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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下册)-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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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部引人注目的书是《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一朝史实的《太祖实录》在建文年间已经修成。但朱棣以为这部实录不利于自己的统治,于是又命人重修。重修之后,朱棣仍然不满意,又命三修。三修实录历时七年之久才完成,这时朱棣才说:“庶几稍副朕心。”重修实录无非是想掩盖历史事实,说明自己做皇帝的合理性。与此同时,朱棣将有关建文的史籍一概禁毁,于自己不利者则片纸不留。
  在掩盖历史事实的同时,朱棣更懂得从思想意识上进行统治的重要,为此,他进一步强调程朱理学为学术正统。朱棣派人编辑的《五经四书大全》,其目的就是为了宣扬程朱理学,用以控制士人的思想。朱元璋与朱棣的文化专制政策,对后世的影响至为恶劣,至为深远。而朱棣在这方面的活动较其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开边朱棣继承了朱元璋的政策,对北方故元势力怀柔与武力兼施。朱棣曾说:“朕为天下主,覆载之内,但有贤才,用之不弃。近世胡元,分别彼此,柄用蒙古、鞑靼人而外汉人、南人,以至灭亡,岂非明鉴!”因此,在朱棣的军队中有不少“鞑官”和“鞑军”,这些人在靖难之役中为他效了力。他即位后,更以优厚的待遇给予归服的蒙古军民,除根据原有官爵授予官衔外,还赐予衣、钞、牛羊、孽畜。有愿居京师者,还给以居第及日用什器。在蒙古族聚居地,凡归顺的,也如内地设置卫所。这些卫所以当地酋长为首领,给予都督、副都督、都指挥等官衔,管理当地政务,朝廷则不加干涉,因而这些卫所被称为羁縻卫所。羁縻卫所的首领定期入塞朝贡。他们带来马驼牛羊,而朝廷赐予锦缎丝绢,多余部分可以在市场上出售。因此,这种朝贡不仅表现出一种政治上的隶属关系,而且实际上是一种贸易形式。在交往中,朱棣主张“厚往薄来”,即赏赐给予要厚,不吝金钱财物;所取要薄,不要失远人之心。这些政策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永乐初,故元势力相互混战,已分为瓦剌、鞑靼和兀良哈三部。名义上的可汗本雅失里和鞑靼太师阿鲁台野心甚大,想统一全蒙古并与明朝抗衡。永乐七年(1409)二月,朱棣派使节赴鞑靼,要求“相与和好,朕主中国,可汗主朔漠,彼此永远相安无事。岂不美哉!”不料,使节被杀,朱棣大怒,声称“逆命者歼除之”。当年七月,朱棣派淇国公丘福为征虏大将军,率师十万征讨鞑靼。但由于明朝对鞑靼的力量估计不足,再加上指挥失当,十万人马竟在胪朐河全军覆没。高傲的大明皇帝为保住尊严,只好亲征了。
  永乐八年(1410)二月,朱棣率五十万大军深入漠北,亲征鞑靼,在斡难河畔大破本雅失里军,本雅失里仅以七骑逃遁。明军又击破阿鲁台军于兴安岭。阿鲁台部众溃散,阿携家属远遁,明军大获全胜。后来,阿鲁台降顺,朱棣封其为和宁王。在此之前,朱棣已封瓦剌首领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勃罗为安乐王。但瓦剌势力不断强大,不仅阻遏明朝到西北的通道,而且企图控制鞑靼。朱棣不允许北方出现强大势力,于永乐十二年(1414)再度出塞,亲征瓦剌。这一仗,明军以五十万之众对付约三万人的瓦剌军,却打得异常艰苦,明军虽胜,而双方杀伤相当。第二年,瓦剌马哈木等遣使向明朝谢罪,恢复了对明朝的朝贡关系。
  永乐二十年(1422)到二十二年,朱棣又三次率师出征漠北,但所获甚微。其后,又两次征鞑靼,均未见效。就在最后一次北征回京途中病死。五次北征虽然使故元势力受到打击,但是除了阿鲁台、马哈木这些人接受了明朝的封号外,故元宗室始终未对明朝表示臣服。
  在西北,永乐年间也建立了众多羁縻卫所,其中以哈密卫的建立意义最为重大。哈密地处西北要冲。朱棣先后封其首领为忠顺王、忠义王,颁给金印,建筑王城,置官一如朱姓亲王。哈密卫的政务由朝廷直接控制。哈密则以“诸番领袖”的地位,为朝廷“译诸番贡表,侦察向背”。明朝对哈密的控制,对钳制蒙古也起了一定作用。
  在东北地区,居住着以女真族为主的众多民族。元朝曾在这里设立辽阳行省。朱棣特别关心这一地区的情况,在北征中,他曾详细询问当地风土山川。永乐元年(1403),朱棣派人到地处黑龙江下游的奴儿干地方招抚诸部落。奴儿干地方在元朝先后归辽阳行省的开元路和水达达路管辖。永乐二年(1404),朱棣下令在这里建立奴儿干卫,永乐七年(1409)闰四月,又设立了奴儿干都指挥使司,任命内地官员康旺为都指挥使同知,王肇舟为都指挥佥事,并派钦差内官亦失哈同往就任。永乐年间,朱棣多次派亦失哈等到奴儿干地方视察。永乐十一年(1413)亦失哈在特林地方的江边上修建了永宁寺,供奉观音、佛像,并立碑为记。《永宁寺碑记》载奴儿干都司建立的经过,和明朝对当地管理的情况。亦失哈宣示朝廷旨意,并“赐男妇以衣服、器用,给以谷米,宴以酒食”,所至受到当地百姓的欢迎。奴儿干都司的统辖范围极广,西起黑龙江上游的斡难河卫(今鄂嫩河流域),东到黑龙江下游的囊哈儿卫(今库页岛西岸北部郎格里地方),北起古里河卫(今精奇里江上源支流吉柳伊河),南至建州卫(先在今绥前河流域,后迁至辽宁苏子河上游)。明初所建卫共二百个。这些卫所的官员大都由本地酋长担任,而且是世袭的,但他们的任命、袭职、升迁、罢黜都要由明廷决定,由朝廷颁给诰敕、印信,作为凭证。各级官员要按规定定期到京师朝贡,朝廷根据官员等级给予不同待遇和赏赐。各卫所必须听从朝廷的调遣,执行明朝的法律政令;各卫所之间如果发生纠纷,必须听从朝廷的处理;各卫所若要迁居,也要经朝廷批准。在东北地区,为了保证使节朝贡往返和文书传递,在各交通要道上都设有交通驿站。这些驿站的建置,保证了明朝对奴儿干地区管理的有效实施。永乐三年(1405),明朝在广宁、开原等地开设了马市,各种土特产品均可在市上贸易。马市的开设促进了各民族人民间的经济交流,有利于东北地区的开发建设。
  明朝把青海、西藏一带称作西番。在这里居住的藏族信仰佛教,宗教领袖亦即行政长官。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沿元旧制,尊礼当地宗教首领,并在西番地区设立了许多羁縻卫所。朱棣即位后,曾派司礼少监侯显、僧智光赴西藏。番僧哈立麻也来到南京朝贡。朱棣派驸马都尉前往迎接,并亲自接见于奉天殿,又在华盖殿设宴款待哈立麻,给予大量赏赐。朱棣请哈立麻在南京灵谷寺大斋七日,为朱元璋和马皇后祝福。不久,朱棣封哈立麻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存佛”,命其统领天下释教,同时赐给诰印、金银、彩币、法器、鞍马,其徒也被封为大国师。永乐六年(1408),哈立麻归藏,朱棣又命中官护行。朱棣还敕封许多番僧以王号,如大乘法王、大慈法王、阐化王、赞善王、护教王、辅教王等等。朱棣还命阐化、护教、赞善等王和川藏诸族修通了雅川(今四川雅安)至乌斯藏的驿路,沿途设立了驿站。从此,朝廷与西藏地方“使臣往还,数万里无虞寇盗矣”。这些做法,对西藏地区的管理有所加强,但朱棣所封番僧过多过滥,也有流弊:“其徒交错于道,外扰邮传,内耗大宫,公私骚然。”
  永乐初年,贵州地方思州宣慰使田仁智之子田琛、思南宣慰使田茂安之子田宗鼎分别承袭了宣慰使的职位,因争夺沙坑之地,互动刀兵,当地百姓深受其害。朱棣派行人蒋廷瓒前去调查此事。田琛随蒋廷瓒入京辩白。朱棣劝他守土安疆。田琛回去后,仍不思悔改,于是朱棣派镇远侯顾成率校卫将二人秘密抓获,逮至京师处斩。为了安定贵州地方,朱棣下令将思州宣慰使司改为思州府,思南宣慰使司改为思南府,并设立了贵州布政使司,辖一司六府十五卫和若干千户所。贵州布政司的建立,对西南地区的开发起了促进作用。
  第三节长驾远驭迁都北京明初朱元璋定都于南京,以开封为北京,以临濠(今安徽凤阳)为中都。但朱元璋早有将国都北迁之意,他曾派太子朱标巡视河洛和关中,朱标返回后不久病死。这时朱元璋也已年老,迁都之事暂时搁置。
  朱棣起于北平。他在登上帝位后立即宣布以北平为北京,并在北京设立行在六部。永乐四年(1406),诏建北京宫殿。永乐七年后,朱棣多次北巡,长期住在北京,而以太子监国南京,天下奏章都要送往北京行在所。这时北京已成为实际的政治中心。永乐十四年,又下令营建北京宫殿,到永乐十八年,北京宫殿落成。这年九月,朱棣下令以北京为京师,正式迁都北京。朱棣迁都北京时,曾遭到不少人的反对。永乐十九年,新建成的北京奉天殿等三大殿毁于大火,朱棣下诏求言。群臣再次提出了不该迁都的问题。朱棣震怒,将主事萧仪下狱瘐死。朱棣说:“北平之迁,我与大臣密计,数月后而行,彼书生之见,乌足达英雄之略哉!”
  什么是朱棣的英雄之略?当时,朱棣已将镇守边塞的宁王、谷王内迁,并将处于北京东北的大宁都指挥使司南迁至保定,山西行都司的一些卫所也迁到北京以南,因而北部边防空虚,北京直接面临前线,许多人据此认为朱棣迁都北京是为了抵御蒙古人的南下。其实,朱棣另有目标,永乐十四年六部都察院给朱棣上的一道奏疏中,清楚地道出了朱棣迁都的本意:(一)北京是朱棣的“龙兴之地”;(二)北京“山川形胜,足以控四夷,制天下”。永乐十八年朱棣颁布的迁都诏更明确提出要“君主华夷”,而北京“实为都会”。因此,朱棣的迁都北京(即元大都),其目的主要在于“君主华夷”、“控四夷,制天下”。
  大都曾作为元朝的首都将近百年。历史上中原政权为北方少数民族困扰的局面在元朝不复存在。元朝建立的是一个真正的华夷一体、四海浑一的国家。元朝定都于大都,不仅是因为蒙古贵族兴起于漠北,或是为了方便而简单地承辽、金之旧。以大都作为首都,是中国封建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中的一个重大步骤。大都作为全国政治中心,使漠北与中原地区统一在一个政治中心之下,加强了长城内外、大漠南北的联系。朱棣迁都北京,正是继续推进这一进程,肯定了北京作为全国统治中心的地位。它不仅可以统治广大中原和南方,而且还包括北方的黑龙江、贝加尔湖、阿尔泰山一线广大地区。它不仅是联系汉人与南方各族人民的纽带,而且也是联系女真人、蒙古人、西域各族人民的纽带。朱棣的迁都表现出了他的政治远见,也就是他的“英雄之略”。
  改安南为交阯自朱元璋以来,明朝与周边诸国大多都保有通使通贡的关系。明朝皇帝即位要诏谕各国,各国国王拥立、袭位都要到中国请封,即求得中国的承认。每值节日或喜庆丧葬,明与各国间都要遣使庆吊。许多国都派有学生在明朝的国子监中学习。朱棣在与诸国的交往中,也采取厚往薄来的方针,常常通过使臣给外国以大量赏赐,而不计较贡物的多少,且准其携带货物到中土贸易,即使有时违反中国禁令,也不予追究,这在当时叫做“怀柔远人”。永乐元年,日本贡使来到中国,礼官李至刚说,根据惯例,“番使入中国不得私携兵器鬻民”,应该命有关机构严格检查来船,凡犯禁物资全部籍送京师。朱棣说:“外夷修贡,履险蹈危,来远,所费实多。有所赍以助资斧,亦人情,岂可概拘以禁令?至其兵器,亦准时直市之,毋阻向化。”
  洪武初,安南(今越南北部)曾派官员到京师朝贡。朱元璋派使封其首领陈日煃为安南国王,赐以驼钮涂金银印。诏书称颂他在朱元璋一即位便奉表称臣,专使来贺。朱元璋希望他“永为藩辅”,并赐给他明朝的历书《大统历》、织金文绮、纱、罗等物。从此双方往还不断。
  朱棣即位时,安南内部正因王位发生争斗。国相黎季犛擅权,国王陈日煃及其子孙相继被杀,黎氏自立,改姓名胡一元,说先祖是帝舜的后裔胡公。朱棣不了解内情,封胡一元之子胡■为安南国王。胡■一方面遣使谢恩,表示臣服,另一方面却在国中自称皇帝。
  胡■等豪霸一方,侵夺广西思明府所辖的禄州、西平州、永平寨等地,朱棣谕令归还,不听;又侵掠占城(今越南中南部)。朱棣诏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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