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淅时”，乃入津城助抚军贺世寿筹集兵粮。京师士民亦请召还刘宗周，又因温体仁从中阻挠而罢。九月，南行至德州，疏陈时事，斥崇祯帝用人失当，“聚天下之小人立于朝”；温体仁左右朝政，排陷异己。疏入，崇祯帝恼羞成怒。温体仁更火上加油，上章诋毁刘宗周。遂加重处分，改成革职为民。
十一月，刘宗周回到故里。始幅巾野服，“亦无再仕之意”，闭门著述，辑《刘氏家谱》七卷，定《经籍考》、《古学经》，辑《古小学集记》和《古小学通记》，删定王守仁《传习录》并作《重刻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序》等。为了挽救王守仁心学危机，刘宗周在提出“慎独”之后，这时又以“诚意”之说示学者，谓：“天下国家之本递在身，身之本在心，心之本在意，到意处已无可推矣。”①自此专举立诚之旨，希望人们以至诚的精神进行内心省察，以求得道德上的自我完善。
崇祯十四年九月，崇祯帝以刘宗周“清正敢言，廷臣莫能及”，授其吏部左侍郎。疏请收回成命，不允。次年五月，接邸报，闻清兵破宁远，入锦州，李自成农民军进围开封。面对着清军的强大攻势和农民起义军的熊熊烈火，刘宗周终于抛弃了个人恩怨，改变了“无意再仕”的想法，奋起曰：“际此时艰，岂臣子言病日乎？一日未死，一日为君父之身”②，遂风风火火带病束装入道。至淮安，献圣学三篇，凡数千言，一曰明圣学以端治本，二曰躬圣学以建治要，三曰崇圣学以需治化③。八月，擢都察院左都御史。十月入朝，上振肃风纪之要，曰：建道揆、贞法守、崇国体、清伏奸、惩官邪、饬吏治④。又上《辟门大典疏》，请严考选，劾纠御史喻上猷、河南巡按严云京，荐旧给事中袁恺、戍籍御史成勇。首辅周延儒得疏，“怏然不悦”。十一月，清兵再次入口，京师戒严，崇祯帝令大小臣工上言献策。刘宗周应诏陈言备边大略，认为一切当“以安人心为本计”。而欲安人心，应首旌血战阵亡卢象昇，急追戮误国奸臣杨嗣昌，逮捕跋扈悍将左良玉，并献防止清兵南下，召募勇士诸策①。闰十一月，崇祯帝在中左门召见廷臣，议督抚去留事，诸臣以次奏对完毕。御史杨若侨荐西人汤若望制造火器，上许之。宗周先后两次出班奏言，极力反对。说：自古以来用兵之道，在于行仁义，有节制。火器无① 《刘子全书》卷十六《痛切时艰疏》。
② 刘汋：刘宗周《年谱》，崇祯九年条。
① 刘汋：刘宗周《年谱》，崇祯九年条。
② 刘汋：刘宗周《年谱》，崇祯十五年条。
③ 《刘子全书》卷十七《不能以身报主疏》。
④ 《刘子全书》卷十七《条列风纪之要疏》。
① 《刘子全书》卷十七《应诏陈言疏》。
益于成败，且将来必为中国之害。“汤若望西番外夷，向来倡邪说，以鼓动人心，已不容于圣世。今又创为奇技淫巧，以惑君心，其罪愈不可挽，乞皇上放还彼国，以永绝异端，以永遵吾中国礼教冠裳之极。”崇祯一听甚为不怿，曰：“火器乃国家长技，汤若望非东寇西夷可比，不过令其一制火器，何必放逐。”②刘宗周在朝不畏权贵，不计个人安危，屡屡上书，匡救时艰，揭露晚明苛政，有时还敢于为民请命，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在经世致用之学方面，尤其是在对待外国科学技术方面，他居然比不上一个封建皇帝。与其同时代且同成长于江南大地的徐光启、宋应星、陈子龙等人注重国计民生、致力科学研究相比较，就显得更加可悲了，说明他的思想极端保守和落后。
在这次中左门召见中，刘宗周还单枪匹马，出面申救因言事而入狱的给事中姜埰和行人司副熊开元。曰：皇上方下诏求言，乃一日而逮二言官下诏狱，“甚伤国体”。崇祯向来刚愎自用，固执己见，二言官下狱是他亲自定夺的。所以刘宗周的意见更加惹火了他，怒曰：“朕处一二言官，如何遂伤国体。”严厉责备宗周是“藐视徇私，大负委任”，“如此偏私，岂堪职宪”。同时怀疑熊开元上疏是出于宗周之指使。实际上，刘宗周与二言官素无关系。崇祯帝不容分辩，遂下“革职下理之旨”①，欲予以重处。后因辅臣奏其年老，才减为革职为民。这是刘宗周入朝以来，第三次遭此重治。十二月初，辞朝出京。
次年六月抵家门，次第成《读易图说》、《古易钞义》、《证学杂解》、《良知说》诸书，继续阐明心性之说，为王学补偏救弊。在《读易图说》一文中，刘宗周针对宋元以来老生常谈而又各执一说的“理”与“气”关系问题，提出“盈天地间一气而已矣”②。认为“气”不仅是构成天、地和万物的本原，而且也是产生精神的“理”的根源。“理即是气之理，断然不在气先，不在气外”，“离气无所谓理”，有是气，“才有是理”③。从而否定了程、朱的“理本气末”论。但是他又把“理”与“气”混为一谈，曰：“盈天地间一气也，气即理也。天得之以为天，地得之以为地，人、物得之以为人、物也”④。可见他的思想又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他继承王学，又修正王学。在《良知说》一文中，刘宗周反对王守仁“不虑而知”的先天论，因此在赞扬王守仁“致良知”说的同时，颇有贬斥王学之语。谓：“阳明子言良知，最有功于后学。然只是传《孟子》教法，于《大学》之说终有分合。”“只因阳明将意字认坏，故不得不进而求良于知；仍将知字认粗，又不得不退而求精于心，种种矛盾，固不待龙溪（按：王畿）驳正，而知其非《大学》之本旨矣”⑤。明末王学的没落，同它在明中叶崛起一样，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刘宗周一生辟佛，晚年尤其反对佛学的玄虚，力图使王学从与禅学的合流中摆脱出来，恢复王学的统治地位，为此他不遗余力地为王学辩难，其结果只能是一番徒劳，“良知之说，鲜有不流于禅者”。门人董邓酝跹А靶泞凇 读踝尤椤肪硎摺毒词冈鹉阎辍じ秸俣约褪隆贰�
① 参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06 页。
② 见《刘子全书》卷二。
③ 《刘子全书》卷十一《学言·中》。
④ 《刘子全书》卷十一《学言·中》。
⑤ 《刘子全书》卷八。
之笃，故其辨之切”。①这说明刘宗周的整个思想倾向，直至最后还是属于王守仁主观唯心主义体系。他的学术思想对清代浙东学者，如黄宗羲等颇有影响。
崇祯十七年五月，刘宗周在家闻李自成农民军攻入北京，明朝灭亡，大申所谓“讨贼”之义。请绍兴知府“起兵勤王”，不敢应。即亲赴杭州，鼓动浙江巡抚黄鸣骏，并贻书左良玉、刘泽清、郑芝龙诸将领，冀求会师北上“讨伐”李自成。明亡已成定局，刘宗周竟如此到处奔走呼喊，诚可谓“不识时务”，充分暴露出他的封建地主阶级立场比之当时一般人尤为顽固。同月，福王监国南京，起他为原官。当时李自成已经撤离北京，京城已为清兵进占，清军已成为主要的敌人。刘宗周却以大仇未报，不敢受职。六月，由绍兴抵抗州，自称“草莽孤臣”，再次重弹“讨贼”之义，曰：“今日大计，舍讨贼复仇，无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决策亲征，无以作天下忠义之气。”建议福王据形胜以规进取，重藩屏以资弹压，慎爵赏以肃军情，核旧官以立臣纪②。又请诛内外不职诸臣。疏上，福王没有予以施行，仅令宣付史馆，而马士英、高杰、刘泽清等人则因此恨甚，滋欲杀之，反诬刘宗周“自称草莽孤臣，不书新命，明示不臣天子也”。又云劝上亲征是“谋危君父”，企图发动兵变，与史可法另立潞王于杭州。同时派人往丹阳行刺之，未成。宗周见状，连疏请告，不允，乃于七月中至南京，八月初入朝受事。尔后，劾马士英专权跋扈，重用亲信阮大铖。在南京小朝廷里，福王不过徒有其名，实权操在首辅马士英手里。宗周既拜命，士英忌而欲去之。刘宗周上言坚决反对阮大铖知兵，福王不听。刘宗周遂于九月出朝，驰驿归里。行前，陈五事：曰修圣政、振王纲、明国是、端治术、固邦本。
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南京陷落。六月，潞王降，杭州失守。刘宗周在家见大势已去，叹然曰：“北都之变，可以死，可以无死，以身在田里，尚有望于中兴也。南都之变，主上自弃其社稷，尚曰可以死，可以无死，以俟继起有人也。今吾越又降矣，老臣不死，尚何待乎？”①遂出辞祖墓，投水寻死，被救出。自是绝食二十三日，后勺水不下者又十有三日。六月二十四日作《示汋儿》，曰：“子职未伸，君恩未报，当死而死，死有余悼。”越五日，作《绝命辞》曰：“决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②闰六月初八日（ 7月30 日）卒，终年六十八岁。鲁王谥忠端，唐王谥忠正。清乾隆四十年追谥号忠介。
刘宗周存世的著作：主要有他的门徒董嗉摹读踝尤椤罚扑氖恚治锢唷⑽谋唷⒕跞罄啵沼醒踝ㄖ⒆嗍琛⑹樾拧⑿虬稀⒋⒙邸⒁椤⑻狻⒔摇⑹⒋室约靶凶茨昶椎龋晌酱笕渲薪鲎嗍杓从芯攀似谇宓拦馐迥辍４送馍杏星迳蚋呆颖嗟摹读踝尤橐疟唷罚ǘ木恚拦舛拍昕贪妫⑺巍读跏霞移住罚ㄊ痪湃晟苄斯阄挠∈楣萸τ”荆┑取Ｈ毡拘⒚魈旎饰木萌辏�1863）出版了日人桑原忱编次的《刘蕺山文钞》二册，共收奏疏、书信、序跋等四十四篇。
① 刘汋：刘宗周《年谱》，崇祯十六年条。
② 引文据《明史》卷二五五《刘宗周传》，详见《刘子全书》卷十八《恸哭时艰疏》。① 《明史》卷二五五《刘宗周传》。
② 见《刘子全书》卷二七。
第二节黄道周黄道周（1585—1646），字幼玄（又作幼元、幼平），又字螭若、细遵，人称石斋先生。漳州漳浦（今属福建）铜山人。先世“世代业儒”①。其能“学贯古今”，除父母通经史外，他自己从小善攻读。五岁入学，凡数年，自经传子籍、诗赋声律、阴阳之学，无不耽精。及长，“直以行王道，正儒术为己任”。十四岁时，“便慨然有四方之志”，第一次离开家乡外出游学，投奔广东惠州府博罗县士大夫韩日缵。他“年少轶才”；日缵“贤而好士”，家中藏书宏富，与黄道周语而大悦，谓：“此儒者也，今日任斯道者，非子其谁？”遂“得尽观所未见书”②，开阔了眼界。居粤一载有余，还家改习举子业，然于时事得失，往往慷慨指画。
自十九岁起，黄道周两次献时政策于布政司和按察司，皆不用，由是“知王道之难行”。二十八岁，补漳州府学生员。同年，入省城福州应乡试，不第，归而杜门著述，先后完成《易象》、《畴象》各凡八卷，并开始撰写《三易洞玑》等书。其时，因家贫益甚，曾在漳州和广东潮州收徒讲学，借馆谷■口。万历四十六年（1618），三十四岁中乡试，名列第七。次年，应会试，落榜。天启元年（1621），再次公车北上。二年，举进士。寻以成绩优异，被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学习馆课，由此踏上仕途。
黄道周进入仕途之时，正是明代历史上最腐败、最黑暗的年代。皇帝昏庸，官吏贪酷，民不聊生。后金崛起，对明边虎视眈眈，整个明皇朝已病入膏肓，积重难返，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黄道周性存忠孝，尚气节，贱流俗，不媚权势，立朝守正，清直敢言。因此，在二十多年的宦海生涯中，几经浮沉，屡受挫折。
为庶吉士时，值魏忠贤一伙左右朝政，虐焰方炽。道周愤其祸国病民，与同列文震孟、郑鄤相约：“尽言报国”，揭露魏鄤擅权，挽救皇朝危机。天启四年，庶吉士散馆，他被授为翰林院编修，参与国史、实录的编写工作，并充经筵展书官。按制度规定：经筵展书官奉书“必膝行前”。黄道周以为经筵道尊，不应如此，独以平步而进，触怒魏忠贤，于天启五年四月被迫离京归里。
崇祯二年（1629），魏忠贤已除，黄道周起原官。他以为这时当可以实现其事君报国之志，便风尘仆仆于次年四月抵京师。未几，出浙江主持乡试。他典试态度认真，秉公办事，不受请托，豪门子弟不得志，多恨之。事毕还都，逢《神宗实录》告成，晋右春坊右中允。八月，前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崇焕以杀毛文龙罪被诛，故相钱龙锡受到牵连，被逮入死牢①。对此，廷臣无复言者。黄道周得悉愤愤不平，“不惜身家，不爱通显”，于十二月十三日连夜草疏，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