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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到湖南调查，刘少奇是工作组长，爸爸是副组长。直到最近，我才看到刘少奇一九六二年一月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到：“我到湖南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祸’”，凭的就是他在湖南四十四天的调查。
我的父亲在湖南蹲了半年多，后在酷暑中肺泡突然破裂，造成气胸。经黄家驷、朱贵卿等专家飞到长沙抢救才幸得一命。后爸爸被护送回北京协和医院继续治疗。出院后爸爸疗养了很长时间，大多在家办公，看文件，接电话，家里才又重新开伙。
那个年代，大院里人来人往，就是一杯清茶，我从不记得有互相请客吃饭之事。有亲戚或远方的朋友来，就在家吃个便饭，外加一两个菜。人与人的关系既简单又和谐，有人情，却无人情负担。也许是物质的匮乏，也许是定量供应的限制，就是想请客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倒也造就了清廉的一代干部。
爸爸有几个特别好的棋友，都是京城的部级干部。周末我们会很高兴地随父母去人家的四合院串门。爸爸们下棋，妈妈们切磋种花或烧家乡菜的厨艺，我们小孩子就在一起玩耍。有时能吃到自家做的甜甜的酒酿圆子。可到了吃饭时间，就收摊回家，从来没有留下吃饭的道理。反之，他们来我家，也是只下棋，没饭吃，没有一点儿客套。
有一回，陈毅伯伯来下棋，他是个稀客，又是爸爸在新四军时的军长。大哥被分派去买西瓜，谁知买西瓜要发热证明。于是哥哥用了爸爸疗病的特权，在北京医院开了张证明，才买到西瓜。
我父母对我们的近于严酷的家教是我们后来对子女难以仿效的。在我还没上小学时，就因说了一句“他们老百姓……”被爸爸臭骂：“你不是老百姓？你是地主、资本家？”当然我们从小就认为地主、资本家是很坏的坏人。
记得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们还没搬进恭王府，我在府学胡同小学的班上有一位女生，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苏式的布拉吉，白纱滚边，还配着小围裙，辫梢扎着大大的蝴蝶结，她吸引了全校学生的眼球。我穿姐姐穿剩下的裙子就是不如她的洋气，她让我相形见绌。有一回她神气十足地在我面前显摆：“我爸爸是副部长。”我不服输地说：“我爸爸是副检察长。”她说部长比检察长大，我不懂这个，她便说：“我爸爸国庆节上天安门观礼台。”我说：“我爸爸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我跟爸爸到天安门上看焰火，还见过毛主席。”她一脸不悦，扭头就走了。
我早把此事忘了。谁知半年以后的一天，爸爸突然找我训话：“你不得了了。人不大，倒知道跟人家比大，你从哪里学来的这一套坏思想？！”爸爸把我训得直哭。他又说：“你知道她爸爸是谁？在新四军他救过我的命！”原来，我同学的父亲是卫生部的副部长，不仅在抗战时是爸爸的老战友，还两次在爸爸病危时为爸爸开刀，挽救了他的生命。世上竟有如此凑巧的事，偶然在外边流露一点儿优越感，却偏偏撞在枪口上。
大哥在他的回忆录里写过这么一段：
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后，我们几个兄弟对军官的肩章很感兴趣，就自己在家里开始了动手制作肩章的热潮，有尉官的，有校官的，也有将军的，而且军衔越做越高。级别最高的，是我制作的大将肩章，我认真地对木质肩章用沙子进行打磨，做得非常精致，令我非常骄傲，爱不释手。一个星期日的中午，正当我们在院子里炫耀自己的作品，并在肩上比试时，爸爸下班匆匆走进院子，被他一头撞见，我们要躲避已来不及，脸上露着窘态。不知爸爸对我们的行动是否早有察觉，或早有不满，总之这次他二话没说，十分愤怒，上来一把将我们的肩章夺去，通通捏成碎块。最让我不忍目睹的是，我最心爱的大将肩章，一瞬间也被他用手折断。爸爸的惩罚让我们几个兄弟难受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不仅为自己的辛勤成果付之东流而可惜，也对爸爸的武断而不满。当时，我们只不过因喜爱肩章，想试试我们的创造力，而并非是想当官，或不愿做普通劳动者，爸爸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我们很感到委屈。即或我们想当将军，现在看来，也未必是坏事。但在当时人们的思想中，似乎有此想法是大逆不道，发展下去就可能成为野心家，是非常危险的。但从当时看来，爸爸当机立断制止了我们的行为，实在是出自关心孩子的成长，其良苦用心是可以理解的。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当时如果真做过将军梦的话，也早已被父亲的武断扼杀在摇篮之中了。一个天才的将军被扼杀在襁褓之中，毕竟是一件可悲的事。
尽管我们的父母给我们的温情不够，缺乏民主的作风，但他们的身教、言教成了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遗产。若干年过去了，我们五个兄弟姐妹有了不同的经历和不同的工作，却有一脉相承的为人：诚恳、本分、正直和厌恶贪婪，这大概就是来自于父母的基因。
九、恭王府的熏陶
恭王府，既有京城王府的富丽堂皇和非凡的气势，又有着典雅的庭院楼阁和诗一般幽深秀丽的景致。在这个氛围里生活久了，就连那些一生戎马倥偬和听惯了“保密局的枪声”的公安干部们也被熏陶得斯文了。谈历史，读名著，讲诗词，舞文弄墨，在大院内蔚然成风。
我的父亲在养病期间有可能准备着退位，他写过一首诗《我为革命拔小草》，说的是：就是到田里拔草，也是为革命做贡献。曹操的诗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是爸爸练书法写得最多的。他也爱画梅花，读古文、古诗。为此他结交了不少美术、书法界的朋友。他随朋友逛荣宝斋，只观赏，不买，倒不是他有很强的抑制力，实在是他的口袋里没什么零花钱。尽管如此，他越来越喜好考究的砚台、墨和宣纸，开销不小。有一次，在别人的怂恿下，爸爸买了一套古代名画画册，记得要一百多块。秘书跟妈妈报账时，妈妈十分吃惊，有点怪爸爸不知当家的难处。爸爸说当时没好意思先问价，谁也没想到两本书要这么贵，等付钱时才知道的。
母亲非常喜欢养花，特别是兰花、水仙花。我们的院子里种了牡丹、月季、天竺、美人蕉，也有桃树、梨树、苹果树、葡萄……住在恭王府时是我记忆中生活最悠然自得的时期。但后来好像毛泽东批评了干部中的养尊处优、修正主义倾向，爸爸开始在家里反修，说花花草草是养尊处优的表现，不许再养兰花。哥哥们周末回来，爸爸总要给他们上政治课，讲“九评”，气氛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
我的父亲希望我们学科学，认为中国需要科技方面的人才。可不知道是不是恭王府的文气缭绕，我们都喜欢文艺。我的大哥和二哥先后都当过101中学的话剧团长。大哥曾想考电影学院当导演，还和在电影《鸡毛信》里演过海娃，后来真当了导演的同学蔡元元一起写电影剧本。二哥也有考戏剧学院的念头。但爸爸努力地劝说他们，甚至让他们放弃了被选送到苏联学习的机会。因为爸爸的政治敏感性已料到他们的学业会受到中苏关系的影响。果真，第二年（好像是一九六一年），中国在东欧的留学生在返回祖国路过莫斯科时，在红场被殴打。和我哥哥那批一起选送留苏的学生还在北京外语学院强化俄语，就接到通知，停止留苏计划，学业被延误了一年。而我的大哥已经上了中国科大，二哥上了哈军工，好在听了父亲的劝告。
而我的三哥和姐姐却未遵父命。他们一个喜欢画画，一个喜欢唱歌，后来分别考上了中央美院附中和中国音乐学院附中。
我的三哥对美术到了痴迷的程度，常常坐在假山上，画到天黑。在院子里，他画山，画水，画楼台亭阁，也画鸡、鸽子和兔子。一到周末他总是背个大画夹出去写生或速写，捕捉菜市场、公园、大马路上栩栩如生的人物活动。大雪天他到北海公园赶画雪景，当白雪覆盖的白塔、挂着冰凌的松柏、溜冰的小孩跃然于纸上时，他的手已经冻僵了。
有一回他看到一个磨菜刀的老头子十分有特色，就盯着人家画，谁知把老头子惹火了，操起菜刀追杀过来，哥哥卷起他的画夹一路逃窜，好不狼狈。还有一回，他为了画一头驴子，驴子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也不知跟了多久，总算画完了，天也快黑了。再一看，已经到了郊外什么地方，家也找不着了……
妈妈看他这么热衷于美术，相信他会有作为，在爸爸面前为他说了很多好话。妈妈还请了朋友，画家阿老，来鉴定哥哥的画是否有搞美术的潜力。阿老很赞赏三哥的画，也给了指导。有一回阿老教哥哥画素描，要我当模特。半小时左右画完了，人人都说像。可我总觉得太老成了些，十一岁的我，像是三十一岁。且我并不希望太像我，希望的是画家妙手回春，把我变得漂亮点儿。所以我真不希望那幅画被哥哥挂在墙上。不知过了多久，我再也没有见过那幅画（大概是搬家时丢了），这实际上是我有生以来唯一的一张画像，且出于名家之手。现在想想我也太没远见了，我应该珍藏这幅画像，要是今天再来看三十一岁的我，有那么年轻，感觉该有多好啊。
中央美院附中发榜那天，三哥根本不相信自己能考上。他从榜尾开始找自己的名字，找来找去找不到，已经灰心到极点。后来发现自己的名字赫然列在近榜首处，让他欣喜若狂。他飞奔回家，就跳进放满冷水的浴缸，实现了他的诺言：不考上我就不洗澡！因为他最恨洗澡，有时他为了蒙混过关就到卫生间放了水，把毛巾弄湿再挂起来。发榜前他已经好久不洗澡了，一身汗臭味儿，可谁都劝不了他。这回，他自觉地把全身浸入凉水，彻底地洗了一回澡，结果大病一场。虽然没有像范进中举，得了癫狂症，也是连续几日不退的高热症。
而我的姐姐却是瞒着父母报考中国音乐学院附中的，她的先斩后奏让爸爸非常气愤。当时她已被保送上了北京女一中的高一，但她始终想着学唱歌，她的音乐老师又极力鼓励她去试试。她怕和父母说不通，动摇了自己好不容易下的决心。想着反正没把握，就试试吧。虽然从全国来的考生不乏佼佼者，可姐姐居然以一首《谁不说俺家乡好》一路闯关，顺利地通过了初试，又进入复试。于是，她也越来越担忧如何闯过家长这一关。未等金榜题名，姐姐暑期随女一中到河北部队军训，临行前她留下了一封给爸爸的信。如果音乐学院有录取通知，就要我把这封信交给爸爸。我还乐滋滋地以为这是一个美差。
一天，音院附中的校长亲自到我家，送来了录取通知书，也许他也有意要访问一下与他们一墙之隔的邻居。校长来时是爸爸接待的，我真为姐姐高兴。爸爸一送完客，我就笑嘻嘻地把姐姐的信拿出来了。谁知爸爸信还没看完就勃然大怒地给了我两个大巴掌，说：“你们居然会搞阴谋诡计了，在我的眼皮底下搞得天衣无缝嘛。你们对我搞资产阶级的欺骗，就不要怪我搞封建主义……”爸爸毫不讲道理地把气撒到我头上，我哭得气都喘不上来，有冤还不敢诉。爸爸请秘书打电话到部队，叫姐姐回来。她是一个星期以后结束了军训才回来的。我还为姐姐捏着一把汗呢，谁知爸爸那时气早消了，大概也早做了放行的准备。根本没怎么批评姐姐，姐姐开开心心地卷着铺盖到位于恭王府府邸的音院附中去住校了。我为她过爸爸这一关牺牲了自己，既没人向我道歉，也没人感激我的奉献。若干年过去了，和姐姐说起顶替她挨打的事，她说：“真的？你还挨打了？我怎么不记得了？”看来往事不过如烟哪。
我的家在1965年8月搬出了恭王府，随父亲到了上海。我当时很不情愿离开北京，离开恭王府。四十年过去了，恭王府给我留下的回忆直到今天都是永恒的甜美。
不久前，我找到了我在大院里时最好的朋友在加拿大的电话。我和她说起过去一些捣蛋和好玩儿的事：我们曾站在我家东墙的假山石上冲着墙那边的教堂画十字，喊着：“圣母玛利亚，救救我，肚子痛死了。”喊完就跑。我们一起去什刹海溜冰；周末在她家偷着试穿她妈妈的高跟鞋；还有悄悄地探讨我们究竟是怎样从妈妈的肚子里生下来的……
“文革”以后，占据恭王府的几个单位都陆续搬出。从此，恭王府结束了与历代王朝的恩恩怨怨，结束了她的政治使命，而成了北京城一座记载历史辉煌和风采的王府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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