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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为效几何？我国政治论之最大缺点，毋乃在是……要之我国有力之政治思想，乃欲在君主统治之下，行民本主义精神。此理想虽不能完全实现，然影响于国民意识者既已至深。故虽累经专制摧残，而精神不能磨灭。欧美人睹中华民国猝然成立，辄疑为无源之水，非知言也。”（《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这段话既指出了民本思想含有“of the people”（孙中山译为“民有”）和“for the people”（“民享”）之义，又指出了其“最大缺点”是没有“by the people”（“民治”）之义。同时，梁启超又认为中华民国并非“无源之水”，其本土文化之“源”就是民本主义。我认为，此乃“知言”之论。
自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师夷之长技”，逐渐认识到也要学习西方的民主制度，这种政治文化的选择必有其本土文化之“源”才有其内在的动力。此源头不仅可上溯至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而且其流衍更要接续明清之际黄宗羲等人的思想逻辑。就此而言，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在中国近现代的政治转型中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戊戌变法时期思想最为激进的谭嗣同曾经说：“孔教亡而三代下无可读之书矣……以冀万一有当于孔教者，则黄梨洲《明夷待访录》其庶几乎！”（《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38页）梁启超也曾说：《明夷待访录》“在二百六七十年前，则真极大胆之创论也……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钞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他又说：《明夷待访录》“的确含有民主主义的精神——虽然很幼稚——对于三千年专制政治思想为极大胆的反抗，在三十年前——我们当学生时代，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我自己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47页）
《明夷待访录》不仅影响了维新派，而且影响了革命党人。孙宝山博士新近在其学位论文中指出，孙中山曾把《明夷待访录》中的《原君》《原臣》制成小册子，作为兴中会的革命宣传品随身携带散发，并赠给日本友人南方雄楠。“时兴中会之宣传品仅有二种：一为《扬州十日记》……二为黄梨洲《明夷待访录》选本之《原君》、《原臣》篇。”（冯自由《革命逸史》，转引自孙宝山博士论文《黄宗羲的政治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哲学系2006年）
五四新文化运动把“民主与科学”同中国传统文化完全对立起来，这是当时“新青年”的思想局限。其实，陈独秀的民主思想也可谓是“接着”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讲的，如他在1915年所作《今日之教育方针》中主张“惟民主义”，他说：“国家而非民主，则将与民为邦本之说，背道而驰。”（《陈独秀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页）可见，其民主思想并非与民本思想“背道而驰”，而是顺着或接着“民为邦本之说”讲的。五四运动把“民主与科学”作为救亡图存的手段，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是追求“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它们显然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的民本思想。
理清民本与民主的关系，这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严复曾经说，西方文化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此自由、民主的思想是我们要学习的，但西方的自由、民主也有重个体之自由而轻社会整体之和谐的缺陷。中国的民本思想则是以人民整体的利益为“体”，把此民本的价值观与自由的价值观结合起来，达到个人自由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和谐，则中国将建成比西方更优越的新型民主。
礼制传统与明清京师文化
李宝臣
三、嘉礼——皇权的铺张与人生的庆典
《周礼》讲“天子以嘉礼亲万民”。皇帝通过嘉礼仪式表现皇权的绝对性和统治的严肃性、规范性与示意性。嘉礼内容丰富，就明代而言，诸如登极仪、大朝仪、常朝仪、诸王来朝仪、诸司朝觐仪、皇后受朝仪、朝贺东宫仪、上尊号徽号仪、册封后妃仪等等，名目繁杂，难以一一道及。一言以蔽之，凡是皇帝与朝廷的活动，大都设定了仪式程序。
平民和皇帝都要结婚，从顶级的皇帝大婚仪起，往下有太子皇子婚仪、王公婚仪、公主婚仪，品官婚仪直至寻常百姓的婚礼。同时，在男性为主体的社会，男子成年的冠礼也备受重视，古代男子早的以15岁，晚的以20岁作为成年立世的标准，将发束于头顶加冠。社会等级不同，加冠仪式轻重繁简相去甚远。皇帝的冠礼称为加元服仪，凡是儿童皇帝长大成人都要举行，而成年以后登上皇位的皇帝则无需再举行这样的仪式。譬如明朝万历皇帝十岁登基，三年正月举行加元服仪式，时年十三岁，虽然在做太子时已经束发加冠，但在当日仍将束发解开梳成脑后垂发的双童髻，举行加冠礼。可见，皇太子与皇帝因身份特殊，关系到皇朝命运，所以加冠年龄不受15岁的限制。
清朝全盘继承了明代嘉礼文化遗产，在运作中有所增删。譬如，由于清朝人辫发，所以冠礼自然废除。再如，授受仪、垂帘仪本是出于特殊政治需要制订的礼仪程序，乾隆禅位于嘉庆皇帝，是旷世的盛典，结合大朝仪而创制授受仪不可避免。同治朝，皇帝年幼，慈安、慈禧两宫皇太后临朝，所以朝廷编制了垂帘仪。不过两项礼仪创制以后，没有另外的皇帝或太后再次使用，属于特例，不具普遍意义。另外，清代十二帝当中，只有康熙皇帝正式立过太子，然而太子命运不济，中经两次立废，最终还是被彻底废黜。雍正皇帝一改历朝沿用的明立嫡长子为太子的传统，为本朝创下秘密立储制度。因此，所有关于东宫的礼仪规制，只有曾经是太子的允礽使用过，随着他离开储位，也就被束之高阁了。
明清嘉礼内容庞杂，我们的说明不能也无须面面俱到，毕竟历史远去，人们没有足够的耐心与兴趣。在此，检其重要的如大朝仪、常朝仪、御门听政仪等，做些简要介绍。当代清装宫廷、官场剧的产量极高，也吊起观众对历史礼俗了解的胃口，曾遇到许多对清朝历史文化产生浓厚兴趣的人，垂问某剧某个情景某处情节的真实性如何，是不是像编排的那样。说起来，类似的问题很难回答，也不好回答。影视剧再生的历史情景，是编剧导演的主观逻辑的外化，常常着眼于娱乐与票房价值，历史仅仅是躯壳或演绎的要素，不太可能赋予太多的历史意义与历史感。
实际上，对任何历史影视剧的故事情节都不好妄加评论。谁都知道，没有悬念没有情节冲突，没有两性情感纠葛，怎么让故事继续下去，怎么吸引观众？在这方面指正错误，往往费力不讨好，况且同样缺乏历史证据支持。譬如皇帝或官员与女人的情感纠葛等故事情节即是如此。假如非要在这方面投入精力证明皇帝与嫔妃，官员与婢妾之间追逐嬉闹，打情骂俏之类的情节为杜撰，常常是事倍功半难以服人的。中国虽然长于历史记录，资料浩如烟海，却不能细致到如此地步，把个人的生活过程全部描述记录在案。皇帝可以说是为朝野关注的第一人，像《起居注》之类的史料，也只是记录结果而不是过程细节。任何时代，个人的生活天地总是隐秘的，在小天地之中，相关人的行动坐卧如何，非他人所能道及。
我们不必纠缠影视剧的故事情节如何，却有必要敦促历史剧增强历史感，既然穿上古装，就要在服装、话语、礼仪交往和公开正式场合等方面遵循古人的习惯。不要在创作中过于随意，无视五千年文明积淀的礼仪文化。
以明清两朝而论，越有地位的人越有规矩，反之，越没地位的人可能越没规矩。当然，拥有权力地位的人，虽不可能全部都忠实于礼制道德的要求，但不管其中有些人内心如何阴暗卑鄙，私下生活怎样糜烂，起码在公开场合中，大都是道貌岸然中规中矩的。
皇帝的登极仪
皇帝的登极仪式在任何朝代都列在各项嘉礼仪典之首。与大朝仪鼓乐齐鸣的喜庆场面相比，登极仪显得沉重肃穆。近些年，清装剧串演了一些皇帝登极仪式的过程，场面宏则宏矣，而与历史记录存在较大距离。譬如明清两位太祖，作为本朝的开创者，登极仪式都比较简朴，并未大操大办。明成祖取得靖难之役胜利后，攻入金陵，立即仓促即位，乃至历史上没有留下登极仪式的详细记录。
以继承人身份登极者，面临的情况比较特殊，先皇刚刚过世，继位的不管以什么身份继承皇位，首先要作为丧主，主持先皇的丧礼，这样也就在朝廷小范围内实现了继承关系的实质。中国人历来讲究孝道，皇帝在这方面更要为全体臣民做出表率。历史上皇帝过世称为国丧，国丧期间全国百日之内禁止娱乐，然而，政治现实的紧迫需要，又不可一日无君，必须让继承人在治丧的同时登上皇位。如此就要寻求一种妥协的方法，这就是维持场面的恢弘浩大，而拒绝庆典欢乐气氛。近些年，表现晚清同治、光绪、宣统三位儿童皇帝登基仪式的影视作品，表现的场景大都是鼓乐齐鸣，喜庆热闹无比，完全忘记了先皇还未下葬，皇朝沉浸在悲痛的国丧期间的背景。
明朝一般在皇极门举行嗣皇登极仪式，而不是在皇极殿，譬如仁宗（成祖之子）以后，除了世宗是以藩王之子入承大统，登极仪式增加欢迎仪式以外，其他诸帝都是在选定登极日以后，先期由宦官二十四衙门之一的司设监在奉天门正中陈设御座，钦天监设定钟鼓鸣放时刻，尚宝司陈设宝案，教坊司安排“中和韶乐”，乐队纯属仪仗性质，只设而不真正演奏。当天早晨，派遣大臣祭告于天地坛、太庙，继位人着孝服祭告于先皇灵前。吉时降临，午门鸣钟鼓，继位人更换衮冕礼服，在皇帝仪仗队的簇拥下，来到皇极门正式登基。此前，朝廷文武官员已经从午门进人，在门前广场上按文东武西品级前后列队完毕。继位人由中门出来，在御座上落座。锦衣卫将军四人鸣鞭。百官上表，在鸿胪寺鸣赞官的带领下山呼万岁，万万岁。继位人登极仪式完成，然后诏告天下，从此历史翻开新的一章。新年号的使用一般都从第二年的元旦开始。从中也可以体会古人如何解决欢庆与悲痛之间冲突的方式，宁可将仪式减少，也要保证对先皇的尊重。
所有皇帝御临类似的正式的政治仪典，差不多都要“鸣鞭”。这与皇帝专用词汇“御”紧密相关。鞭是御的衍生物。众所周知，御的本意是驾驶，由此引申为治理统治。通常把皇朝运转比作一架行驶的马车，马车的前进方向与行车安全，全凭驾驶者——皇帝的正确指挥，而文武官员只充当拉车人的角色。日常生活中，谁都知道鞭子对于驾车者是必不可少的指挥棒，可见鸣鞭象征着皇权至高无上，同时也不能不承认其中隐喻着皇权对官员的轻蔑。
鸣赞官在大型礼典中是必不可缺的。在通讯传播技术低下的时代，空旷场所举行大型聚会，靠什么方法使全体出席者行动一致，这就需要智慧来解决。既然不能一次性发布统一口令，让人都听到，就通过传递接力方式完成，朝廷设置了专门机构——鸿胪寺负责此类事务。鸿是大的意思，胪是传的意思。
清朝嗣皇登极仪式改在太和殿举行，不过仍延续明朝的立意。相形之下，清朝嗣皇登极仪式远比明朝的隆重，起码太和殿与太和门相比，殿当然远胜于门，两处前面的广场面积也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出席人数与仪仗陈列，清朝更为丰富。在此捃拾其要，举其大概，做一简单介绍。
根据《清会典图》和《会典事例》的描绘，可清楚地看出在举行仪式时，太和殿内外参与人员与仪仗的具体位置。殿内正中后部是宝座。宝座系木制的台子，四陛出即有台阶通路，俗称搭垛。其上正中后部设御座，前龙案，后龙椅再后屏扆，前列镇器。御座前面正中设宝案，上置“皇帝之宝”，仪式开始之前，由大学士率领内阁学士自乾清门捧来；宝座东楹南设表案，放置预先拟订好的表文；北设诏案，放置预拟好的新皇即位诏书；西楹设笔墨案，由内阁中书将笔墨置于案上。殿外丹陛正中设黄案，殿前陈列卤簿仪仗。太和门前陈列步辇，午门外陈列大驾，驯象列于大驾之南。仗马由人牵立于丹墀中道左右；正中设黄盖云盘。
再看乐队情况。乐部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