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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下册)-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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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谦不同于一般高高在上的官僚,他看到民生疾苦,总是千方百计地为民解除痛苦。他创行平粜条例、义仓、平准仓、惠民药局,无偿贷给贫民大量粮食,加筑黄河堤岸,允许百姓到巡抚衙门申诉冤枉,并以其精干才能迅速解决问题。为了加强边防,他建议加设御史,巡按大同,并将被军官霸占的官府空闲土地夺回,改作屯田,以资边用。
  于谦任两省巡抚九年,威惠流行,百姓拥戴之如同父母,呼之为“于龙图”,二省流行着一首长达一百五十四字的歌谣,歌颂“天遣恩官拯二方”。贪官污吏听到于谦的名字则胆破心寒,就连盗贼响马也为之避匿。
  正统七年(1442),张太后病逝。此后“三杨”也相继老死。皇帝年幼,宦官王振逐渐专权。他广收官员们贿赂,可是于谦每次入京,从不送礼,更不去拜见王振。有人劝他送些礼给京中权贵,哪怕是带些合芗(线香)、蘑菇、裹头(手帕)也行,于谦则举起大袖笑道:“带有清风!”随后,他又写诗一首自勉: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①一时传为佳话。但这却引起了某些权贵的不满。正统十一年(1446),于谦入京奏事,荐举参政王来、孙原贞可任河南、山西巡抚。王振遂借机诬蔑于谦“以久不迁怨望,擅举人自代”②,应下法司论斩。河南、山西两省百姓闻知,纷纷入京上书,请求释放于谦。王振迫于压力,将于谦释放,但将他降为大理寺少卿。两省百姓恐怕继任者是个贪官污吏,又集合一万多人伏阙上书,要求于谦仍任两省巡抚,身在两省的宗室周王、晋王也提出相同的① 《于忠肃集拾遗·入京诗》。
  ② 《明史》卷一七○《于谦传》,本文下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请求。王振无奈,只得将于谦官复原职。
  正统十三年(1448),明朝边防日益吃紧,兵部事务日加繁忙,于谦奉命入京,任兵部左侍郎。
  第二节挺身于危难之中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王振挟明英宗亲征瓦剌。朝中大臣虽然极力反对,但王振一意孤行,率领临时调集的大军匆忙出征了。当时于谦被命留守京师,代兵部尚书邝埜管理兵部事务,辅佐留守的■王朱祁钰。
  八月中旬,英宗率领的出征队伍全军覆灭于土木堡,皇帝也被俘虏。败报传到明廷,立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八月十八日,孙太后命■王监国,召集群臣商议对策。侍讲徐珵首先出来,倡议南逃,群臣竟面面相觑,无人敢言战守。这时候,于谦挺身而出,厉声斥责徐珵,一语唤醒了满朝文武大臣,得到孙太后、■王的支持,明廷因而把抗击瓦剌、保卫北京、捍卫明朝的重任交给于谦。于谦也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尽心竭力,迅速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集中大批人力物力,充实北京地区的防御力量,很快就安定了人心。十月,也先挟英宗率瓦剌大军再次大举南犯,兵临北京城下。于谦面对强敌,毫无所惧,沉着冷静,指挥若定,有勇有谋,与敌军激战五昼夜,终于打败瓦剌,迫使也先退回塞外,使明朝转危为安。
  明廷获胜后,论功行赏,于谦功劳最大,景帝特加授他少保,仍总督军务、兵部尚书。石亨则被封为武清侯,其余文臣武将也有升赏。面对封赏,于谦却诚心辞让,他说:“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耻也,敢邀功赏哉!”他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的名利地位,而是国家的安危。他把胜利归功于将士们,自己却开始考虑如何去加强北边的防务了。
  于谦首先加强京师的防卫力量。他调辽东和宣府的部分兵马入京,调名将杨洪和守居庸关有功的罗通回京,操练京军。然后,他放眼全国,派佥都御史萧启等镇守保定、河间、真定诸府,命刑部侍郎耿九畴去南直隶整顿江南江北卫所军,招徕流民进行屯种,荐左都督朱谦代杨洪镇守宣府,王竑守居庸关,派顾兴祖、刘安、刘聚等修筑北边关塞要隘。
  当时,投降瓦剌的太监喜宁和降军小田儿屡次导引也先南下侵扰,甚至建议也先拥英宗至南京,另立朝廷,与景帝对抗,或夺取山东临清,截断漕运,卡住明廷的咽喉。于谦对此深恶痛绝,密令大同将领擒住喜宁,授计兵部侍郎王伟诱斩小田儿于阳和城外,并力劝景帝杀掉喜宁。
  面对也先的骚扰,于谦从容镇定,运筹帷幄,多次击败敌人。于是,也先改变策略,派三名使者至大同,要求明廷遣使讲和。大同参将许贵将此事报告给了朝廷后,明廷发生动摇。于谦坚决主张采取强硬态度,反对议和。他说:“前遣指挥季铎、岳谦往,而也先随入寇。继遣通政王复、少卿赵荣,不见上皇而还。和不足恃,明矣。况我与彼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万一和而彼肆无厌之求,从之则坐敝,不从则生变,势亦不得和。贵为介胄臣,而恇怯如此,何以敌忾,法当诛。”随后,他又移檄切责许贵。从此,边将人人只知战守,没有再敢主张讲和的了。
  于谦对也先的诱降、胁和、反间等种种阴谋诡计,一一予以击破,捍卫了明朝。瓦剌军则因屡次失败,死伤人数不断增加,厌战情绪日益滋长,也先与脱脱不花、阿剌知院之间也因分赃不均而导致原有的矛盾不断加深。也先见明朝无机可乘,求和之心日盛。
  景泰元年(1450)六月,阿剌遣使者来议和,表示也先愿归还上皇议和。明朝大臣对此反应很热烈,纷纷要求景帝派使臣迎还上皇。但景帝唯恐失去帝位,不愿迎请英宗,对群臣说:“朕本不欲登大位,当时见推,实出卿等。”于谦则从容回答说:“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听到于谦的话,景帝才放下心来,顾而改容道:“从汝,从汝。”不久,英宗终于被接回北京。但景帝对此仍深怀戒心,将英宗软禁在皇城内的南宫中。
  第三节改革军制于谦对当时的形势并未掉以轻心,他担心明廷偷安,就上疏景帝:“上皇虽还,国耻未雪”,“和议难恃”,要求不要懈怠。他还提出一系列措施,继续强化国防。一方面,加强宣府、大同、辽东及北京附近的防务,增加军马,修缮城堡关隘,收复独石八城;另一方面,整肃军纪,严惩犯法的石亨、郭亨、杨俊等军官。同时,他还对与军事有关的马政、阵法、战车、军器、军功制度等进行改革,采用新式火器。更重要的是,他对明军主力——京营作了一次大改革。景泰二年(1451),他从京营中选出十万人,编成十营操练,称作团营。次年,他将团营增加到十五万人。未选入团营的军士仍归三大营,称为“老家”。团营十营中,每营一万五千人,由一名都督(称坐营都督)统帅,其下有都指挥三人、把总十五人、指挥三十人、领队官一百五十人、管队三百人。十团营设一名总兵官,由武清侯石亨担任,受兵部尚书于谦节制,景帝又派太监曹吉祥、刘永诚为监军。于谦规定,自他本人以下大小将官,都要亲到教场操练阵法武器,下级军官必须熟悉军士及卫所番号。遇有战事,京军出征,各级将领随队而行,不再另派将领。经此整顿,京军改变了兵将不相习、互不统属的旧弊,战斗力大大提高,也节省出大量军饷,有明京营军制至此发生很大的变化。
  经过数年的整顿,明朝的国防力量大大加强,胜利地击退瓦剌的侵扰,边境上较前大大安定。相反,瓦剌军失败后,也先的威望大损,但他却日益骄横,逼死脱脱不花,于景泰五年(1454)自立为可汗,虐待蒙古诸部。不久阿剌袭击也先,也先败走,为其部下所杀,蒙古又陷入分崩离析之中。第四节“一腔热血,竟洒何地!”
  明廷击败瓦剌军,于谦立下了盖世功勋,但他却口不言功。尽管如此,仍有不少人嫉妒他,拼命抹杀他的功绩。例如,罗通受于谦荐举守居庸关,立下了功劳,却阴诋于谦等人:“若今腰玉珥貂,皆苟全性命保爵禄之人,憎贤忌才,能言而不能行,未足与议也。”①这当然与事实不符。
  景帝并没有为这些恶毒的攻击所动,反而更信任于谦,对他的建议无不依从,每用一人,必密访于谦,征求其意见,于谦也每每据实相告,无所隐讳,不避嫌怨。于谦一直有痰疾,当他因劳累而疾发时,景帝便派太监兴安、舒良轮番去探望,听说他所服用的药不好时,便诏令上方制赐,甚至专门为他备下饭菜,还亲自到万岁山,伐竹取沥以赐。有人说景帝宠谦太过,兴安等说道:“彼日夜分国忧,不问家产,即彼去,今朝廷何处更得此人?”一句话说出了朝廷对于谦的倚仗。御史顾■等弹劾于谦:“太专,请六部大事同内阁奏行。”这虽遭到于谦和户部尚书金濂的驳斥,但却仍不断有人鸡蛋里挑骨头,这不能不让人怀疑这些御史背后有人主使。
  于谦性格非常刚直,轻视诸选耎大臣、勋旧贵戚,因此遭到这些尸位素餐者的反对。每遇事不如意,于谦就拊胸叹道:“此一腔热血,竟洒何地!”他对官场恶气、士大夫们的自私自利、妒贤忌才、争权夺利、贪婪无耻等丑陋面目非常了解。
  景帝朱祁钰是个心胸狭隘的人,他当了皇帝后,便盼望帝位能传给亲生儿子朱见济,但他无法自己提出更换太子,孙太后和大臣们也不会答应这么做。景泰三年(1452),景帝终于想出了收买大臣的“妙计”:赐给内阁陈循、高穀白金各百两,江渊、王一宁、萧鎡、商辂白金各五十两,白银百两,并升了他们及都御史杨善、王文的官职。不久,广西土官黄■犯法当死,他为保命,情急生智,竟密奏景帝,请求更换太子。景帝正发愁无人提此建议,览奏大悦,说道:“万里之外,乃有此忠臣!”急令礼部会同群臣集议。陈循等很快签字画押,并迫使吏部尚书王直、于谦、御史左鼎等人签了名,终使景帝以合法程序废掉英宗之子、太子朱见深,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做太子,大臣们也因此被加官晋级,拿双份俸禄。对此,群臣按惯例推辞,唯于谦再三辞让,这引起了景帝的不满,景帝因此逐渐疏远了于谦,始终未让于谦进入内阁。
  当时,徐有贞因倡议南迁受到于谦的斥责,始终痛恨于谦。总兵官石亨功劳不如于谦,却被封侯,因而内心有愧,便上疏举荐于谦长子于冕,遭到于谦的痛斥:“国家多事,臣子义不得顾私恩。且亨位大将,不闻举一幽隐,拔一行伍微贱,以裨军国,而独荐臣子,于公议得乎?臣于军功,力杜侥幸,决不敢以子滥功。”石亨面对于谦的正气的批评,不思愧侮,反而痛恨起于谦来。同时,石亨掌京营兵,屡欲兴风作浪,却因于谦而不能得逞,对于谦痛恨之情与日俱增。都督张軏、太监曹吉祥等也都痛恨于谦。群小很快勾结在一起,日夜筹谋算计于谦。
  景泰八年(1457)正月,石亨、徐有贞等人发动夺门之变,拥英宗复位,即日于朝班中逮捕了于谦和王文,并以“意欲”迎立外藩为帝的罪名傅会成① 《明史》卷一六○《罗通传》。
  狱,诬判二人谋逆,处以极刑。法司对二人严刑拷打,王文极力进行辩解,于谦却笑道:“亨等意耳,辩何益?”当案件提交给英宗时,英宗尚感犹豫,说:“于谦实有功。”徐有贞马上说:“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
  二十二日,于谦、王文同日被杀。在籍没于谦家产时,未发现他家中有什么值钱之物,只有正室关锁甚固。打开看时,里面除去景帝所赐的莽衣、剑器,别无他物。
  据说于谦被杀时,阴霾四合,天下冤之。人们对明廷这种恩将仇报的做法非常愤慨,用不同的方式来纪念于谦。曹吉祥部下指挥朵儿拿酒到于谦被杀之地,恸哭致祭。曹吉祥怒而鞭打之,但次日他酹奠如故。都督同知陈逵冒死收殓于谦,裴太监秘密护送于谦少子逃往河南。天顺三年(1459),于谦之婿、千户朱骥扶送于谦灵柩回到故乡,葬于西湖三台山麓。
  于谦死后,继任的兵部尚书陈汝言攀附石亨,贪污纳贿,使于谦整顿国防之前功俱废,英宗则忧形于色。后来西北有警,恭顺侯吴瑾对英宗说:“使于谦在,当不令寇至此。”英宗听罢,默默无语。
  成化二年(1466)八月,遇赦回乡的于冕,上疏为父讼冤,明宪宗这才亲自为于谦昭雪,将崇文门内西裱褙胡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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