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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宋美龄 ＇信仰之门/GODoor＇
我的家庭
我的家庭乃是传道家庭，双亲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我从小就上主日学，参加主日聚会，以及每天的家庭礼拜。有时我心中极不高兴那样勉强坐着听那冗长的讲道，然而就在不知不觉中，倒吸收了不少主的道理。甚至我和蒋先生结婚之后，我实际上还没有重生。在知识上我相信基督的神性，我也相信耶稣到世上来救赎罪人；但这对我个人并无大关系。虽然他是为我死，也是为全世界的人死，这事实在我身上并无特殊意义。至于罪吗，人人都是罪人，我决不会比一般人更坏啊！
第一次灵性的转机
我母亲对主的关系并不这样，她的生活与上帝极其亲近，她常花好几个钟头来祷告，与主交通。那时，我们每逢遭遇困难，总是找她替我们祷告。
母亲的死对她的每一个儿女都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但是对我的打击也许最重，因为我是她最小的女儿；我对她的倚赖程度是超过我自己所知道的。
那时，蒋先生在日本侵略的威胁之外，又加上一个负担，就是剿灭那时在国内的内乱。同时，黄河泛滥成灾，大批人民遭遇饥荒的威胁。多年以来，我和蒋先生密切同工，以达到他的目的——建立一个统一的现代化中国。这时，许多的困难叫我心灰意冷，几濒于绝望，而母亲却已不在世间，不能天天为我们祈祷了。我该怎么办呢？我能向谁求援呢？现在回想起来，我明白这是我第一次的灵性转机。
在蒋先生与我结婚以前，他曾答应我母亲要查考圣经，后来他果然忠实践守这诺言。这在我母亲临终以前，她带领了蒋先生正式归主。后来他每天仍然自行查考圣经，想要明白旧约中复杂繁奥的真理，这是一件颇为烦难的工作，因为难得有几则圣经历史，是一个不在基督教环境中长大的人所能领会欣赏的。当我看到他这样在困难中努力查考的时候，我晓得我应该帮助他，像我母亲一向所作的一样。
我从前在美国卫尔斯理大学读书时候，曾选修过一门「旧约历史」课程。于是我就利用我的旧笔记旧课本，开始每天同他有一段查经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我们还保持这个习惯。每天早上六时半我们一起祷告、读经，并讨论彼此的心得。每晚就寝前，我们也在一起祷告。
女子护卫男子
一九三六年，蒋先生在西安被部属劫持。那时，事实证明了这一个每日早晨的灵修习惯，是一块支持并供给他力量的盘石。虽然处于可怖的精神痛苦之下，随时有丧生的可能，又因身体在蒙难时跌伤，但他在那段被劫持期间，心灵上却是十分平安。劫持他的人把他幽禁十日之久，不让他向外通消息。那时，举世震惊，全国人民要求劫持他的人即刻将他平安地释回。
后来，我终于设法得以搭飞机到西安，随伴在他的身旁。当劫持他的人允许我会见他的时候，他惊讶得就像见了鬼魂一般。当他镇静下来以后，他给我看一节圣经，是他当天早晨读到的：「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耶利米书卅一章廿二节）无怪乎他与我两人这样笃信不渝，直到今日！
神的托付
一九四九年，国内形势转变，我到达台湾以后不久，便觉得神呼召我组织一个祈祷的团体。当时，我对这件事十分胆寒。我觉得十分不自在，竭力想逃避这个责任。我害怕我的朋友会认为我过分虔诚，就像我以前对母亲的看法一样。我们多数的人都能很自然地表露我们对家人或朋友的爱，并不缄默；但却最不愿意别人知道我们对基督的忠诚，这岂非怪事！事实如此，我们爱他的心也就渐渐冷淡了。因为惟有一再坚认我们的信心，我们才能保持活的爱心。
于是，我就邀请了五位朋友到我的新居里来，她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我告诉他们，从那天起我希望有一个祈祷会。我提起耶稣基督的应许说，若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会，他就在他们中间。如果她们同意，我们就可以一同为中国和世界的命运祈祷。
中华妇女祈祷会
从那时起，我们就在每星期三下午举行祈祷会，五年来一直没有间断过。最初的时候，我们必须克服一种不自在的感觉，开始时大家都很害羞，我们中间有些人从来没有在公众中出声祈祷过，一向很熟的朋友，在神面前突然陌生起来。但神终于负责带领了这个聚会，赐圣灵真正的与我们同在，不时充满了整个房间。
每年复活节，我们的祈祷会都举行受难节崇拜，由台电广播。我们着重说明耶稣钉死以后所发生的事件，当时除了羞愤自缢的加略人犹大之外，使徒们都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属灵伟人，并具有惊人的领导能力。他们虽然饱受逼迫苦害，却在到处宣传福音，为公义的国度争战。他们这批极少数的基督徒，不单没有像一群无牧人的迷羊四处流散，反而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结不可力敌的团体，以致在可怕的压迫残害之下，他们竟然强过整个罗马帝国的力量。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地热心无所惧怕，而是一些胆怯、无生气、连所信的是什么也弄不清楚的基督徒？
福音书中记载，耶稣基督在他工作期间，常常必须离开群众去与父上帝相交。他不但独自这样做，也带着他的门徒一同这样做。他是上帝的儿子，尚且需要靠着祈祷更新他的灵力，我们自然更需要祈祷—一同祈祷、出声祈祷，抱着迫切的热诚和愿望祈求上帝旨意的成就。
每周的祷告会由我们各人轮流主领。聚会开始的时候，通常有二分钟默祷，接着唱几首大家所喜爱的赞美诗，然后由主领人读一段经文，并述她个人与这段经文有关系的属灵见证，再由大家公开讨论这个题目。之后，与会的人各提出代祷事项，特别为某事或某人代祷。我们很虔诚的跪下，有二三个人依次随圣灵引导开声祷告。我们并没有固定的程序，因为我们觉得，自发的精神与多样的变化更能引起我们的热心。然而，每此结束的时候，我们例必按着上帝的旨意为中国的前途和世界和平祈祷。
经历圣灵的洗
在最早的几次聚会中，有一次一位主领人请凡是经历过圣灵同在的人举起手来，那时我没有举手。一直到后来，我才认识了住在我里面的圣灵。事实经过如下：
某日，我读主钉十字架的一段，当我读到一个兵丁用枪刺他的肋旁，血和水从伤口流出来的时候，我停下来了。这件事我以前曾读过许多遍，从来不曾特别受感动，但这次我竟然哭了。那天，我第一次悟到他是为我受了这些伤痛。我哭了又哭，深深觉到自己的卑微不配。那是一种很奇特的感觉，是极大的忧伤与极大的舒畅同时交汇。我本来很少哭，因为我们从小就学习不流露自己的情感。但是那一次眼泪竟然如潮水一般的流出，使我无法抑制。同时，我心中感到轻快如释重负，觉得我的罪已被泪水冲洗净尽了。
那次，我经历了圣灵的洗，从这天起，我就不单从头脑中相信，而是个人亲自与我的主结连。「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林后五章十七节）
我的宗教观
我的个性，不喜欢玄虚，而爱好实际，……世上看得见的东西，我才相信，否则我就不相信，别人承认的事情，我未必因而也加以承认，换句话说，适合我父亲的宗教，不一定能感动我，那只适口舌，宛如糖衣药丸的宗教，我并不信仰的。
我知道我母亲的生活，与上帝非常接近，我认识我母亲的伟大，我在幼年时，对于母亲强迫我的宗教训练，多少有些不肯受命，但我相信这种训练，给我的影响很大。那时的家庭祈祷，往往使我厌倦，我就借着口渴为推托，偷偷地溜到外面去，这常常使母亲烦恼。那时我也像我的兄弟姊妹一样，必须常常上教堂去，而冗长的说教，使我觉得非常憎厌，可是今天想起来，这种常上教堂的习惯，养成了我作事的恒心，这真是深可感谢的训练。
母亲的个性，处处表示出她的严厉刚强，而绝对不是优柔善感的。母亲那时虔诚的祈祷，是我幼年生活中最深刻的印象，她常常自闭于三楼的一间屋子里，举行祈祷，祈祷的时间很长，有时天没有亮就开始了。我们有什么难题要求解决，母亲一定对我们道：「让我去叩问上帝。」我们不能催促她立刻回答，因为叩询上帝，不是五分钟可得到效果的事情，一定要耐心等待上帝的启示。但奇怪的是，凡母亲祈祷上帝以求决定的任何事情，结果都是良好的。
所以母亲谢世之后，我常常自己想，我的精神生活将渐渐成长了。说得更直接一些，我觉得上帝之所以召我母亲，为了要使她的儿女得以自立。当我母亲在世的时候，我常常以为我所应做或不应做的事情，母亲会替我祷告上帝，叩询上帝的。她虽坚持着我们必须自己祈祷，她不能做我们的居间人，然而我确信她有无数长时间的祷告，是专替我们举行的，或许因为有这样一个母亲在我心中和宗教发生了联系，就使我怎样也没法子把它舍弃了。
在我结束这个祈祷问题以前，我想告诉你们从母亲那里得到的一次教训。那时她已卧病在床，距离她去世的日子没有多久了。那时日本开始掠夺我国的东三省。这件事的详细情形，我们对母亲是保守着秘密的，有一天我恰好同她谈到日本威迫我们的急切，当时我激动得不能自制，突然高声喊了出来：
「母亲，你的祈祷很有力量，为什么不祈求上帝，用地震或类此的灾祸惩罚日本呢？」她把脸转过了好一回，接着用严肃的目光，看着我：「当你祈祷，或求我替你祈祷的时候，切不要拿这种要求侮辱上帝，我们凡人尚且不应当有此存心，何况祈求上帝呢？」
我所受的影响很深，我知道日本国民因政府对华行动的谬妄而受到苦痛的很多，所以，现在也能替日本国民祈祷了。
过去七年之中，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我因此感到悲观。国家则内忧外患，交迫而来，最富饶的东北四省，给敌人夺了去，人民则饱受水旱灾荒，原应团结一致的军政领袖，却又常常发生纠纷。在私人方面呢，虔诚的慈母又与世长辞，这种痛心的遭遇，使我看到了人生的缺憾，以及人事的艰难。我们为国家努力，宛如杯水车薪，无济大事，我觉得人生在历史的洪流中，渺小得不啻沧海一粟。有时我自己对自己道：「国家果真强盛果真统一了，我们又怎样呢？天下事真没有一个止境的么？盛极必衰，一个国家到了繁荣的极端，一定就要下降！」（这些话我从来没有对丈夫说过）
回忆我若干年来的结婚生活，我与宗教发生关系，可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极度的热心与爱国，也就是欲替国家做些事情。我的机会很好，我与丈夫合作，就不难对国家有所贡献了。我虽有这样的抱负，但他赖自我，我实在还缺少一种精神上的定力。
接着是第二阶段。我在上面已说过的种种忧患，使我失望悲观，颓丧消极了起来。直到慈母去世，真觉得眼前一团漆黑。北方有强敌的铁蹄，南方有政治的裂痕，西北旱荒，长江水灾，而最亲爱的母亲，又给上帝呼召了去。除了空虚，我还有些什么呢？
我母亲的宗教精神，给了蒋委员长很大的影响，我于是想到，我在精神方面，不能鼓励我的丈夫，实在觉得万分遗憾。委员长的大夫人是热心的佛教徒，他的信仰基督教，完全是由于我母的劝导。为了要使我们的婚约得她许可，委员长允许研究基督教义，并且诵习圣经。后来我发现他谨守前约，我母去世后，也丝毫不变初衷，但教义中，初起也有一些不能了解的地方，读时很觉沉闷。他每天诵习旧约，苦思冥索，自多困难，所以我在日常谈话中，实有把难解决之处，委婉示意的必要。
于是我方始明了，我要就丈夫的需要，尽力帮助他，就是为国家尽了最大的责任。我就把我所知道的精神园地，引导丈夫进去。同时我因生活纷乱，陷于悲愁的深渊，也想找一自拔的途径，于是不知不觉地又回到了母亲所信仰的上帝那里。我知道宇宙间有一种力量，它的伟大，决不是人们所能企及的，那就是上帝的力量，母亲鼓励委员长精神生活的任务，既由我担负了起来，我也日渐和上帝接近了。
由此而入第三阶段。我所愿做的一切，都出于上帝的意思，而不是自己的。人生实很简单，是我们把它弄得如此纷乱而复杂，中式旧式绘画，每幅只有一个主要题材，譬如花卉画轴，其中有一朵花是立体，其余不过衬托辅助而已。复杂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