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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公没有加磅我，相反倒是非常理智：“嘿嘿，‘桥归桥，路归路’，你可别把两件事情弄到一起，你要是这样嚷嚷到外面，显得多‘护犊子’？多小家子气！”
我明白老公提醒我的话有理，文明与贡献本来就是两个层面上的不同事情。其实对于内地游客的“素质”，即使香港人不骂，我自己在朋友的圈子里也经常抱怨他们“净出来给大家丢人现眼”！
香港回归已经十年，两地人员的交往日益频繁，这个过程人们注定会互相影响、互有摩擦，但利大于弊是本质，“恨铁不成钢”的心理不仅我有，香港人对自己一定也有许多，只是方面不同，层次不一样罢了
田家炳干吗要重归“平民”？
由于文明程度不同，香港人从过去到现在，对内地人怀揣种种的“看不起”，这其实是很自然的一种表现，不过香港人在“看不起”内地人的同时是不是只会唾弃，不会伸出援手“拉兄弟一把”？不是。很多香港人，尤其是经济上有能力、胸怀上有气度的，他们都愿意为内地的文化普及以及文明程度的提高提供帮助，这就形成了我在内地从来也没有听说过的一个名词：“捐献文化”。这种“文化”与富人对穷人的“施舍”完全不是同一心理，是真情奉献、亲缘体恤。
有一次我和当地的一位朋友晚上约好了出去办事，一见面她就说：“真不好意思，我得先去找家银行的自动取款机。”我问为什么。她说：“刚才有个社团组织对内地贫困儿童的募捐，我把兜里的钱都捐了，现在是身无分文，什么也干不成。”
是吗？“身无分文”？捐献捐到这种程度？
在香港，我见过了不少穷人，也认识了不少的富人，穷人当中有骨气的自强不息者不在少数，而富人当中谦和内敛的慈善家也不鲜见。不过在富人的行列里，有人半生捐献，最后“慷慨解囊”竟“解”到把自己家的缸底都掏空，卖了毫宅、抵押了工厂，自己则甘愿租住到一处三居室的普通民居，重归“平民”的行列，这样的“富人”是不是可以冲击世界“吉尼斯纪录”？当我第一次闻听这样的“富人”，脑袋都仿佛不在自己的脖子上，敬仰与感动也不知道跑到了哪里，最初的反应就是晕头转向，不可思议
我说的这位香港“富慈”名叫田家炳，香港“田氏化工有限公司”的大老板。
其实说他“大”，他的财产远远抵不上“长江实业”（李嘉诚的公司），但是他的捐献功德，如果拉出一张“明细”，4A的复印纸，用最小号的5号字打印，密密麻麻地竟能印满4张，这4张“明细”还仅仅是获赠单位的名称，并不包括具体的项目和支出。
截至2006年第9月，田家炳先生在教育方面已经为内地的71所大学、大专院校捐出了一片成林的教学楼；他老人家建立的“田家炳中学”共计130所；在30个省、市的贫困中小学让1150间“田家炳图书馆”遍地开花，此外还有中专、幼儿园、奖学基金、科研基金，如果算上其他的方面，比如医院、老人院、青少年服务中心、博物馆、天文台等等，田先生爱国济民、无私奉献的热忱更是流芳大江南北，溢泽长城内外。
2006年12月，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就读研究生的老师来到香港开会，她说：“这次来港，一定得抽出时间去看一看田家炳老先生。”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田家炳的“悲壮故事”，还以为田先生捐资500万，为我们学校建立起了一座艺术楼，所以我的老师来到香港，总不能不去表示一下感谢。不过当我的老师看出了我浅薄，立刻纠正我：“哦，你可不能把田家炳只当成一个一般的香港富商，田公家炳可不是像你知道的那样，只是对咱们学校有一副特别的好心肠，长期以来他为全国的教育做出的举动你知道吗？他把自己已经居住了37年的老宅子都卖了，把奔驰车也卖了，还拿着自己的企业去做抵押，向银行贷款帮教助学！”
“是吗？”听完老师的话，我脑袋没了，嘴里一个劲儿机械地往外吐“不可思议”、“难以置信”、“他怎么会把事情做到了那一步？”而心里一层层的歉意直往上涌。等我恢复到正常的思维，马上意识到一件事，跟着就委托老师帮我介绍，问问田家炳老先生肯不肯接受我们中央电视台的访问，这样当代的“武训”、“陶行知”如果我不去采访，不把他的“特例独行”让天下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我这个记者在香港驻站还有什么责任感？也太失职了。
几天以后的一个晚上，周六，我的手机显示了一个完全不熟悉的来电号码，摁下接听键，没想到竟然是田家炳老先生。三天前按照老师说法：她先打电话问一问田先生愿不愿意接受采访，之后我再预约，结果我拨了电话，当时田先生不在家，又去内地检查他的捐献项目去了，他的家人告诉我：“先生可能礼拜六回来，到时候我来转告您的意思吧。”我就暂时松下心来，以为此事怎么也得拖上一阵子，本来香港的富人就不好找，即使找到了，同意采访，也不会很快和你约定见面的时间。
然而田家炳老先生一返香港，当天晚上就主动给我这个小记者打回了电话，电话里老人还首先向我表示感谢，谢我对他的关注，谢我要去登门拜访。不过紧接着，老先生的声明就来了：“如果你要采访的目的是为了宣传我个人，我就谢绝了；但是如果目的是想提倡一种精神，让今天中国人大家都懂得，大家富裕了，不应该忘了国家，不应该忘记去帮助比自己有困难的人，那我倒是愿意配合。”
“愿意配合”？“不愿意宣传个人”？田老先生在电话里一字一顿地向我交代得清清楚楚。因为敬重田先生的人品，不管田先生最终会不会同意接受我的采访，那几天我都已经在研究他的资料，知道田先生的思想自成体系：“幼承庭训，敦品励学，淡泊名利，不求闻达”，这是田先生一生的座右铭。但是放下了电话，我还是忍不住自问：“咱不是活在21世纪吧？21世纪，国门里外，上上下下，中国人的世界里哪里还能找得到如此“大富若贫，重实轻华，济事报国，不图虚名”的“老顽固”？难怪有香港媒体“颂扬”田先生是一个《卖掉了豪宅捐资10亿的“傻根富豪”》。田家炳这样做是不是有点怪异？如果“怪”，他的内心支撑是什么？什么力量能把他的心田开辟得如此宽广？
最后田先生虽然被我说服到底同意了接受中央电视台的访问，但是没有同意我同时提出来的另一个请求，那就是我想带着摄制组去他家，因为在他家（就是那套三居室的普通民房），我听说有一扇窗子，从这扇窗子望出去，拍摄机的镜头可以直接拍到原来他的那幢大别墅。田先生对我说：“大家见面先谈谈吧，如果将来真要录像，我想也就在我的基金会办公室。”并不理会什么“艺术手段”、“电视效果”，可能那样做，他又认为多少有点“宣传他个人”的嫌疑了。
1982年，“田家炳基金有限公司”在香港成立，公司存在的使命就是专门运作由田先生提出来的“回馈祖国、反哺民众、惠仁利他，兼善教育”等相关“业务”，捐助资金均来自他为此特别建造的“田氏工业大厦”的每年租金。
2006年年末，我按照田先生提出的建议“大家见面先谈谈”，来到了他的基金会办公室。一进门，田先生一身西装领带，鹤发童颜，精神矍铄。我想法子很礼貌地打听了一下他的年纪，什么？已经88了？那样子可是看不出。接着坐下来，田先生让人给我倒了茶，然后对我说：“你想了解什么就开口问吧，千万不要客气，我不是什么伟人，只是个普通的香港市民，坐公车，吃家常饭，住的也是和老百姓一样的房子。”面对这样一位不同寻常的“普通人”，我满肚子的问题，一时竟不知道该怎样启口。
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香港经济连续几年低迷不振，田家炳为了恪守捐资的承诺，2001年4月在大厦租金收入不足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定将自己亲手设计并且居住了37年的九龙塘豪宅变卖出售，此举得款5600万港元，全部拨作了长流水的教育捐资。
“当年您为什么要卖掉别墅？”我的第一个问题终于涌出嘴巴。
接着是第二个：“当您捐助资金周转不过来的时候，您为什么还要抵押上自己唯一的企业、向银行贷款，万一赔了呢？企业不就完了？”
面对面，脸对脸，这两个问题无论如何我都要真实地听一听老先生心里“究竟”怎么想。
“我心里究竟怎么想？”
田先生听完笑了：“事情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也不要那么言重。其实你算算账啊，当年我卖掉了老宅，因为儿女都大了，我们老两口根本也住不了那么大的房子，而且5600万，一个月的利息就是40万，不卖、不变现，睡一宿觉就浪费掉一万多，岂不更可惜？然而5600万港币，我能帮助多少内地的学校盖起多少座教学楼？还有贷款捐献，那也是在打时间差，教育有时也像人种地：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这个道理谁不懂？”
未与老人见面，说老实话，我内心其实还是保留着某种世俗的看法：一个人一旦把自己认为一生当中最应该做的事情看得过于“重要”了，就会偏执、就会走极端，甚至不近人情，这样做未必就是科学的态度；然而见了田家炳，特别是老人在解释我提出的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时没有任何的“豪言壮语”，只是给我算账，让我明白他的真实想法，让我看到了他的“痴行”并非不够理智
“不过，您老人家卖了别墅，一旦周末或节假日儿女都回来，那么一大堆的儿孙，您让人家上哪儿和您团聚去？”
田先生实在，我随后的提问也更具体。
田先生打了个愣儿，这个问题显然让老人有些“为难”。
事实上我知道田先生此生有9个儿女，9个儿女都早已成家，祖孙三代、四代，一家人如果真的要聚在一块，几十口之众并不夸张，那样一套三居室的房子，想想看，别说坐，所有人连站都站不下。
老人的脸上流露出一丝儿女情长的“难堪”，也流露出一点点无奈的歉意。然而稍微停顿了一会儿，他就解释：“那就要看什么事轻，什么事重了。”
面对父亲后半生全身心地捐助社会，田家炳9个儿女，最难能可贵的，没有一个起来反对，没有一个敢和父亲红脸。孩子们都知道，父亲心里有一个谁也动摇不了的信念，这就是：“一个人兜里有了钱，10个亿是个数，由10个亿变成了100个亿，也只不过是在尾巴处多加上了一个零，自己能吃多少、能睡多宽？如果一家独乐变成了让社会众乐，那我的事业不是还在扩大，不是还是我的事业？”田家炳对什么是“事业”这个概念有自己独特而“固执”的眼光。
假使不是为了节省笔墨，田先生一生种种的“壮举”我能写出一本书。
1919年，田家炳出生在广东大埔的一个客家世裔。1935年父亲不幸去世，他不得不辍学从商，从此肩负起了持家的重担。1937年，不满18的田先生远赴越南开始推销家乡的瓷土，事业有成；后来又去印尼开办了橡胶企业，还是大获成功。然而1958年，他忽然舍弃了在印尼已经很殷实的生活，举家迁港，在屯门海边第一个“填海造厂”，创办了“田氏化工公司”，然后又一路艰苦创业，很快就成为香港当时名声显赫的“人造革大王”。那么田先生当初到底是出于什么考虑才让自己的人生来了一个常人无法做到的“大转弯”？老人告诉我：“第一，印尼当时的排华情绪很严重，我不愿意让自己的心态不放松；第二，也是更重要的，这就是我不能眼看着我的孩子们都已经慢慢长大，但是他们远离中国，从此不懂得什么是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一个生意人唯利是图，哪里有市场就在哪里赚钱，这不是天经地义？文化是什么？相比生意有什么重要？
“一个父亲、一本书”，田先生的回答再简单不过。这两个原因让他不能只顾赚钱，还要顾及永远也不可忘怀的祖国和祖国的传统文化。
“一个父亲”，这个父亲指的是田先生有一个饱读诗书的传统中国“家父”，当年人称玉瑚公。按理，玉瑚公48岁才得子，应该对田家炳过宠溺爱，但是玉瑚公没有这样做，他懂得“留财于子孙，不如留德与后代”，因此不仅“礼义廉耻”地时时事事口传予儿子，而且身教示范，常常周济穷人、施药施棺，有时四处借贷也要去做一些好事。这些“言传身教”让田先生自小就懂得了诚实敦厚、薄己厚人、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