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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特工首领李士群，闻曾留学俄国参加共党，回国后为中统工作。后又来沪投靠日人，在沪西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组织特工总部，招纳“中统”、“军统”、“共党”失意分子，自成系统。因局势对我方不利，很多人认为中国前途无望，意志动摇，伪方开门招降，实比日方穷凶手段，对我方威胁更大。如被伪方捕去，则尽量劝降利用，只对报复性及私怨者杀害。
再陷敌手
三十一年初夏，陈纪廉与刘世桢妻被日宪兵逮捕，受不了电刑之苦，供出与总交通约晤时间、地点，日宪秘密守候，以致毛进发陷入敌手。酷刑之后，毛供出内交通周觐光，周乃衰弱老翁，被打几个耳光，即供出我的住址。日宪夤夜押其来捕。时在深夜一时半左右，我们均已熟睡，听到敲门之声甚急，知生突变，幸我妻处事素极谨慎，所有文件器材，随时收藏，四楼杨凤吉亦极机警，所有密码、电稿、机要文件，办妥时随时密藏门之夹层里（将门上方横木切断，文件密藏门之夹层内，仍将横木合上，天衣无缝）。我在客厅内隔窗遥望，见弄堂内满布鹰犬，稍远处还停有军车数辆，知已插翅难飞，即挺身开门。门外十余宪兵，即用枪指住了我，押着周觐光，蜂拥而入。因已知我身分，故十分欣喜。入屋后即开始搜查，但什么都没有查获，连片纸只字都未搜到。我说：“所有文件随办随毁，家里没有任何东西。”他们倒也相信。我并要求：一切由我承当，不要伤害我的家人；否则，我即哑口不说话了。他们也一口答应。
我被押至四马路警察总局特高课长五岛茂办公室（即七年之后我任上海市警察局长的办公室），日宪列队肃立，我被围在中间，由一领队向五岛报告逮捕经过，五岛神定气闲，对各日宪嘉慰一番，对我也善言几句。我要求与被捕各部属见面，也被允准。即被带至一大堂内，见毛进发、陈纪廉、刘世桢妻等十余人均在内，大都囚首垢面，衣衫不整，满身血污。见我押入，大家愕然，旋悟我亦遭同样命运，大家失声痛哭。陈纪廉更是捶胸顿足，仰天嚎啕，自称罪魁祸首，万死莫赎。我目击袍泽苦刑后惨状，心中自极悲痛，趁此对大家训示，不要再畏刑乱供他人，一切责任都由我负。大家含泪允承，并准备为国牺牲，慷慨成仁。监视我们的捕房警员都是华人，非特不禁阻我的发言，且垂头同情。
当晚（实际东方发白，已是次日清晨了）我被押去北四川路日本宪兵司令部。他们把我带到一间会议室内，中间有一张会议桌，桌旁有很多座位，主席位上坐着一少尉领章的军官，押我进来的宪兵向他报告一阵。室内靠墙还有几张沙发，我自料必无生理，乐得表现英雄本色，就大剌剌旁若无人地自选一张沙发坐下，闭目养神。那少尉斜眼看我，对我的傲慢态度，似有不满。
过了一会，听到那少尉在大声吼叫，即有翻译过来对我说：“少尉在问你话。”我睁眼看看他们，冷笑说：“凭他？小小一个少尉？没资格跟我说话！”那少尉听了我的话，勃然大怒，跳起身来指着我的脸说：“你已被我们捉到了，还敢如此倔强？”我也毫不示弱，瞪眼看他，回说：“不错，我已是俘虏了！便衣俘虏，你们有权处死。你杀我吧！否则，叫你上司来和我谈。”他气得暴跳如雷，握拳想打我，但似强忍住了，只以拳击桌，大声怒骂，我仍闭目养神，不理不睬。
最后他走出去了。不久，另一穿西装日人进来，对我很客气，口口声声称我“将军”、“阁下”，翻译介绍：这是特高课长大塚清中佐。我即站起身来，舒展一下筋骨，要求与家人通电话，我说：“你们日本人是不讲信用的，先前虽答应不捕我的家人，怎知你们是否守信？我要确知家人无恙，才开口说话。”大概言语态度太过傲慢，在旁一个曹长把我用力一推，推坐沙发上。嗣经翻译解释清楚，准我与妻通电话。妻果在家中，并略告经过：日宪没有为难家人，只是有人看守，不准进出。我知大家都没有被捕，稍微放心，我也告妻现在宪兵本部。于是我始与大塚交谈。
我说：“我是上海地下工作领导人。为抵抗你们日本侵略，争取国家完整独立、民族自由，不得不与你们拚命。一切责任由我一人承当。现已被捕，请即杀我吧！我的部下，如认罪无可恕，求仁得仁，死而无怨，不要再酷刑苦打，略存人道精神，而维你们皇军光荣声誉吧！……”讲了一大篇理直气壮的陈述，大塚微笑静听。最后他说：“不要这样说。我们并不是侵略你们，我们是在谋求共存共荣。请你以后要和我们合作，大家一同为东亚共荣而努力！上海的治安，更要请阁下多多协助，共同维持。”
后据妻告称：当晚日宪派守下军曹及宪佐（华籍宪兵）一人，法租界巡捕房亦派探员一人，在家守候，将岳母、杨凤吉及妻儿等均驱住一室。妻知第二天徐躬耡将送电台用的电池来，特写一密条，黎明时由杨暗中摸上三楼亭子间，恳托房东女佣送至徐家，阻徐不要来。杨在楼梯上望见自己阁楼房内火光冒烟，急叫大家救火。守候人员叫大家逃避，妻坚持救火，一面打开火场房门，在门口坐镇，一面促大家急用面盆取水泼灌，盖因楼板下尚藏有枪械弹药，恐被波及，灾祸就大了。直至扑熄余烬才放心。事后检查，才知日宪搜查时，衣服棉被等倒翻满地，定是日宪有香烟头丢弃在衣被上，逐渐延烧起火，幸扑救及时，只烧了一箱衣物及半架床铺，未肇巨祸。
救熄火灾后，妻私下询问房东女佣，徐家字条有未送去？女佣回说：她请示了她家女主人，主人不许她送，叫她退还酬金，原条则已丢入抽水马桶抽去了。妻不得已，只好与岳母轮流在窗口守望。岳母嗣见徐躬耡提着一包东西，走进弄堂，即用手势促其回去，但徐茫然无知，仍续进来且步上楼。妻急至梯口警告：室内有日本人。徐才大惊，疾奔下楼。可恶的曹家女佣，竟在楼下拦阻，并大叫：“三楼有人跑了。”被徐猛力推开才得逃脱。幸守候的几人，或躺在床上熟睡，或在后房看小说，都未发觉。妻抱着河光凭窗外望，直至徐躬耡奔出弄堂，在马路口转弯不见了，才放下了心。
我被捕后自料必死，为表现民族精神，故言语态度都很倔强傲慢。他们怕我自杀，沿窗站着宪兵，不准我走近窗边。大塚还一再劝我：死有重于泰山，轻于鸿毛，要我放宽心怀安于现实。我见他一副狡猾神态，自不相信，并表示我今日死了，明日重庆盛大追悼，重于泰山矣！他们送来饭菜，我因食不下咽，又怕我绝食，乃嘱狄思威路×弄二十四号宪佐队长于子珍来劝导。据于自称：是东北辽宁人，日本庆应大学毕业，其父兄都为反日被杀，他表面虽为日人工作，暗地实为策划反日，为父兄报仇。劝我珍惜生命，与他合作徐图后举。我当然不信他的鬼话，但能活自愿活下去，不能活只好慷慨就戮，心中泰然。宪兵本部都驻宪兵，我是抗日要犯，自不能久留会议室里，他们把我送去狄思威路宪佐部。该部指导官青柳，从未见他穿着军服，故不知其职级，大家都叫他青柳先生，似系宪兵直属组织。副队长刘禹卿，苏北人，没有受过教育，不懂日语，但有社会基层力量，队里几十名宪佐，都是刘的徒弟，散在各方的徒子徒孙更多。南市各处赌台、烟馆，也由其徒众包揽。于子珍为人狡猾，只有内勤办事员七、八人系其亲信，代日人控制这个宪佐队，对我严密监视。我无聊时与这些宪佐谈谈古今中外忠贞节义故事，竟渐被我感动，以后为我所用。
在我家守候的日宪、宪佐及捕房探员共三人，仍日夜守候，一直守了一星期才撤离。但日军曹守下，每日都躺在床上看小说或熟睡，并不与人搭讪说话。宪佐与探员都是中国人，内心也都爱国。尤其那个探员，我在捕房内慷慨训示部属时，他亦在场，似深受感动，视我为英雄人物。他俩常与我家人谈笑，守下并不理会。一次，趁守下不在（他们三人每天餐时，常轮流出外进食或购回食物），探员对我妻说：“你先生真了不起，视死如归，准备慷慨就义。不过他一定会平安无事的。”又翘翘拇指说：“大人物到底是大人物，与众不同！那天晚上（指我被捕当晚），在巡捕房里他对他的部下训话，不要说他的部下都感动得痛哭流涕，连我们在场警戒的十几个包打听（探员的俗称），也鸦雀无声，肃立静听，而且还羞愧得抬不起头来。平时，哼！怎么会有这种场面？被捕的犯人，哪有如此大胆？只有我们作威作福，怎会倒过来我们反而在听他的训话？”还自摇摇头说：“这真是邪不胜正！”
我常体会到人的善恶，常在一念之间。洪承畴也想殉国，一念之差，沦为遗臭；文天祥、史可法一念忠贞殉国，正气万古浩存。也即孔孟哲理：“尧舜兴则民好善，桀纣兴则民好暴。”毛泽东为了夺权，一念之恶，亿万人受尽荼毒；邓小平深受苦痛体验，倡导“实事求是”、“真理实验”，纠正共产党错误哲学，同一理也。我这点硬骨头，竟获无穷之收益。
在我被捕的第三天，妻向守下要求，要去狄思威路宪佐队探望我。守下经电话请示其上级后，准妻外出看我，并叮嘱说：“快去快回，可不准去别的地方。”妻抱河光出门，绕了几转，见无人跟踪，立去电台李效实处，嘱其电台上级我被捕经过，及约定以后联络方法，然后来狄思威路看我。
守候者撤离后数天，捕房探员又来我家造访，表面上是友谊探望，实际是讨好要赏。他提起妻那天出外探望我一事说：“依照我们巡捕房的规矩，既然守候在此，虽准你外出，也一定要派一个人跟你同行的；但此案完全是日本人主办，我们只是例行协助，日本人不照规矩办，我也乐得不管。”又说：“我们干这差事，也只是为了生活，迫于无奈；现下物价高涨，待遇低，生活也真难过。”言下之意想要外快。妻就给了他四十元买酒吃。他似乎嫌少，但也未再多说。
此后妻常来看我，同时与李效实及各单位密取联络，她为避人耳目，常抱河光同行。有一次，在宪佐部里意外地看见毛进发，妻怒火陡生，把河光随手搁在地上，抢上前去狠狠掴他一个耳光，戟指大骂：“你这该死的叛徒，如此贪生怕死，出卖同志危害大局！你怎么对得起国家民族？怎么对得起领袖（指蒋委员长）、老板（指戴先生，这些都是同志间的口头语）？”毛原本笑眯眯地点头，在打招呼，突见妻一改平日温文有礼态度，变成凶神恶煞一般，大惊失色，满脸涨红，低头自责说：“我会自己制裁的。”（后毛遣回后方，接受纪律制裁，禁闭一年）河光才十个月，还不会站立行走，跌倒在地，大哭起来。宪佐们也即上前劝解。我正被禁二楼一房间内，忽闻楼下人声嘈杂，并有妻的喝骂声、小孩的哭声，正感奇怪，一个宪佐上来对我笑道：“你太太真勇敢，在教训你的部署哩！没事，她就要上来了。”迨妻上楼，余怒未息。我把宪佐的话告诉她，她呆了一呆，顿感愧悟，苦笑着说：“惭愧！惭愧！我竟如此冲动。”幸是宪佐们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室，否则，只怕真要另生枝节了。我向妻解释，不要苛责部属，苦刑实在难熬，没有几个能像王长安，视炮烙如甘饴的。
日宪把我当做人质
当我被捕之初，日宪曾问我部属、组织、人员等等，我答：“多捉些人，多杀些人，没有意义。我是首领，杀我一人即全瓦解，何必多花力气？”很奇怪，日人竟真的没有继续追究。如果对毛进发不断苦刑逼供，他是总交通，知道各单位负责人姓名、住址，如带路追缉，吾无噍类矣！他们只是不断劝我宽怀安心，明哲保身，没有说明要我帮他们做什么？最多说到“合作”为止。除了大塚、青柳、于子珍及若干宪兵士官对我劝慰外，并邀请杜月笙高徒董惠民、军统局上海站长季仲鹏（曾任戴之秘书，被捕受日控制，以后帮我建立大功）、沈文郁（不知何单位负责人，被捕受日控制）、黄再生（忠义救国军某单位负责人，被捕受日控制）等，对我劝慰。我对大家勉以大义，尽忠报国，他们都哑口无言。但始终没有汪政府及李士群特工总部之人来见我，不像要我参加伪组织。而日人对我善意优待，一直尊称“将军”、“阁下”，毫无对俘犯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