与敌格斗时中枪倒地，同志背其逃避，过坚拒并要求补击一枪成仁）、曾澈路（曾系华北抗日杀奸团领导人，被日人凌迟处死，暴尸原野。同团残留志士罗长光等，现大都在美国或台湾）、邢鹤巢路、王世杰路（邢、王均我部与敌格斗牺牲者）等等。这比把道路、机场、建筑物等，都用政府领袖的名字来命名，要有意义得多。吕国华大队有这样好的社会关系，分别去沪，顺利潜伏，我无须为他们操心安排。
行动工作是拿自己的头颅去换敌人的头颅；上海行动总队是全国最大对敌搏斗的单位。这班青年，是代表全国抗敌的前驱，也代表不愿做奴隶的血肉长城。我当此重任，日夜如履薄冰，慎谋细虑，周密部署。但人员、武器、电台机件等运送，煞费苦心。无意中找到刘世桢，刘是江苏盐城人，素为上海建筑业运输黄沙。因上海没有黄沙，英国建筑师发现浙江崇德县章山桥的沙，最适合建筑之用。经常将章山桥黄沙络绎船运上海。刘是船运业的小领袖，也有船往来太湖各县及江北各地。他夫妻都热心爱国，我即利用其来往船只，运送人员、武器、电台机件等。敌伪对这些船只经过关卡，虽也检查，只是看看，从无盘查。刘帮我做了很多工作，建功甚大：我即委其为联络组组长。这条航线，是我补给的生命线，好像越战时的“胡志明小径”。抗战时期拚死战士，随处都可找得，而能发挥特种作用者，则如凤毛麟角。我解决了运输补给问题，即于民国三十年三月初，由刘世桢陪同，经塘栖至沪杭线小站，搭火车去上海，与妻等会合。
我们租住英租界康脑脱路。岳母、幼女以及杨凤吉与我们同住，全家男女老幼，成为自然掩护。这个家，也是我的总部，由妻总理内勤文件，杨凤吉掌管机要译电，指派周觐光为内交通，他老弱文人，住求古斋书店，绝不引人汪目。派毛进发为总交通，他与我同村，自小一起长大，曾受临沣特训班训练，自然忠实可靠：每天收集各单位报告，交给周觐光，再由周送来总部。我则经常亲巡各单位或每个人，了解工作情况，并予当面指导。布置初定，即展开工作。当初电报，都由交通员专程送浙西拍发，自极不便，上级乃指派张行周来沪，限期建立电台。
初建电台及被敌破获
上级欲我迅速建台，即今东南区电讯督察赵容德（曾化名刘醒吾）就近调用浙江站干练报务员张行周，自金华经浙西，由刘世桢伴送至临平，搭火车来沪，我派毛进发接待。三十年七月间，先在新闸路租一亭子间建台通报。工作月余，因为环境单纯，易引人注目，九月初搬往白克路斯文里与朱岑楼同住。那是一家二楼二底的老房子，楼下是印刷工厂，朱、张同住楼上。他俩一年前在浙江已相识，这样互有照应。但为便利身分掩护，上级令张结婚；他乃邀其未婚妻胡封如由定海来上海，草草完婚。朱迁他处居住，楼上由张夫妻独住。嗣觉该屋太过简陋，楼下印刷机开动震撼楼上，张发报时滴答之声，楼下亦隐约可闻。为安全计，于十一月初迁往法国公园吕班路花园坊五号四楼。通报本甚顺利，讵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租界，大肆搜捕反日分子，游弋巡逻侦测通讯电波，张台不幸被破获。
三十年十二月十五日深夜，张刚通报完毕，上床就寝。日便衣宪兵五六人及法捕房华探一人，敲门入室搜查。被其搜出收发报机，日宪问系何物？张答收音机机件。日宪打他几个耳光，未再多间。即将张夫妻及搜出东西押上门口囚车，到了车上才见二楼房东读大学的儿子已先被捕。平时相遇，只点点头从未互通姓名。押至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