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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是的。美国人曾提出了一个接替E…3预警机的方案，叫作“游泳池方案”。它就采用四面相控阵天线。就像围了一个边长20多米的“游泳池”，搬到波音747上，探测距离更远。当时炒得很热，后来因为项目太昂贵而下马。我们要利用相控阵实现全方位扫描，一方面，相控阵天线随着扫描角度增大性能会恶化，所以，一个天线阵面扫描角度不能过大；另一方面，如果把一个天线阵面负责扫描的角度尽量减少。就需更多布置几块阵面，才能覆盖全方位，这样，每块天线的尺寸就不可能很大，这对于争取更远的作用距离非常不利。综合这两方面的考虑。我们当时提出了三面阵的方案，每个阵面左右扫描各60度。由于利用相控阵实现宽角扫描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当时在雷达界，能不能这样做是有争议的。
何：随后中以的合作过程并不顺利，是不是也对我国的预警机发展造成了很大影响？
王：那是我们从事预警机研制的第二道坎。当时。我们的各项工作已经展开，到了1999年，飞机改装已经由俄罗斯完成，上面带了一个大圆盘（雷达天线），从俄罗斯飞到以色列准备开始加装电子设备，这时候被美国的卫星侦测到了。克林顿总统马上找到以色列，要求以色列中止跟我们的合作，以色列开始还犹豫不决，因为他们要赚钱，所以也没理会美国。美国最后施压，说如果以色列继续与中国合作，将停止每年对以的军援。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提出要求中止合同。我们的态度很坚决。指责以色列单方撕毁合约。以色列又跟我们高层人士多方接触，总算达成协议，在赔偿经济损失后解除合同。跟以色列合作的中止，推迟了我们国内装备预警机的时间，但是加快了国内自主研制的步伐。
何：那我们不是更要从头干起了吗？
王：没有。在和以色列的合作中，我们学习到了很多有益的经验，比如对规范的尊重。
预警机的雷达上有上千个T／R组件，这是有源相控阵雷达的核心组件，在同以色列合作的过程中自己制造。以前，我们造电子产品很简便，很多时候手工作坊的痕迹很重，好像拿个烙铁焊几下就成了。但因为没有工艺规范，从张三换成李四就不一定能做出来；即使第一个做出来了，第二个就不一定做出来以色列方面当时对我们的要求之严，可以称之为“吹毛求疵”，比如一个盒子一个角都明确做出尺寸和公差要求来，要求照这个规范做。而过去我们从来没有这样要求过，图纸上写成倒角就行了，工艺师傅就照此做，不合要求再调整。所以，一开始很费周折，工人师傅们都非常生气，私底下骂我们是“卖国贼”，说为什么要迁就以色列人，结果我们做好了交给对方，以色列认为我们没有达到要求，退了回来，说必须按照他们的要求做这回我们严格按照以方的要求重新做出来后，一检验就通过，不用调。于是大家就理解了以色列人的做法，也非常服气通过这次跟以色列合作后我们有了经验，知道批量生产该怎么搞，做一个成一个，以后质量稳定了，也省掉了很多维修的麻烦。
做复合材料的天线罩时我们也借鉴了这种方法，控制了质量。当时我们这些人好像是“乌合之众”，几百个人就在那切材料，没有规范做指导，以色列人每天“骂”我们因为天线罩中的玻璃钢是必须要靠人工做前期加工的，人工操作也要有规范，要跟机器人一样，不能随意而为，经过那一段时间的改造后，现在完全规范了，质量得到了保证。另外当时我们连无尘厂房都没有，现在环境也改善了。可以在超净的环境下生产。
跟以色列人合作不但提高了我们的工艺水平，在技术上对我们也有帮助。当时雷达界还是按照常规思维来做，没有用上网络，而以色列在二十世纪90代初就用上了网络技术，完全网络化。他们当时提出的基于网络和总线的雷达结构我认为是非常好的。我们通过引进学习了技术，对预警机立项很有帮助，加快了研制周期。因为我们在同以色列合作期间，坚持了不只是买东西，而是着眼于同步研制。实际上我们没想到以色列后来会撕毁合同，只是想先跟着学，最后肯定要我们自己做。
何：和以色列解除合同后，我们的预警机是不是又要面临新的抉择？
王：当时，俄罗斯有过些想法，说你们现在有技术基础了，我跟你联合改进A…50，当时形势很紧张，俄罗斯还提出了先借我们4架预警机用，后面再联合改进。条件看上去确实很诱人，马上就能拿到4架预警机。而事实上俄罗斯根本不相信我们自己能研制出预警机。
当时情况比较紧张，因为需要更快地拿出装备，如果按照科研程序，我们自主研制的科研样机都没做出来，科研样机做出来后还要做出正样机，根据正样机的情况才能决定是否形成装备，按常规说至少还要十年时间。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当时我们提出自行研制，确实得不到大多数人的理解。
但这个时候必须破釜沉舟，通过与以色列的合作，我们也学到了技术，我们又有十年的预研基础，懂得了自行设计。我认为我们电子系统的样机也已基本做出来了。而且当时还有一个有利的地方，就是在以色列单方面中止合同后，我们已经有了一套自行设计的电子设备样机。在这种情况下，关键的问题是决策我们自己做不做，当时的意见极度分歧。
从我国最高层来看，国家领导人也多次强调“工业部门一定要争口气，否则总是被别人卡脖子”，因此，我们研制预警机的队伍内部管预警机叫做“争气机”，请求国家给我们争气的机会，保证能做出来最后各部门终于协调好，同意我们自己研制预警机。
到了第二年，我们的科研地面样机就全面做好了，又过了一年，样机就飞上了天，当时军委领导看了后说：“没想到你们做得这么快，在我这次来之前，我虽然给江主席打了报告，心里却还在打鼓，现在我看到落实了。”这样，样机做出来后，关于预警机后面的发展，大家的意见就非常统一了
何：在做样机的过程中，除了前面提到的最大天线罩、宽角扫描，在技术上还有哪些难点？
王：预警机上要把很多技术集成起来，也是非常难的首先就是电磁兼容性，把这么多电子设备集成在个飞机上，完全是我们自己摸索出来的，而且我们当时国内立项以后，所加装的电子设备比中以合作期间的要多。还有软件，原先是由很多家编的，计算机、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五花八门，要把这些异构的软件集成在一架预警机上，我们的确没有经验，后来我们做了一个叫操作系统扩展的中间件，为不同体制的软件互通搭了桥，大家都能在预警机上跑起来，并且很协调，这是很了不起的。
还有信息融合，因为预警机上天不是独立的，它还是一个指挥所，要带战斗机上去，每架战斗机上都有雷达，地面也有好多雷达。如果出现一架敌机，五架飞机看见它就是五个坐标，都报告给预警机，预警机就得综合，判断到底是多架还是一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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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指挥所，通信就很重要。过去用短波电台，可以传很远，但带宽很窄，还容易丢失数据，现在大量用超短波，但超短波通信跟雷达一样，是直线传播，受视距限制，必须放得很高。现在有了预警机以后，在增加雷达高度的同时也增加了通信的高度，扩展了通信的距离，就可以把战场上整个通信全部联通好，所以预警机是战场上的一个重要枢纽。最先把数据链用得好的还是预警机，因为预警机用了数据链以后，才真正能够把战斗机和指挥所也使用数据链带动起来。
相控阵体制虽然先进，对多批次、太范围、远距离目标探测效果好，跟踪快，但也有一些先天不足，比如由于波束扫描到大角度上性能变差，天线副瓣不容易做低，往下看时，反杂波能力不如传统天线，对付单个目标不如后者，在强杂波、山区里面就有些地方好，有些地方不行，并且对于一个天线阵面来说，在法向上看是面积是最大的，但波束转了60度时，有效面积就只有一半了，性能自然差一些。
在开发预警机的过程中，我们最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不能选择飞机，只能用外国人的但你用哪个飞机，哪个飞机就卡我们现在俄罗斯看我们做出预警机了，他不想卖伊尔…76了，这不卖不要紧，“逼”得我们在小一些并且是我们自己生产的飞机上面也能做到这种性能，我们利用自身的特点，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做出了有自己特色的预警机。
何：现在我国已经开始了大飞机项目，是否能解决这个问题？
王：大飞机做出来之后，当然会给我们提供平台。可以说是国家帮我们解决了首要问题，我认为我们有能力和实力研制大型运输机和大型客机，大客可以全球采购，能很快做出来，但难点是要拿适航证，国外会在这方面设置很高的门槛，等我们做出样机后，他又提出一两项新东西，标准和要求又变了我们研制大飞机的关键是要坚持下去，像我们做预警机做了十年，差点下马，最终坚持下去了 只要国家支持，坚持下去肯定没问题。
何：您在前面曾提过，从科研样机到研制成功至少要十年时间，我们显然打破了这个常规。
王：我们的预警机设计人员玩了命地干，连续五年没过过一个春节，都是在试验场和部队度过的。大家一天当作两天用没有这种精神干不出来预警机，而且，在当时的国际和周边形势下，我们立了项就必须按期交付部队。
何：真是“功夫不自苦心人” 我国预警机除了相控阵雷达等方面，还有哪些先进之处？
王：网络化体系结构是另一可圈可点之处，过去我们的雷达都是串行的，现在变成网络化以后我们就很好做了。另外我们的结构是开放式的。过去你计划用一个计算机去做，等五年后产品定型时已很落后了，该型计算机已买不着了。现在我们的结构是开放的，计算机可以随时更新，可以通用了。
我们的电子设备，从配置上说，是非常齐全的，国际上还没有一种型号有我们的齐全。另外，从体制上说，几乎每一种电子系统的体制都是处于世界上现役预警机里的先进水平。
但我们也不能盲目自大。虽然美国预警机归纳起来只有海军型和空军型两种，但他们的能力和技术水平还是很高，有技术潜力可挖，我们从技术能力和水平上都不如人家。美国人现在也应该可以做成我们这样，只不过他们觉得现在的预警机已经够用了，觉得没必要跟着别人不断更新，投入不必要的成本，这样，我们就后来者居上了。
何：这次国庆阅兵，大家看到了两种预警机飞过天安门，是否说明我国在预警机的发展方面有着系统、长远的考虑？
王：是这样的。第一个型号做出来后，后面的各种机型也都能做出来了。我们现在的预警机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系列。中国人很聪明，各种各样的东西都能做出来。我认为只要原理通了，总能做得出来，只是好一点差一点、快一点慢一点的事情。我们现在做预警机的点子很多，大家也对我们充满了信心。
何：那您能对未来的预警机作一下展望吗？
王：下一步我们研制预警机准备向小型化、网络化、多功能化、使用方便、价格便宜方面发展，尤其是成本方面。从发展来看。以后的预警机会越来越便宜。第一代预警机我们做的就是大哥大，个头大，就像早期少数有钱人的手提电话。今后预警机做的也会同现在的手机一样。买起来不算什么。第一次做的几架预警机花了几十亿。现在预警机十几亿就可以做出来了，以后一两亿就可以做一架。过去做预警机要惊动国家领导人，现在部门领导知道就行了，以后连部门领导都不用知道。就像造桥，当初造南京长江大桥的时候惊动了主席和总理，现在，一个地级市就可以造，造的比南京长江大桥还好。因为现在我们的设计基础和设计方法相比以前都有很大的改善。
另外，我们国土这么大，对预警机的需求量很大，各种各样专用的我们都可以按需来做，同时考虑柔性的设计。就像汽车一样，每年都在求变，同一型号产品08款和09款差距很大。我们的预警机也一样，每两年一款，都有新东西在上面。我们有信心比美国人做得好。
何：预警机要实现小型化，有哪些方法？
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