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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高等人聚众讲学，议论国政，名声日大。许多仰慕东林名声的贤士大夫也纷纷建造书院或与东林书院声气相通，东林党渐渐形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势力。
万历四十八年（1612），顾宪成卒。高攀龙乃专讲席，声望日重，俨然东林党首。
高攀龙讲学，志在经世。但家居三十余年，不为当朝所用，也难免生出一些消极避世的念头。他与归子慕的应答唱和诗中反映出这种情绪。归子慕，字季思，昆山人，著名文学家归有光之子。其人清真静好，隐居田园，形如孤云野鹤，颇有陶渊明的遗风。据安希范《天全堂集》记载：高攀龙神往归氏隐居萧寂之趣已久，遂在万历三十三年（1605）十月路经昆山时前往西冈村拜访。高攀龙深为归子慕“对榻草蔬田舍话，一林风月主人心”的靖节遗风所感动，两人于是结成金兰之契。归子幕在《己亥二月过高存之漆湖精舍》一诗中写道：常怀耦耕好，君今启我意。
共为陇亩民，欣然以没世。①受归子慕影响，高攀龙也萌生了隐居化外，不理尘嚣杂事的念头。他在《送辰州守瞿元立》②一诗中充分表达了这种心情：我欲赋《招隐》，言念斯民厄。
以君之操持，所至有膏泽。
诚然振五品，何必恃三尺。
郡斋有余闲，即是林间客。
得意且归来，共泛五湖碧。
但是，这种消极的想法终归只是一时的念头，一旦有机会，高攀龙还是要经世救国的。苦等了三十余年，机会终于来了！
万历四十八年（1620），神宗驾崩。即位不足一月的光宗也龙驭上宾，①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八。
②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八。
① 陈田：《明诗纪事》庚签卷十六。
② 陈田：《明诗纪事》庚签卷十六。
熹宗朱由校登极。东林党人由于在万历朝护卫太子有功，在此期间势力大张，充斥朝廷各个关键岗位。高攀龙蒙邹元标推荐，被起用为光禄丞。天启元年（1621）又进升为光禄寺少卿。
这时的东林党人本可以乘此势力大张之机表现得大度一些，把万历年间的京察、国本之争、“三案”的争端等一笔勾销，弥合与齐、楚、浙诸党的罅隙。可是东林党人党见太深，一味意气用事，以致党争愈演愈烈，终于酿成魏忠贤专权的惨祸。
内阁首辅方从哲性柔懦，难堪大事。东林党人目之为奸邪，必欲去之而后快。东林大将孙慎行首先以“红丸案”事发难，上疏指斥方从哲有“弑君之心”，下廷臣会议。高攀龙随即上疏指责方从哲交结外戚，“表里为奸，心不知有君，无逃首恶之罪”①。方从哲终于在满朝籍籍声中辞职下野。为继续壮大东林党势力，扶植后进，邹元标在京城创建首善书院，高攀龙积极参与其事。不久，高攀龙升任太仆卿，擢刑部右侍郎。
天启四年（1624），廷推高攀龙任左都御史。当时，赵南星任吏部尚书。高攀龙认为师生不当分掌部院，否则只能为人提供口实，力辞，不成。
这时魏忠贤势力日张，群小争附。高攀龙认为“中官用事，未能拔其毒，且须杀其毒。宜如归德相公，劝化诸珰勿与吾辈为敌”②。所以，他并没有像杨涟等人那样把矛头直接指向魏忠贤，而是指向了依附魏忠贤的崔呈秀。但这种做法实际上非常愚蠢，只能起到为渊驱鱼的作用。果然，崔呈秀为逃脱惩罚，急走魏忠贤所，拜魏忠贤为义父，谋求庇护。适逢会推山西巡抚，高攀龙等推荐谢应祥。御史陈九畴诬蔑部院营私结党。魏忠贤乘机以皇帝名义严旨切责。高攀龙被免职。不久，南京御史游凤翔又告讦高攀龙挟私排挤，高攀龙进而被削除官籍。崔呈秀余恨未消，又从织造太监李实处逼取空印纸，以李实的名义弹劾周顺昌、高攀龙等人，遣锦衣卫缇骑前往无锡逮捕高攀龙回京。高攀龙闻讯，视死如归，晨赴宋儒杨时祠告祭，然后从容安排好后事，衣冠赴水而死。时年六十五岁。
崇祯初年，魏忠贤阉党被铲除，高攀龙被追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谥曰忠宪。高攀龙一生著述有《周易简说》、《春秋孔义》、《高子遗书》等。① 陈鼎：《东林列传》卷二《高攀龙传》。
② 陈田：《明诗纪事》庚签卷十六。
第三十四章张溥张采第一节张溥张溥（1602—1641），初字乾度，后改天如，号西铭。南直隶苏州太仓（今属江苏）娄东人。生于万历三十年三月二十三日（1602 年5 月14 日）。明末著名的江南党社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张溥出生于封建大家庭。这个家庭“多隐痛”，充满着尖锐矛盾。伯父张辅之，历官南京工部尚书。父亲张诩之，太学生，有子十人。张溥排行第八，且为婢出，故“不为宗党所重，辅之家人遇之尤无礼，尝造事倾陷诩之”①。诩之既历忧患，为摆脱困境，改变自己在家族中的地位，日延师教子，唯望子之有成。张溥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刻励承志，发愤读书。他六岁入学，七岁能日诵数千言。更可贵的是，“所读书必手钞，钞已朗读一过，即焚之。又钞，如是者六七始已。右手握管处，指掌成茧。冬日手皲，日沃汤数次。后名读书之斋曰‘七录’，以此也”②。
明末社会动荡，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各派政治势力斗争激烈。这种情形在万历、天启、崇祯年间，表现得最为明显。
泰昌元年（1620），张溥十九岁，补博士弟子。自此声名籍甚，泛交一时名贤。是年，他结交同里张采，成为平生最知心的朋友，契合无间，同求进益，共倡党社，齐名者“娄东二张”。其后，张溥又结交东南名士杜麟徵、夏允彝、陈子龙、宋徵璧以及名宿钱谦益、黄道周等人。于是门墙日广，呼应日灵。他所结交的朋友，后来有不少成为朝廷要员和抗清运动的中坚分子。天启三年（1623），张溥请张采入“七录斋”共学，时凡五年。五年中，“两人形影相依，声息相接，乐善规过，互推畏友。时设疑难，必尔我畅怀、归于主里”①。
张溥的文学主张，深受同乡王世贞的影响，“文必六经，诗必六朝”。
他也是名闻遐迩，年富力强的文坛新秀。
明代江南素以经济发达、文化繁荣著称于世。然而，各种社会矛盾也特别尖锐复杂。江南地主与封建朝廷的斗争亦始终没有休止。明中叶以后，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当地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往往采取以文会友、聚会结社的形式，一面联络感情，广交朋友，选择知己；一面学习制艺，揣摩风气，议论时政，从中积蓄和壮大自己参政的政治势力。而有明一代，江南士子由集会读书、议论时政，最终演成政治运动，干预政权，影响最大者莫过于“东林党”。
东林起后，踵之者不绝。张溥不但勤学，刻苦进取，有“志为大儒”。
而且为人宽厚热情，有兼容并包的风度，尤以文章奖掖后学。以故四方奔走其门者，不计其数。一时门庭若市。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干练人物，很有号召天下的组织才能。
天启四年，阉党魏忠贤逆势方炽，罗织罪状，陷害东林党人以及朝中刚① 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一。
② 《明史》卷二八八《张溥传》。
① 张采：《知畏堂集》卷九《祭张天如文》。
正之士，闹得朝政大乱，天下黑暗，人人自危。张溥不畏强权，顶着逆风，慨然在苏州创立“应社”。“应之为名，有龙德焉”①。一时间，天下士子纷起响应。皖之徽州、宁国、池州、太平、淮阳、庐州、凤阳，浙江宁波、绍兴、金华、衢州等郡邑诸名士相继入社。“因名其社为应社，与莱阳宋氏、侯城方氏、楚黄梅氏遥相应和。于是，应社之名，闻于天下”②。
应社社友，以“尊经复古”为己志，评骘五经制议。最初入社者十有一人，各主“五经”文字之选。张溥、朱隗主《易》；杨廷枢、吴昌时、钱旃主《书》；杨彝、顾梦麟主《诗》；张采、王启荣主《礼记》；周铨、周钟主《春秋》，遂开明季集体治学，分工互助之先河。应社名义上以读书为社事，实际上是旨在提倡名节、改变社会风气。因此，它“成于数人之志，而后渐广以天下之意”，很快由江南扩及江北，进而发展到河北等处，故史有江南应社、江北应社、河北应社诸名目。
天启七年（1627）八月，熹宗去世，五弟朱由检嗣位，年号崇祯。十一月，魏忠贤死，诏磔其尸，人心大快。张溥作《五人墓碑记》，满腔热情讴歌当年为反抗阉党暴政而英勇就义的苏州市民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五人“激昂大义，蹈死不顾”的精神，揭露魏逆窃弄权柄、残杀忠良的罪行，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篇碑文，充分表达出张溥崇善辟恶、发扬正义、彰阐幽潜、激励后人的政治态度。崇祯元年（1628）春，张采成进士，张溥以选贡生入京师太学。时，诸贡生俱愿交欢溥，争识颜面，因集诸多士为成均大会。宇内名卿硕儒，闻溥名，亦皆愿折节订交，骚坛文酒，笈筐车骑，日不暇给，由是“娄东两张”名彻都下。张溥、张采“目击丑类猖狂，正绪衰息”，遂在京集同志组织“燕台社”（或称“燕台十子社”）。燕台社的出现，预示着二张将由以文会友、学习制艺进而涉及当朝的政治问题。不久，张溥归里，草檄文将避匿在太仓的顾秉谦驱逐出境。顾为魏忠贤党人，在天启朝曾任内阁首辅、《三朝要典》总裁，陷害正人，作恶多端。
崇祯初年，文社四起。而执牛耳者，张溥也。崇祯二年，他以天下为己任，在吴江县令、湖北人熊开元的支持下，于吴江召开“复社”成立大会——尹山大会，合南北各地文社为一社。“期与四方多士共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因名曰复社”①。复社上承东林，旗帜与东林无异，所以一般都目其为东林党人。它以江南为中心，是东南之一大社，归入其内的各地文社有：江南应社，松江几社，苏州羽朋社、匡社，浙西闻社、庄社，浙东超社，江北南社，江西则社，历亭席社，昆阳云簪社，武林读书社，山左大社，中州端社，莱阳邑社，黄州质社等。张溥既合诸社而为一，乃立规条，申盟词，定程课，以振兴经术，恢复古学，培养人材，拯救封建统治为先务。在组织上，由各郡邑推择一人为社长，司纠弹要约，往来传置之事。同时集各社之文而铨次之，目其集为《国表》，由张采作序冠弁首。集中详列社友姓名，“以示门墙之峻；分注郡邑，以见声气之广”①。以此观之，复社俨然一在野政党。其“党羽半天下”，遍及天南地北，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① 张溥：《七录斋诗文合集》卷一《广应社序》。
② 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一。
① 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一。
① 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一。
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北京、山东、山西、陕西、四川、云南、贵州等省，仅有姓名可考者即达三千零二十五人②，文数千余首。“从来社集未有若是之众”，“社艺亦未有如是之盛者。嗣后名魁鼎甲多出其中”。复社声势震朝野，张溥也就更加深孚众望了。
崇祯三年秋，张溥中举人，并在南京召开复社第二次大会。翌年春，京师会试，张溥为会魁，其门人吴伟业为会元。此次考试，一破往例，吴伟业的会元稿不是按故事由他的房师李明睿作序，而是以张溥名噪甚，由他鉴定出名，从而引起李明睿大怒。及殿试，张溥授庶吉士，吴伟业中榜眼。是时宜兴人、内阁首辅周延儒第一次见到张溥，对他十分赏识，“恩礼倍至”。而张溥以周延儒之器重，得以“任意临事，辄相可否，有代天言作诰命者，文稿信口甲乙”③。为此，同馆皆妒忌他，阁臣温体仁等权贵亦由此侧目之。是年，张溥怀着敬仰之心，在北京谒见大科学家徐光启，虚心向他求教。他说：先师徐文定公”亟尝予廷对一策”，“勉以读书经世大义”。“公初筮仕入馆职，即身任天下，讲求治道，博极群书，要诸体用”④。徐光启的志向、为人和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使他深受感动。
崇祯五年冬，张溥请假归里，营卜宅兆，安葬其父，居家著述。吴伟业以张溥门人，“联捷会元鼎甲，钦赐归娶，天下荣之。远近谓士子出天如门者必速售”。于是大江南北的学者纷纷争及其门，拜其为师，徒众群集。有云：此时溥有门生七千人。此说不免夸张，但亦可见威望之高。崇祯六年三月，张溥在苏州虎丘召开复社第三次大会。山左、江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