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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至九四川路日宪兵本部，被关入地下室木栊内，栊内挤满十多人。十七日才被提审，日宪劈头竟问：“你与延安如何联络？同党还有什么人？”张实答：“我是重庆地下工作人员，与延安没有关系。”这一下大出日宪意料，把他们傻住了。于是追问单位、番号？负责人是谁？平时做些什么工作？张答：“我只负责电讯联络，其他一概不知。”再追问与上级如何联络？张答：“每日下午在约定地点见面，一天不见面，即失联系，我们已两天没有联络，必知我出事了。”日宪追问不出要领，把张毒打一顿，押回木栊。以后提审一二次，始终追不出什么，每次被毒打一顿，押回木栊。张妻也被提审三次，她实在什么都不知道：日宪看她一副可怜的表情，如系无辜眷属。十二月三十日把她释放。她为抗战同受苦难，六年前初冬，为儿女从衣架上取毯御寒，上了凳子没有立稳跌倒，脑震荡昏迷而终。言念同患难袍泽，唯有掬泪远吊！
据事后调查，张行周夫妻被捕，毛病出在国华影片公司管宣传的张冰独身上。他似共党分子，房东儿子是左倾学生，与张冰独有来往。同案被捕者有张冰独、音乐家陈歌辛、画家冉熙、剧作家柯灵、著名电影明星周曼华、韩兰根等，都是当时上海红人，都关在木栊内。张行周因受房东儿子的牵连，受池鱼之殃，故同时被捕。那时日人认为中共只是摇旗呐喊的反日，利用报刊文字、影剧、画艺的宣传反日，将其有形组织摧毁，即算了事，不像国府真刀真枪的抗日，只要一被发现线索，即穷追不舍。对张初视为共党分子，故未设暗卡守候。因此，我及联络交通人员，都没有落入陷阱，且张应对得宜，故亦没有连累其他同志。日宪最后一次提审，问张能否再架电台与重庆通报？张答：可以试试。但是断了多天，对方是否还在呼叫？则没有把握。”
“他们想想也有理由，就此算了。十二月三十一日，将张自日宪兵本部移送沪西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伪特工总部，交给伪方处理。影星周曼华先行释放，还代张行周带给我一些消息。
重建电台
张台被破获，暂时只好将电报送浙西拍发。对我这样庞大的行动机构，必须时刻联络，故上级十分焦急，严令东南电讯督察赵容德，立即遴选干员来沪建台。赵调李效实同志前来，仍由刘世桢连同电台陪送来沪。李系上海南市本地人，家有老母，适宜掩护。他原在江西马当要塞工作，日军攻击武汉外围时狂炸马当，李左掌被炸断二指，此时刚刚医好，恢复工作。我即今其在家建台，与重庆通报，并与军统局东南办事处连络。我经常派总交通送发电报，有时为争取时间，重要电报多由我直接送发。一切都很顺利。李除认真工作外，并考入大夏大学修业，有学生身分，行动更加方便。以后各单位虽常出事，连我也被捕，始终未波及李台。
我能迭创奇迹，得力李效实与上级密切联系之功甚大。三十三年二月，我脱险回后方，嘱李为我队国际情报站郑庭显收发电报。到了胜利前夕，郑站被敌破获，李受牵连，被日宪捕去。旋日投降，李非但没有受苦刑，且给李食米一袋，释放回家。那时市区食米奇缺，居民每天须排队购买配给米，盖因洋米无法输入，四乡之米，则因敌伪搜括及游击队活跃，日军封锁盘查甚严，只少数人在冒险背负运入少量食米。日军则存有大量粮米，此时已到投降末路，才故示大方，赠李食米。胜利后我回上海，李常来我家坐谈，他的谈吐、思想渐趋左倾，同情共产党。中共统治大陆之后，失去联络，不知其以后吉凶祸福。
全面展开行动
朱岑楼在浙西督察任内，难展其才，求我让他同去上海。他本沪区情报组长，我即派其担任情报兼行动队长。他即率领原有干部王学义、范承贵、牛复等去沪，与其原来潜伏人员恢复联络。其中最出色的是崔玉宸、崔宪章父子，他们是山东人，有齐鲁雄风。宪章乃一热血勇士，其父为其耳目、掩护，招纳若干爱国青年，成立行动组。及枪械到手，不论日军巡逻、岗卫，只要一有机会即予狙击。朱在浙西经年，郁郁不得志，也趁此大展拳脚。我见崔狂热过度，恐怕失事，促朱劝诫，讵崔未遵从，一夜连袭数处日军，宪章负伤被捕，遭惨刑处死。刚开始工作数月，即牺牲最忠勇同志。抚今思昔，益增我心伤痛！
朱失此勇将，自极哀痛，以后行动加倍小心。但仍犯了一次错误：当时上海伪大道市政府，有一什么主任，已忘其名，为日作伥，侦破我方工作甚力，上级密令制裁。朱岑楼自告奋勇，收买伪大道市政府内线，事先说明目标体貌、衣着及所乘之包车，并约定手势、暗号，朱亲自督率行动员执行。讵在预计之时间，该汉奸没有出来，内线挥挥手，示意“目标没有来，大家回去吧！”不料另一汉奸乘车出来，体貌与所指定目标也有点像，潜伏附近行动员，误以为目标来了，趋前三枪，错杀非应杀之汉奸。受上级训诫一顿。嗣后朱乃改换目标，狙击日人，都找有利机会下手，惜多是小萝卜头，没有杀到重要敌酋，只予精神威胁。而每次狙杀之后，日军即将当地封锁，不准人民出入，责令该区住民交出凶手。当然交不出人来，故封锁多久，由日人任意决定，苦了当地人民，连买菜、买米都生问题。日人想尽方法对我防范，以后与伪政府共谋组织“自警团”，强令各街坊住民，日夜派人轮班巡逻守望，有点像中共民兵队、街坊会。这种自警团，并不能阻止我们杀敌锄奸，只觉得碍手碍脚，增加一些行动顾虑吧了！
这种杀敌行动，那时法国也很盛行。希特勒则较日人手段更残忍，每次德军被杀，除封锁之外，并随意逮捕法国良民数十人或数百人，作为人质；如不遵限交出凶手，即杀戮全体人质，迫令法人战栗屈服。法人不忍同胞被屠杀，千方向纳粹求饶，甚至法国元首贝当愿充人质，仍难改变法西斯蒂铁石心肠（贝当战败，德国令其在维琪组织傀儡政府，法人视其为法奸；戴高乐复国后，贝当被判死刑，因年老未执行）。抗德领袖戴高乐，也系和我们同样的爱国主义者，既无力阻敌屠杀淫掠，只有扩大狙击，牵制其疯狂侵略。此亦东西统帅不得已采此血肉之战术也。
到了民国三十年，我国确实到了存亡关头，民穷财尽。徒手热血，抗不了犀利枪炮；国破家亡，民心低沉，汉奸气焰万丈。中枢为了振奋民心士气，继续长期抗战，不得不忍痛牺牲，鼓励扩大行动。我则尽其所能，用白刃短枪，以撄敌伪之锋。并调爆破专才徐志达等来沪，他们能自制定时炸弹、燃烧弹等。那时材料很少，TNT算是很新炸药，听说还是向英国方面得来一点。我不断爆炸军事目标，焚烧其仓库，敌伪被我搞得焦头烂额。
跑马厅国际饭店为上海最豪华、最坚固建筑，敌伪首要常在此集会，我曾计划乘机炸杀，但据徐志达计算，需要大量炸药，又难秘密运入装置。正在筹思，忽得极密情报，华中派遣军参谋长河边中将，将在国籍饭店召开重要会议（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事先绝对守密，统帅部只令各有关单位照其指示默默的准备，绝不稍露将发动大战。此会可能极系计划侵占租界，消灭英、法等力量）。我即利用招待员为内线，派楼永金亲自指挥六员勇士埋伏狙击。讵行至附近时，适遇英军巡逻队临时检查，被发现身怀枪械，目标暴露，互相开火。日便衣宪兵闻声也参加围攻，我方腹背受敌，邢鹤巢、王世杰当场壮烈牺牲，敌方也伤了几人。虽未成功，但经此血战，也稍压敌伪气焰，敛戢一时。
那时，中枢一再严令我同志，不惜任何牺牲，与敌搏斗。这里我须略加说明：
当时日人为迫我屈服投降，一再扩大战场，首先席卷内蒙、晋、豫、鲁、皖。中原自武汉向北威胁华西，又自岳州攻略长沙、衡阳，企图打通粤汉、湘桂路，与越、缅、东南亚连成一片。沿海又攻占广州、汕头、厦门、福州，严密封锁海口；浙江方面，则攻取宁波、金华。一面穷追猛打，迫我逃避边陬穷荒；一面在其富庶占领区大肆搜括，以达“以战养战”目的。同时扶植伪政权，代替中国政府，摧毁我长期抗战战略，迫我困死自然消灭。这是日人亡华如意算盘，好像宋末皇族，被赶至南粤蹈海灭亡；明末君臣，被追入滇缅而亡。当时日政府明白宣布：视重庆国民政府已沦为地方政权。“谈和吧，已不以蒋介石为对手了，看你流窜边荒，还能残喘几时？支那事件就这样解决了。”日人亡华，认为较元、清更高一着的政策是“以华制华”，不必完全自己动手，借刀杀人即可。那时中国已成七个政权：
（一）伪满洲国。早被日军吞下消化，现正大力进行开发搜括。
（二）伪冀东自治政府殷汝耕。也服服贴贴，唯日之命是从。
（三）内蒙独立政府。德王完全甘愿为傀儡，代日统治蒙古。
（四）北京政权。名义上虽并入南京伪国民政府，实际仍是由王克敏控制的“临时政府”。
（五）南京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表面代表统治中国的政府，实际完全听命日本。
（六）延安中共边区政府。也是一支抗日力量，但主要自求发展壮大，对日军基本是遵从毛泽东“敌进我退”第一步游击战术，很少像国军一样正面硬“抗”，更不要说主动出击了，与国府貌合神离，互相牵制远过于合作。
（七）重庆国民政府。大家都知道由蒋介石领导，艰苦抗战获得胜利。
这样一盘散沙，哪能集中抵抗力量？故被迫发出求生的吼声，严令我同志用血肉筑成长城，扰乱敌占领区域，阻敌进迫，挽救危亡。犹如四行八百壮士，以血肉挡住敌锋，掩护袍泽全师撤退。
现在由于国共盛衰消长变化很大，成王败寇宣传蒙混，渐渐湮没当年真相。我为抗战之一员，身历目睹，对于国共双方对抗战之贡献，有义务公正说明，作为历史证人。我并声明，我没有参加过国民党或共产党，两党对我都不友好。我与两党只有个人间接触，但在国府立场工作，与国民党接触较广泛，与共党人员也有若干友好交往。自信所言都是实话。
中共一开始即有国际背景，谋夺政权。到了抗战前夕，仅剩数万人，局处陕北。国府本拟对其最后一击，将其消灭。因发生西安事变，日人又疯狂进迫，蒋介石盱衡局势，认为和平到了绝望，下了决心全面焦土抗战，“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对中共也化敌为友，与其合作抗战。这一死里求生的决定，直至抗战胜利。其间日方也想谈和迫降，但蒋坚持国家独立自主，始终不动摇。我们对日抗战，不叫“战争”，也没有“宣战”，是表示被迫反抗的“哀兵”，拚命苦缠，死里求生。战史上俄国曾用“坚壁清野”对付拿破仑，获得胜利。那是对我们的鼓励和给我们的榜样！
现有一些无知后生，轻言捏造，骂“国府不抗战”。只要稍有抗战常识的人都知道：淞沪四月血战，台儿庄大捷，武汉保卫战，三次长沙大战，衡阳、常德保卫战，崑仑关大战，中原会战，鄂北、湘西狙击战，独山反击战，反攻桂、柳等大战役，是用三百万国军的血肉，才打破日阀“三月亡华”的狂言！其他千百次中、小战役，牺牲无数战士，更不必说了。这并非说中共不肯参战，我是说中共还没有力量参与这些大战役。
抗战开始，所有共军，编成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下辖刘伯承、贺龙、林彪三个师，每师算一万人吧，这点力量，怎能参加大会战呢？新四军乃招集赣、闽、粤、湘等地散伏分子，总数只几千人，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集中皖南训练。以后陆续收容京、沪、杭等地流亡学生青年，总数不到一万人，文艺宣传气氛，重于军事型态。因时有擅自行动及缴夺地方团队枪械等情事，国府为了整肃纪律，调集部队将其解决。叶挺被俘，项英被其自己部下杀害。新四军在皖南整训几年，与日本人还没有接触过，即被“处分”了，对抗战还谈不上有什么贡献。
国府惯用这种方法处分叛军或犯纪律的部队，常为世人所评议。新四军事件、十九路军闽变、陈济棠粤变等，都用军力“处分”。而新四军是在国共合作抗战期间，况只“犯纪”，还没有到“叛变”程度，遽用“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