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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丰富与芜杂，随着阅读者（审美主体）文化层次的提高和对审美客体（特指文学作品）要求苛严，单一主题或过分鲜明的主题，是不能满足的，甚至是倒胃口的。正像他们不只是需要一种人物、一个故事、一段生活（阅历）、一则信息、一份情感……他们也不只是需要“一条思想”。思想丰富，才能人物饱满或事件深化，大概都能公认。而要做到这一点，最具有“群众力量”，是作品里每一个句子每一个句子，每一个词每一个词。只有这么多“群众”，这么多兵兵卒卒一起活动、生动起来，一起富有思想的光彩，那就组织成宏大的威力强盛的理性方阵。而这种理性，又因为是在具有诗质、哲理、灵悟的叙述描写的短句、语词里蕴含和闪现，便能让阅读者不至于造成理性的枯燥和“强迫式接受武装”。譬如短篇《村邻》，意在完成揭示一种不健康的生存氛围，完成扑灭封建主义死灰的复燃，但这个主题，全篇“不见”，无一鲜明，却又处处“探头探脑”，力求多方位多层次“全面式”完成。于是我在作品里写了两个夜晚。一个写道：“……可以认为那个晚上夜猫子也全部眼睛失明，世界就让这些云搞糟了搞死掉了，世界什么动静也没有。那天晚上我们筷子桥乡下，就人人都生了点小病，都像喝了四两酒，脑壳晕晕乎乎，心境不清明，人人软塌塌，人人没力气，人人喜欢床和枕头和伸手可及的尿壶和臊臭很近的马桶。”另一个写道：“路，穿凿黑夜。黑夜铺开辽阔，完成遥远。遥远的地方，有一只鸟水淋淋叫着，叫得晓风欲替不替的夜风，颤颤的呜呜的。更遥远的地方，应该有一匹兽，它叫得苍老、荒凉、野性、尖厉，就是没有传说中的凶恶。这一对老少爷们，依然是那样悄悄那样默默，依然走着走着。偶然或者忽然，他们想象和变幻着那只鸟那匹兽。”在这两个例子里，直观是语言完成场景描写，完成哲理蕴藏量和象征构建，但它们的总功能是完成全篇“思想库”的建设。《村邻》不过五千来字，若想思想深厚深刻，不努力苛求貌似叙述事件、推举人物的语言，一句一句都“存心”达到和完成（思想库），就一定很难或根本不可能。
三、“从语言出发”写成的作品，具有各自新鲜的叙述基调和良好的结构框架。当代文学作品“叙述基调”越来越显得位置重要，至于结构，那是谋篇的成败关键。我为这两件事，有段时间弄得焦头烂额、苦不堪言，甚至东方拜师西方求教。后来依然出路渺茫，也就疲惫了热情渐退了。写作品，依然走自己的“写好每一句”的路子，依然经营“锻炼语言”的勾当。这样我又发表了一批或有上帝（读者）、批评家褒扬鼓励或引起文坛争鸣的作品。我反顾了一下总结了一下，认为这种鼓励里，含着我的文学追求：叙述基调多变不统一，结构也就百花齐放、新奇诡秘。这种实践，使我弄明了这样的逻辑：语言确定叙述基调，而各种叙述基调自自然然蕴含结构形式。我在《路是遥遥山是高》的开头写道：“严格地讲，沈举高住在村东头。不知为什么，他妻子方茹总在村西头。”还是《路是遥遥山是高》：“沈举高忽然变成了一匹骡子。”“有一天，他万水千山回到了家。他不见了，方茹找遍了才找着：他在骡棚里，挨着那匹银灰骡子酣睡着。妻好不容易把他扶进了房里，天快亮时，方茹又到骡里拉起了他。”“方茹走到了宋金龙的山楂园，山楂一分钟蹿高了一尺苗子，又一分钟开出铺天盖地的花，又一分钟结下了一万担通红通红的果实。走到了言天豹的坟山，坟山长着长着，比浮山还高。那里不仅有洋钱元宝，还有古石器古铜器古陶器……她走到母猪河边，哈，公路桥已经架起来了……就在这时候，她恰恰没看见公路桥在断裂。轰隆，她和桥一起摔进深不见底、滚滚滔滔的母猪河里了……”全书到处以这种诡秘、亦真亦幻，虚实难捕的语词语句建构，便很自然形成“短章”“小段落”、“急速句式”，形成跳跳跃跃“闪烁其辞”的距离时间和空白空间的行文，这一种叙述基调就完成了这一种结构。而像：“早晨，鹅湖水微皱着。轻淡的绿色的鹅湖风，吻起谁家第一张白帆。湖圩里特有的饱含水分的晨雾，从港湾高高的桅杆上，水淋淋往下滑溜。”（《鹅湖水妹子》）；象“八月的湖湾，喷香喷香。莲蓬的清馨，菱米的嫩味，鲫鱼鳃口溜出的鲜气……把湖水酿成了美酒。几片白云掉进酒里，醉成红艳艳的早霞。一群轻盈敏捷的鱼翠鸟，帘珠般‘挂’在垂柳枝上。临水人家的浓浓炊烟和湖面上淡淡的晨雾，裹在一竿竿竹篙上……“（《天鹅》）等，一下子就确定了诗化语词的基础，它们的基调便是在明丽、细致、准确的描写中完成，其结构顺时空处理，又不见“原态时间”痕迹，一种画面复画面的组接，同样完成“自然式结构”。至于《一个人或者两则故事》用特定的语言造成冷郁的笔调和解散时空的效益。更是不必匠心，结构就如同叙述本身在不知不觉形成。
四、“从语言出发”，便是实实在在追求作品的品位、质地。显而易见，有这种写作认识的作品，大抵会刷新语境面貌。语词、语句，频繁出现多方位的张力（亦即对读者的善意“侵略”），出现诗质美音乐美绘画美。这些都是医治“打瞌睡文学”的良方。一个一个“老词”，一句一句套话，一定是读者的一条一条瞌睡虫。，如何让读者忽然惊觉忽然刮目相看呢？这可以不必征询别人，作者完全可以问问自己。我有时翻翻昔日手稿，看看自己的修改，很有感慨。我是很喜欢写湖的，但在有一篇初稿里，却用着很平板、呆滞、老实的文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写着暴风雨诞生前沉闷的湖，我读着我的这种真正没有自谦意味的拙作，实在是味如嚼蜡，觉得“获取审美愉悦”完全成了奢谈。我明白了，一旦思想失去任何想象与拓展，它一定会把读者“尊重”成木雕泥塑。我于是就作了重写，把它变成如下文字：“应该是春末，平湖和长天都在预谋。鹭鸶们一准记得，它们很饿，它们就是不想动。翅膀扇不开，望穿深水的贼眼，眯眯的，鹭鸶们呼噜很响地打着瞌睡。堤边的竹节草，稠稠粘着浮游生物，它们过于安静，它们就轰轰烈烈死亡。湖水是沉甸甸固体，牢牢地镶进一大块凹地里，湖水绝无波纹，绝无流淌，湖水默哀记忆中的力量。天空有几条一动不动的带状云，它们或者排列或者交叉，天空贴着封条。天空也是悬得很高的一颗闷胡芦，闷闷闷，天空独一无二的属性。”物理世界的背反，有时正好是感情世界的真实。这样一段描写，既符合作品主人公当时的心境与“眼界”，也随着作品页码翻动而翻开读者疲倦的眼皮。你要想让读者买你的账，你就要体察人类的喜新厌旧本能，就要力求不为晦涩的陌生化。常常说“出新”，很可能刻意谋求不得，如此“出发”就成。在另一篇题为《无花的碧血》修改稿里，一下笔，谋篇的主意就很明确，是想写得不同凡响，一鸣惊人，因为这本来就是一篇一方面反对蒋介石第三次围剿、一方面反对张国焘捕杀革命战士的重大题材。我虽然把这一题材，一开头就推上火线，却写来写去，感到“老式”和叙述得板板实实无灵气。于是我还是从语言上开刀自诊，设法开笔就能让语言创造出不平常色彩和音响。我终于这样完成了文章的第一小节：“太阳击碎了，销毁了，光亮和光明只从通红灼热的枪口产生。蓝天变成老太婆灰围裙那号色气的东西。蓝天烧糊掉了。泥土会叫喊，会飞旋，会变成雨和风……”谈了这么多“从语言出发”，谈了语言出思想、出人物形象、出作品风格、出叙述基调和结构、出美文，
我不知道这样重视、强调语言的“品位”和“资格”，是不是符合写作研究的“一般规律”？因为“一般规律”在评价、剖析文本时，都是：“最后……谈谈语言问题。”而我只能用自身创作实践和艺术追求的真诚良心发言：语言，实在不是“最后一个问题”，只要是稍稍广义性地开放型地理解语言尊重语言，就能公允地承认——这不是个最后问题，这是执牛耳问题。
因为，一切真正的文学作品，说到底，就是语言艺术。
附记一：本文所引用的文字，分别出于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青年佳作》、人民文学出版社的《１９８９短篇小说选》、《飞天》、《星火》、《长江文艺》、《山野文学》、《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福建文学》、山东文艺出版社等杂志、出版物的作者自身作品。附记二：为了强调立论，辩护观点，有时可能无意美化了引文，这是一种两难，祈请读者体谅。
有人说，编辑是愚人的事业。终年辛辛苦苦、忙忙碌碌，不过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不论你有多么高明，未必不是在别人的创造性劳动之后修修补补；从事辅助性劳动。这种说法也有对的一面，编辑的确是为他人作嫁的服务性工作，既服务于作者，也服务于读者。然而编辑是智者的事业，从选题构想时高瞻远瞩的目光，到文稿的审校、甄别和勘误，以及图书的装帧设计，包装宣传，市场营运等等，无一不是智慧的闪烁；编辑工作特别需要创造思维，绝不只是简单的修修补补的重复劳动；处在知识爆炸时代的当今，当一个好编辑绝对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为读者提供精美的精神食粮——图书，是我们出版工作者不懈的追求。每一本书，都是编辑智慧和劳动的结晶；每一个选题，都要经过反复推敲，千锤百炼，有时甚至经过长达十几年时间的磨砺。《节日朗诵诗》一书，在16年之后修订再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期，湖北少儿出版社挂牌成立，也是我跨进出版工作者行列，万事起头难的岁月。当时的客观现实是，我们文艺编辑辛辛苦苦组织来的文稿，成书后大多销售寥落，特别是儿童诗歌，即使是名家的作品，全国的征订数也只有300—500册。社领导向我们亮起黄牌：文艺室出的书越多，赔得越多，我的压力越大。言下之意是：文艺室少出书，他的压力就小些；如果不出书，就没有压力。当时听了这话不很舒服，到后来自己当了副总编，才完全理解领导的苦衷。本来嘛，出一本赔一本的钱，谁受得了？当时我初来乍到，是儿童文学编辑的新兵，但把繁荣儿童文学创作和发展儿童文学理论事业，当作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我们既不愿放弃儿童文学的阵地，又不愿意让出版社蒙受损失，就冥思苦索，想寻一条新路。
按当时的惯例，儿童文学的出版就是在全省、全国范围内物色优秀作家，把他们的作品汇集成书，合集的内容相对要丰富得多，表现手法也各不相同，且信息量更大一些。可是到全国征订，数目仍然较低，甚至不能保本。我们从中小学学生的需要出发，给选题定位。孩子们在班会队会、假日集会、节日庆祝的时候，往往会出几个节目助兴，诗歌朗诵是最受欢迎的形式之一。我们决定编辑出版一本大型的诗歌集。经过调查读者，调查市场，走访新华书店的销售经理和营业员，我们把这部书的书名定为《节日朗诵诗》。
于是，我们大动干戈，不仅在本省的和中央的报刊刊登《征文启事》，还发出200多封热情洋溢的征稿信函，大张旗鼓地征集节日朗诵诗。在诗歌类图书销售不景气的情况下，主动向全国知名的诗人、作家约稿，恳请他们创作孩子喜闻乐见的朗诵诗；也邀请教师创作，因为他们最了解孩子们的需求；特别注意征集学生中的“小诗人”创作的朗诵诗。诗人们的创作热情受到极大的激发，稿件像雪片一样飞来，在半年的时间内，我们收到来自全国各地数千首诗歌。
经过一年的努力，我为出版社编辑了一本比较畅销的书，首次全国征订数目达5000多册，其后连续5年重印，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此书受到广大师生和家长的欢迎，并在全国和省内多次获奖。更重要的是，从这本书的磨砺过程中，我得到了多方面的收益。首先我结识了几乎遍及全国的诗歌作者，这是从事出版工作最大的财富；从此，我开始探索出版“两个效益”并重的图书之道；我深刻地认识到：一个好的书名对于图书的至关重要，比如《某某诗歌集》不如《节日朗诵诗》，《某某儿童短篇小说》不如《两分钟儿童生活故事》。是商品，没有不在包装上大做文章的，何况是传播文化的图书呢！
一眨眼，十几年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