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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与胡适一致。周氏著名的说法是，“从现代胡适之先生的主张里面减去他所受到的西洋的影响，科学，哲学，文学以及思想各方面的，那便是公安派的思想和主张了”（第二讲）。因此，其结论也很明确，“今次的文学运动，其根本方向和明末的文学运动完全相同”（第五讲）。至于清代，按照周作人“中国文学始终是两种互相反对的力量起伏着”（第二讲）的文学史观，单从一言以蔽之曰的“清代文学的反动”之讲题，已足见其一无可取。
那么，如何对待与评价晚清蓬勃兴起的白话文浪潮呢？胡、周二人的见解也如出一辙。胡适批评其有两大缺点：一是区分“他们”与“我们”，把白话作为骨头，抛给下等社会民众吃，“我们”则照样“吃肉”，“做古文古诗”；二是认为：“这些人可以说是‘有意的主张白话’，但不可以说是‘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周作人在《新文学的源流》里完全接受了胡适的看法，强调晚清的《白话报》与《白话丛书》等“和现在的白话文不同，那不是白话文学”，因为“那时候的白话，是出自政治方面的需求，只是戊戌政变的余波之一，和后来的白话文可说是没有大关系的”（第五讲）。也即是说，在五四新文学作者的历史叙述中，已完全否定了晚清白话文与现代白话文衔接的可能性。
这一现代文学史叙述的线索，虽然中经胡适之为“反动文人”、周作人之为“汉奸文人”的政治波折，却未很受干扰，不过从学理上呈现为由影写胡适到发现周作人的转向。而相对于新文学史奠基者们坦承新诗的西方血脉、认可小说的中土源流，被认为在历史传衍上一度中断的现代散文，其来踪去脉也因此更值得学界认真追寻。
问题其实也可以直接表述为，被胡适与周作人一致省略掉的晚清，在现代散文的形成中真的无所作为吗？从新文学倡导者凸显其与旧传统断裂的决心与张扬“革命”的意义考虑，其跳跃式的历史寻踪有理由被视为一种远交近攻的策略。今日重新检点这一段历史，平心静气地续上缺失的链环，正是本书期望达到的目标。
简而言之，本书所着意彰显的是，晚清“文界革命”的发生、新名词的输入、报章文体的出现，以及拼音化与白话文运动的兴起、白话文（包括政论文与学术论文）的书写，对于五四“文学革命”、国语运动、现代文体意识，以及现代散文与论说文走向的意义。由此，从晚清到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文章观念与白话文变迁，作为一个整体，成为本书的考论对象。
为方便论说，本书的撰写采取了通论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并给予在现代文章形成中起了关键作用的报刊以特别的关注，内文之分编三辑即由此而来。
此书本为教育部“十五”规划中“晚清文学的兴替与新文学的建立”之课题，采用现在的书名，意在突出从语言变革到文章演化的论述主线。特此说明。
（夏晓虹、王枫主编《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从晚清到五四》，即将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刊行）
常芝青办报，要每个字都对人民负责
■ 刘永平
今年是担任过《抗战日报》（《晋绥日报》）《新华日报》《光明日报》《大公报》总编辑，并在《人民日报》作过副总编辑，在“文革”后创办《财贸战线》报的常芝青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以下三篇纪念文章，前两篇的作者已经故去，其中两篇是未曾发表过的旧稿，最后一篇是常先生之子于十八年前所写。这三篇文章透露出的这位老报人的精神境界与行为方式，应给今人，尤其是新闻界的同行们作一镜鉴。
编者
常芝青办报，要每个字都对人民负责
常芝青是我的舅舅，他已经去世十八年了。他为党办了一辈子报纸，他办报提出的要求是：每个字都要对人民负责。我们一同住在北京三十年，以前我常去看望他，但交谈的机会很少。每次去，他都在忙报纸的事。我早就想给他写点什么，可是不了解他的工作和思想。每次去他那里只有他问我几句话的时间，没有我和他交谈的时间。后来，他有空了，那是他在医院治病了，我去看他只想为他服点务，不想再提往事，让他着急或伤感。就这样我失去了了解他的宝贵时间，他也失去了让人了解的机会。一个在党的报业干得轰轰烈烈的报人，却默默无闻地离开了世间。他也没有留下自己的著述，因为他的可利用的时间都给了报纸，都去琢磨报纸上的字，就没有挤出时间去琢磨留下关于自己的字。
最近我看了新华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的《常芝青传》，才明白他天天和字打交道，就是要实现他自己提出的：办报“每个字都要对人民负责”。他办过《抗战日报》，任副总编辑、总编辑、1946年改为《晋绥日报》，任总编辑，后来又办《光明日报》《大公报》《人民日报》《前进报》《财贸战线》。他讲过多次办报方针，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每个字都要对人民负责”。他办的最出色的报要推《晋绥日报》。
《抗战日报》1942年创办，这年下半年常芝青就任报纸的总编辑，由于当时的报纸在鼓励根据地抗日军民的斗志和信心，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方面卓有成效，敌人怕报纸，经常逐门挨户搜查，并高价收买，规定每张《抗战日报》10元或两斗小米。报纸成了抗战强有力的武器。在创刊二周年时贺龙同志以《强有力武器》为题写道：“抗战日报犹如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一面旗帜，广布新民主主义光华，团结着晋西北的群众奋斗前进”。（《常芝青传》，新华出版社2003年3月版，第52页。以下引文只注页码）他把这话作为党的要求，总结经验，不断改进。
到了1946年7月1日，《抗战日报》更名为《晋绥日报》，常芝青在这天的社论《本报今后的任务》中说：“本报将一本初衷，无条件的为我全晋绥人民服务，晋绥人民的利益，就是本报的利益，晋绥人民的疾苦，就是本报的疾苦，使之真正成为人民的喉舌”。（第73页）什么是他说的“一本初衷”呢？在二十多年后他回顾历史时说：“办报要为人民服务，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这条办报宗旨，构成了常芝青新 常芝青先生（1911～1985） 闻观的核心。在以后数十年的新闻工作岗位上，他都始终坚持这一条。有了这个根本观念，他才会每个字都要为人民负责。为此，他们发动和主持了“反客里空”运动，创造和使用了“编者按”等新闻体例。经过十年办报的经验总结，他更明确了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办报；坚持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原则；报纸要充分反映人民的呼声和要求，树立与坚持新闻的真实性的原则；敢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第104页）
1947年9月以后的三个月中，《晋绥日报》在有关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的宣传中出现了包含“左”倾错误偏向的报道和编者按，1948年初，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为纠正这种“左”的偏向，发了一系列指示，常芝青组织报纸工作人员学习、总结经验教训，在《晋绥日报》上以编辑部的名义做了长篇检查。
1948年4月2日，毛泽东接见了《晋绥日报》的编辑人员，对他们的办报经验给予了充分地肯定和赞扬，也指出了不足之处；并系统地论述了党报的性质、任务以及办报路线、风格；指出编辑要向群众学习。（第100页）毛主席问了他们每个人的名字，诙谐地和他们谈话，（见《毛泽东选集》中《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当张子意同志介绍常芝青是《晋绥日报》的总编辑时，毛主席说：“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看来很有点学问，有点马列主义嘛！”
对人民负责就要为党培养人才，就要鼓励人才成长。要培养人才，善用人才，只有出以公心，才能做到这一点。曾任新华社驻巴黎首席记者的杨效农，工作上很有创造性，常芝青在工作中更多地督促他、严格地要求他。四十年后杨回忆往事说：“1942年夏秋之交，在小庙边的一棵树下交谈，他要我克服知识分子从旧社会带来的孤芳自赏、自命清高的缺点……要全心全意献身党的新闻事业……这是一次我毕生难忘的交心谈话。”后来，常芝青介绍他人了党。俗话说，处以公心用人才，处以私心用奴才。“文化大革命”中，有人说常芝青过去办报是靠一帮黑笔杆子，他反驳说：“没有笔杆子，怎么办报！”
为党选拔人才，是办好报纸的一个重要工作，人才是个培育、成长的过程。著名美术家李少言在五十年后的1994年5月5日忆起常芝青说：“我一生很幸运，遇上了两个关注我并影响了我一生的人，一位是贺龙同志，一位就是常芝青同志，他们都鼓励我搞创作，到西南《新华日报》后，芝青同志一再督促我搞创作。”
1949年12月10日他出任了《新华日报》的总编辑。从农村到城市（重庆），环境变了，工作重心变了，办报也要跟上变化。他及时总结经验，吸取其他城市报纸的优点。一年后他在总结工作时提出：“报纸存在的缺点是联系实际不够、联系群众不够、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够，并针对性的提出了改进措施。’’（第143页）
他注重开展通讯工作，充分发挥编辑人员的积极性，他率先向地方派出记者，建立记者站，抓住典型在报纸上开展讨论，他鼓励编采人员经常深入工厂、农村、街道，同群众打成一片，交知心朋友，深入采访，搞好调查研究。为培养干部，他把记者派往工厂兼职。1953年到四川长寿县委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的一位同志，13个月中写了大量的调查报告和情况反映，还写了二十多篇评论。培养年轻编辑记者，他既放手又认真。彭雨同志回忆说：“我从事编辑工作才两年多，让我写社论，未写过，很胆怯，他向我讲要点，我写出来他审改。第二天稿子拿来时，一篇千把字的文章，从头到尾改得密密麻麻，几乎全部是他重写的，但他却说，多写几篇。以后就有谱了。”
他在繁重的领导工作中，要分出很多精力去培养年青人。许川说：“他改稿很挑剔，是面对面、手把手地教。从标题到内容，每一词句、标点符号，都是他逐一挑剔的对象。”他审稿从方针、政策的宣传，到文字表达，甚至标点符号，无不精心推敲，有时改的多了，排字车间的同志啧有烦言。他让记者向工人解释清楚，他就是为了要对每个字都负责任。只他一个人力量小，要培养报社的更多编
晚年情更深
■ 沈世鸣
芝青同志是新闻界很有影响的一位老前辈，是我心目中十分尊敬的一位老领导。1949年他率领我们《晋绥日报》和《晋南日报》的一批同志从吕梁山来到重庆，复办《新华日报》。芝青同志任社长，他那忠诚党的新闻事业，对工作孜孜不倦，待人心地坦然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1954年西南行政区撤销，《新华日报》停刊，芝青同志调北京任职，我调《重庆日报》工作，虽然相距九千里，每次出差到北京，总要去看看老人，特别是在芝青同志的晚年，情谊更深了。芝青同志比我大二三十岁，他却把我这个晚辈称作他的“老战友”，常常来往“说说心里话”。至今，我还珍藏着老人的几封亲笔信。这些信大多是在病中写的，有的寄自广东从化疗养院，有的寄自北京的医院。这是从一桩冤案引起的。
1979年初春的一天，一个从川北来的“农民”，拿着芝青同志的信找我，一见面就说：“你还认得我吗？”我仔细打量着来人，这不是我们《新华日报》印刷厂的老厂长王宝珊吗？三十多年不见，样子完全变了，只有眉宇间那种倔强劲还没有变。王宝珊出身在一个革命家庭，战争年代，曾掩护过我们很多同志。王宝珊十几岁便到《晋绥日报》印刷厂当工人，南下以后，当了重庆《新华日报》印刷厂厂长。当时工厂的工作搞得很活跃，除印报纸还承接了土地证等很多印刷任务。但“三反”一来，王宝珊突然成了“大老虎”，判处无期徒刑，被捕入狱，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爱人离了婚，两个孩子一个送了人，一个过早地夭折了……好不容易熬到“提前”释放，王宝珊出狱后和一个农村妇女结了婚，便落户在妻子的家乡——四川开江县一个偏僻的山村，已有三个孩子，生活过得十分凄苦，据说夫妻两人只有一条像样的裤子，丈夫穿去后，妻子便出不了门……
我打开芝青同志的信，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