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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民众的奋起反抗高声辩护，不能不承认革命的合理性与正当性；而最终当作者万变归宗，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时，又不能不对玛丽·安托内特的悲剧命运寄予深切同情，对革命恣行恐怖直至沉溺血腥的暴力品格抱以深刻怀疑。因此，这就决定了本书不是一部论证“红颜祸水”或“后宫乱政”的肤浅之作，更不是进行“善善恶恶”说教的道德劝谕（当然作为作品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传主进行伦理评判自有必要），而是一部将作者对历史的洞察、对革命的反思、对人性的体悟和对命运的感慨熔为一炉的深刻之作。
复杂的文本必有多重的阐释。我对《悲情王后》的解读只是众多解读中的一种，是建基于对茨威格上述多元立场的体认，把传记理解为或归纳为对四个相互关联的基本问题的解答：第一，安托内特是怎样以其所作所为，将蹒跚而行的波旁王朝这辆破车踹进历史深渊的？第二，安托内特长期过着轻浮放荡、荒淫无耻的宫廷生活，为什么不仅她个人对此安之若素，而且民众也长期逆来顺受，默默无语？第三，当革命大潮汹涌而来之时，她又是如何理解和对待革命的？第四，当革命的铡刀砍向安托内特的颈项时，它还砍掉了什么？
一
假如为玛丽·安托内特画一幅政治漫画，其构图完全可以一副耳熟能详的对联概括：“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当然较真而言，谓其“嘴尖皮厚”或有不当，但谓其“头重脚轻”，谓其“根底浅”、“腹中空”则铢两悉称，恰如其分。
正如史家公论，明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一样，追根溯源，波旁王朝也非亡于路易十六。事实上早在太阳王路易十四时代，王朝衰相已露端倪，更兼路易十五数十年胡作非为，法国社会早已暗潮汹涌，空前动荡。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无法就此豁免安托内特（以及路易十六）因其个人品性的浮浪、思想境界的狭隘、生活作风的恣肆、政治觉悟的顽钝而激起民变、酿成革命风潮所应承担的政治责任和历史责任。
安托内特自幼轻率贪玩，不学无术。她的蒙师写道：“她比人们长期以来所想象的要聪明得多。可惜直到13岁还没有养成专心致志的习惯。她有点懒惰，又很轻率……我没有办法使她深入探讨一个问题。”直至成年，任何一种思考对她来说都显得不胜其烦，她憎恶各种脑力劳动，只想玩乐，只想无忧无虑。“她说话没有下文，思考问题没有结果，阅读半途而废，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能专心致志，都无法从中吸取现实生活经验中的意义和精华……对任何严肃的、需要忍耐性和注意力的事情都漠不关心。”一个垂死的、摇摇欲坠的王朝就是以这样一个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女人来母仪天下的。
如果说她性格上的轻率散漫，乍眼一看为害尚浅，那么15年来，她在宫廷生活方面的穷奢极侈，因糜费不赀，耗空国库，就罪无可赦了。这个“把自己靠女性的魅力所取得的小小胜利，看得比在世界历史上取得的伟大胜利更重要”的人，穷其一生，念念不忘的无非时装、发型、首饰、赌博、化装舞会、宫殿园林。
先说服装。“按规定每个季节要做12套正式礼服、12套晚礼服和12套普通礼服，另外每年还添置100多套各式衣服”。在王后的带动下，追求奇装异服的奢靡之风就像瘟疫一样迅速传播。当时，能引起这个爱慕虚荣的宫廷社会震动的，不是天下大事，而是王后的高级裁缝恰巧给时装加了一个新颖标记，或是对钟式裙进行了创新裁剪。一位法国男人无可奈何地叹息道：“法国妇女从来没有花那么多钱，把自己打扮得那么滑稽可笑。”
发型是第二件大事。一个名叫雷奥纳的发型师挖空心思，为安托内特的宫廷小圈子创造了无数光怪陆离的发型。“他先用长发夹和大量的发蜡把头发从鬓角直竖起来，然后才在眉毛上方50厘米的自由空间进行艺术造型。用梳子在这高耸的‘鸡窝’上可造出各种风景……可造出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还可以通过变换发型，把当天的大事象征性地表现出来。”甚至当巴黎的面包店因闹饥荒而被抢劫一空时，这个堕落的宫廷社会居然恬不知耻地认为，应该用“暴动式头饰”来炫耀这一事件。
既然衣服、发型千变万化，那么首饰能千篇一律吗？当然不行！“王后戴的钻石和珍珠要比任何人的都要大”，数量也要比所有人都多。25万利弗尔买副手镯算得了什么！当奥地利女皇特蕾西亚（Marie Theresa，1717～1780）闻听女儿如此大手大脚而怒不可遏时，安托内特却为母亲的小题大做窃笑不已。王后沉迷首饰，一掷千金，并因此负债累累，这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了。于是，1785年，当王后卷入臭名昭著的项链骗局时，人们还有什么可大惊小怪呢？随着案件的审理，一个原本满腹委屈的原告（安托内特）却鬼使神差般地移至被告席，王室的挥霍无度、放浪形骸终于赤裸裸地大白于天下。当然这次事件还只是大革命的一次小小的非正式预演，王室的威严还足以保证她暂不出庭，但洛可可王后被势不可挡
读斯蒂沃著
一个人文学创作的源泉如果暂时枯竭的话，他会对自己说：不妨试试文学史的写作或者去从事文学评论。好的作家是不是有好的文学品位，我想大概答案是肯定的，否则他自己选择字句也会有问题。关键是：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行文路数与他擅长的文学创作体裁不一定一致，这就像外语好的人不一定能教外语，写作好的人不一定能教写作一样。我倒不担心作家们的批评流毒能有多广，因为作家们往往有偏见，偏见是成不了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写作的规范的。那么，可怕的倒是专事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写作的学者了，学者能把文学史和文学批评进行到让人不忍卒读甚至倒胃口的地步。更要命的是，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还可能兼着名牌大学的教授，写作研究之外，他（她）们还制定着学术的规范语言，告诉你文学是个什么东西，学术写作应当怎样进行。窃以为我们这个时代在品味方面反正是给舌头鼻子去嗅觉味觉的时代，不会欣赏文艺也不会构成什么样的大错。阅读于是大可以私下里进行，用不着拉开讨论会的架势非要向人表白自己的文艺倾向学术态度。远离庖厨倒能闻出点饭菜的香来。
一个读者如果不再为学位学衔发愁，他大概算获得了一定程度的阅读自由度，否则该读美国书的时候他一定不能选择读英国书。斯蒂沃（J．I．M．Stewart）的这本谈英语文学的书《八个现代作家》，牛津大学出版社在1963年就出版了，却要在三十多年后于旧书店与我结缘，又放了五年才让我具备阅读它的余暇和心力。看样子读书也并不是一件十分轻松的事情。我的经验是：好的书是不会被人扔掉的，除非在异常的岁月里。斯蒂沃出版《八个现代作家》（EIGHT MODERN WRITERS）的时候我们正经历异常的岁月，这也许是至今我们与斯蒂沃们的文学批评隔膜的原因之一吧。我必须承认：英语学了快三十年了，一篇短短的前言我居然从上午读到下午才读出点所以然来。到底是读外国人的书！说到外国人，其实斯蒂沃的书也是从“外国人”讲起的。英国史家扬（G．M．Young）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时代画像》里的一段话很令斯蒂沃费琢磨：“对一个外国人来讲，我们经历的时代是高尔斯华绥、威尔士和萧伯纳的时代，在他们之前是王尔德的时代。这些外国人的品位一定是文学欣赏以外的东西指引的。”斯蒂沃以为在扬的眼里，这些外国人抬高这几位作家是蓄意的，这反映一个时代在欧洲弥漫的嫉妒英国的情绪。“四个人里有两个是爱尔兰人，很可琢磨啊！”我自己从上午读到下午才读出点味道来，感觉文学批评的偏见和社会的偏见一样无可避免。斯蒂沃的书把活着的作家都剔除了，单选了八位他认为是“那一时期不可挑战的重要”的作家。八位里有三位是爱尔兰人：萧伯纳、叶芝和乔伊斯。也许又有英国人会说“很可琢磨啊！”不过我倒觉得这一时期的文学绕不开爱尔兰人。斯蒂沃的选择很有意思：詹姆斯是美国人，康拉德是波兰人，吉普林是出生在印度的英国人。他倒不以为自己有什么“蓄意的偏向”，表示自己不过是个苏格兰人：“只尊重文学史实。”“无须辩护，谁有兴趣就开炮吧。我只说一点：与那个嫉妒的外国人不同，我只让文学欣赏指引我的品位。”当然不能说八位作家是那个时代仅有的伟大作家，“只缘身在此时代”的迷雾散去后，还会有文学高峰出现。斯蒂沃坚信这一点，但是他认为这八位的里程碑地位不会改变是真的。
我对文学批评家选择的对象倒不十分计较，我感兴趣的是他们写文章的路数。不是文学八股就好，有创意则更佳。引人人胜大概是衡量文章好坏的标准之一。斯蒂沃从1880年人手。这个年份是哈代的“老式小说”《骑兵团号兵手》出现的年份，也是“不太老式的小说”《华盛顿广场》出现的年份。在这一年死去的作家有福楼拜和乔治·爱略特。莫泊桑在这年发表《羊脂球》，左拉发表《娜娜》，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卡拉莫佐夫兄弟》。然而，当年十分引人注目的倒是一个美国人写的非文学类书籍《贫穷与进步》。大英帝国“面临困惑”，“客户成了竞争对手”，结论是必须建立“新的经济帝国主义”。斯蒂沃提供的政治经济背景对文学欣赏帮助并不大，但是他的“大事记”倒是意味深长：“伦敦民主会”成立于1881年，“费边社”和“社会主义联盟”成立于1884年。空想社会主义的杰作、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发表于1890年。1888年，批评家阿诺德去世，诗人T．S．爱略特诞生。阿诺德的外甥女亨福雷·沃德同年发表小说《罗伯特·爱尔斯弥尔》，手法仿效她另一位姓阿诺德的舅舅威廉的小说《橡树园》。《橡树园》是宗教题材的小说，讲的是印度军队生活里的种种诱惑。1911年，读者们发现爱尔斯弥尔的女儿在《里查·梅涅尔案件》里嫁给了随军牧师。文学与宗教在斯蒂沃看来于那个时代配合得默契。小说家有时借文学之口布道。大散文家纽曼的《失去与获得》就很难说是宗教还是文学了。《亚当·彼德》于1859年问世，14年后阿诺德的《文学与教条》出版。1897年7月17日《泰晤士报》发表吉普林的《赞美诗》。1931年爱略特先生有《坎特伯雷大主教官邸观后感》问世，稍后还对美国听众发表演讲阐述他对异端的看法。文学史里被史家湮没的故事本身就是文学的素材。因为年代久远，记忆和文字表述都不能说十分精确，但这都不影响阅读者探索的好奇心。斯蒂沃的故事远不止我用中文表述出来的，不过一脔之尝足以让读者耳目新鲜了。文学史原来可以这样灵活地来写。文学批评原来可以这样来进行。我读此书实在是因为“旧酒醇香”的缘故，实在不是为了什么文学批评。
多性伙伴的结构功能解释
■ 张桂华
个人行为受社会控制，政治行为、经济行为是这样，其他行为也同样如此，性行为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最主要行为之一，自然也不会例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社会控制，就会有什么样的个人性行为。社会控制有变，个人性行为的形式和内容或迟或早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何谓社会控制？
“社会控制是指一个社会的统治者，以社会组织体系为中介，运用社会规范以及与之相应的手段和方式，对社会成员（个人、群体、组织）的社会行为以及价值观念进行制导和约束，对各种社会关系进行调节和制约的行为，其目的是使社会按符合统治者利益的规则运转。”（方刚《中国多性伙伴个案调查》第12页，以下简称《调查》）人们的性行为，虽然隐秘不彰，却不是如表面上看来那样能够完全自主的，而是从来就受到严格的社会控制的。即以性对象来说，中国几千年传统社会，个人的性对象总是限定在封建礼法所规定的婚姻格局内，富豪显宦的妻妾成群自不用说，即便文人才子的青楼调笑、诗酒征逐也只是这一部分具特殊身份者的“边缘”性性行为，既为社会控制所包容，也为社会环境所允许。自1949年中国大陆废除了一夫多妻制以后，人们的性对象几乎毫无例外地限于个人所合法拥有的单一配偶。若有出格者，轻则名誉扫地为众人不齿，重则身败名裂，无法在社会秩序中正常的生存。很显然，这一时期倡导的严厉刻板的性道德、性禁忌，是与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