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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话（《朱子语类》卷一三一）。
明代学者顾宪成《与李漕抚修吾》有这样一段文字：“足下尝谓富贵功名都如梦幻，乃有好古董一癖，何也？此以视求田问舍，则有间矣，其为累等也。且所谓古董者，在我而已。我能做百年的勾当，便是百年的古董。我能做千年的勾当，便是千年的古董。我能做万年的勾当，便是万年的古董。彼世之所谓古董何为哉？一落形器天地，且不免有时雕毁，而况其它乎？亦可哑然一笑矣。高明以为何如？”（《泾皋藏稿》卷五）《国朝宫史》卷二一有“古董房”一条，可知清代宫廷制度规定，有专门管理古董的机构：“古董房。首领一名。八品侍监，每月银四两，米四斛，公费银七钱三分三厘。太监十二名。每月银二两，米一斛半，公费银六钱六分六厘。专司收贮古玩器皿坐更等事。”“古董房”首领有相当的级别。这一部门的职能，是“专司收贮古玩器皿坐更等事”。
雍正三年（1725）七月十九日直隶总督臣利瓦伊钧上奏，说到抄检年羹尧家产事：“年羹尧家赀巨富，狡兔三窟。今检其对象，除现银五万一千四百两外，其余纱缎、古董等物，约值银十万余两，并无贵重之物，可见藏匿他处甚多也。”（《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一○下）又说：“尔之金帛古董有限。”（《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二八）罪臣之家价值以白银万两计的“古董”收藏，竟然因其“有限”而被判定为并非全部，可见通常豪门贵族聚敛“古董”风气之盛。
爱好古物，是一种悠久的文化传统。专心收藏文物固然比破坏文物要好得多，然而如果仅仅从货币价值来看文物，将文物只是看作可以保值增值的俗说的“宝”，可以说并没有完全脱离一种市儿的低级趣味，严格说来，是贬低了文物的真正品质。文物或者说“古董”，原本是深涵着比表面的优雅造型和灿烂彩饰更为光华美好，而未可以简单的商品价位来评定的文化精神、文化气质和文化灵魂的。这种精神、气质或者灵魂，称之为“神韵”也许是适宜的。文物的鉴定如果只是用金钱的数额来考量其价值，只是用市场的价位来评定其等级，这种“鉴宝”的文化性质是颇为可疑的。
明人叶春及曾经发表以为“玩好骨董”是“无益”之事，应当谴责的意见：“虽不赌财物而铺牌演戏，弈棋双陆，玩好骨董，学习弹唱，琵琶三弦，羌管番笛，广收花石，猎养禽鸟，作诸无益者，一并罪之。”（《石洞集》卷七）“玩好骨董”作为休闲形式，应当说是高雅的。若欲“罪之”，自然严厉至于极端了。所说“无益”，大概是指对文化的建设和积累没有有意义的积极的推进。明代学者陆深自己收藏古董，却赞同不收买古董的做法。他在《京中家书二十三首》之十中写道：“吾儿不欲收买古董，甚正当正当。吾所以为之者，欲为晚年消日之资，亦不可为训也。若是古来礼乐之器，又不可直以玩好视之。今寄回钧州缸一只，可盛吾家旧昆山石，却须令胡匠做一圆架座朱红漆。前寄回银朱两包，此出涪州，俱是辰砂，研成祗宜人漆，不可杂用了。知之知之。钧州葵花水奁一副，又有菱花水底一个，可配作两付，以为文房之饰。余不再收可也。玻璃瓶彩漆架不佳，可令苏工制一乌木架，可宝也。”（《俨山集》卷九八）
陆深写给儿子的这封信，言辞殷切。其中“若是古来礼乐之器，又不可直以玩好视之”语，体现出对“古来礼乐之器”的特殊的文化品质的看重。这一见解，颇值得肯定。古物往往被看作富有文化深意的象征。清代学者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一○对“玩好骨董”的风气有所分析：“今人多宝爱骨董，铺张陈设，以供玩赏。此真所谓玩物丧志，殊为无谓。予向恶之。近日思得此种器物，亦有用处。盖古者宗庙祭器，必用贵重华美之物。如瑚琏簠簋之类，虽有家与有国不同，然古人祭器，必用重物无疑。今世士大夫金玉之器，充满几席，祖宗祭器，则仅取充数，殊非古人致孝鬼神致美黻冕之意也。愚以为士大夫家凡有家传重器，如古铜炉鼎及哥窑定窑之类，当即以为祭器。贫者则以精洁之器为之。断不可以滥恶之物进御鬼神也。用重器为祭器，有三善焉。致尊敬之意，一善也。赫赫煌煌，动人瞻仰，二善也。涤器进馔之时，执是器者，咸有执玉捧盈之心，则无往而不可致吾尊敬之意，三善也。”这位陆先生只关注文物中的礼器，应当说也是一种偏见。他主张以文物作祭器的建议，我们自然是不会同意的。但是他关注“盖古者宗庙祭器，必用贵重华美之物”即通过“此种器物”透视文化大走势的特殊眼光，却是值得赞许的。至于对“今人多宝爱骨董，铺张陈设，以供玩赏”的行为，以为“此真所谓玩物丧志，殊为无谓”的批评，也体现出一种开明清醒的见解。
清人汪琬有《宣德窑脂粉箱歌并序》。诗人说：“诸君子为此歌，引物连类，多至千余言。予不能然也，聊约其词为十二句。”其诗曰：“景陵践阼承平中，干戈不用年屡丰。饶州花瓷充供奉，声贾略与官哥同。内家妆成希进御，调脂弄粉常侵曙。至今玉骨閟荒斜，犹见深宫旧奁具。百年珍玩散四方，民间骨董夸宣皇。香炉坛酸皆奇品。不敌君家脂粉箱。”（《尧峰文钞》卷四二）诗句通过一件已经成为“民间骨董”的明代宫廷文物遗存“君家脂粉箱”，思古抒情，让我们可以重温“承平”时代“深宫”“内家”“调脂弄粉”的历史记忆。由器物读史，也算是文物“鉴赏”的正确路径。吟诵这篇《脂粉箱歌》，会自然产生某种联想。似乎世人“多宝爱骨董，铺张陈设，以供玩赏”的时代，都是“承平”时代，也恰恰是许多人们热衷于“调脂弄粉”的时代，社会空间处处弥漫着一种“脂粉”气。
明人朱谋垔《画史会要》卷三记载，自号梅花道人的元代画家吴镇曾经画了一幅骷髅，题句：“身外求身，梦中索梦。不是骷髅，却是骨董。万里神归，一点春动。依旧活来，拽开鼻孔。”吴镇本人的《梅花道人遗墨》卷下将这几句话题为《骷髅偈》。所谓“不是骷髅，却是骨董”，可能暗藏某种我们未可完全理解的文化深意，不过，此说真正的“骨董”未必皆是俗“收藏家”们所“宝爱”者，则确是事实。我们或许可以借取吴镇《骷髅偈》中文句，稍改其意而用之。在真正科学昌明、文化繁荣的时代，有识见的考古学者、文物学者和有基本文化素养的真正的文物爱好者是可以拂去市俗积尘，将“骨董”的文化精神重新擦亮，一如“万里神归，一点春动”，让它们“依旧活来”的。
我们赞同古代开明文士对“宝爱骨董，铺张陈设，以供玩赏”行为的批评。文物“可宝”还是不“可宝”，不是本文主要讨论的问题。我们要强调的，是将文物简单地视作商品价值代号的“宝”的态度，其实是大大贬低了文物的文化价值。文物的无价之价，正在于其内在的“精神”，内在的“神韵”，正在于其内在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也许正是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我们联想到读者有可能产生与现今有的媒体“鉴宝”导向难以划清界限的误解，对《神韵与辉煌——陕西历史博物馆国宝鉴赏》一书题名中所谓“国宝鉴赏”，不能不在内心有所保留。至于文物图录按照质料分类是否合适，也许也是可以讨论的问题。
（《神韵与辉煌——陕西历史博物馆国宝鉴赏》，三秦出版社2006年6月版，1281元）
智性 焦虑 天真
门德拉赫
图尔尼埃和埃科（以及博尔赫斯影响恶劣的那一部分），使艺术中的“智性”在中国被可悲地等同于卖弄学问和调戏知识，我们对此耳熟能详：中世纪史，腔调浮夸但内容浮浅的援引，以及絮絮叨叨的法国哲学……另一种“智性”与用对仗句或三段论谈论社会心理学（或者说，碎嘴子）有关，好一些的例子是王尔德（因为他不只会这个），比较糟糕的是钱钟书和韩寒（因为他们只），用博尔赫斯自己的话说：“我觉得那些想法是如此愚蠢，表达的方式又如此自命不凡，马上把它们同文学联系起来了。”与此同时，认为“智性”应该从文学中被剔除出去的是另外一些人，在不正经的时候他们疲惫得需要被娱乐，脆弱得需要被陪伴，在正经的时候他们又痛苦得需要被拯救，悲悯得需要被拥戴。
对于文学作品这种过分隆重的诚惶诚恐让人想起德国及东方，随之而来的是在对作品的解释中堆砌古希腊语，使徒行记或四书集注，进而变成古典学究，整体论者，野心家，忧国忧民的小知识分子，胀满大词的诗人。对这种阅读习惯的一种过分轻率到众所周知的反拨则来自法国哲学（一个明星厂牌），他们四面出击，巧舌如簧，力图让自己（起码在表面上）比原作者更洞悉其作品，并因此更睿智，或者更轻佻。按照这套工序，原作者要是没被安置在某张象征隐秘历史或者文化端倪的棋盘上，成为依靠潜意识朝着被这位批评家揭示出的假想敌盲目开火的卒子，就十有八九沦为了市侩的文学趣味。而这些过程的结局是，罗蒂被他的同行们赶到了社会学系，德里达揣着文学系和电影学院的银子周游世界，梭霓客青年们崇拜德勒兹到从来不看他的书的地步，以及小说作者们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把批评家和哲学家们正儿八经的胡喷当笑料。
说这些决不是想声称朱岳这部不到十万字的小说集独特到可以扭转上述积习对于“智性”的误解，而且事实上它也已经有着无数显而易见的古人。众所周知的例子包括亚里士多德《奇闻集》，芝诺悖论和连续统假设中有趣的一面，关于数学起源的各种说法，历代笔记小说中没有情节的那一部分，甭甭先生，芥川龙之介，《哲学研究》，“红书”中的镜子和鹦鹉，卡尔维诺那本七拼八凑的书唯一值得一读的第一章，希拉里·帕特南和大卫·刘易斯的思想实验，马牛的接梦技术和无疑已成经典的《80个片断》，国家专利局档案柜中落满最厚灰尘的那些牛皮纸袋……这一智性收藏室中的力量以休谟和哥德尔为标杆，其感受力上的敏锐以维特根斯坦为尺度，其美和戏剧感以刘易斯·卡罗尔和于连·拉弗格为准绳。能身处其中，虽并不够与大师们摆上同一架次，但我想作为新手的朱岳也该对自己的第一步暂表满意了吧。
在我最喜爱并将尽力称赞的《垒技》（曾发表于《博览群书》第6期）《睡觉大师》及《消失术访谈录》这样的短（甚至很短的）小说中，我所鼓吹的那种智性得到了极为恰如其分的例示。不妨再举个例子，回忆一下你人生中第一次碰到“这句话是假的”那类语义悖论之后干了什么？你嗤之以鼻，觉着雕虫小技无关宏旨缺乏人性关怀和政治道义？你俯首帖耳，用男低音给人类理性判个死缓？你反思片刻，把语言分阶解决悖论，并进而讨论形式语言的“真”定义，用自然数和完全递归函数给一阶语言公式编码，并预见到不完全性定理？又或者你用观察昆虫、花卉和药品那样的目光盯着它，享受着前额叶短路时微妙的快感，以及胼胝体和枕上小叶**般和谐的振荡，你大概知道怎么解决它，但你更愿意让它维存现状，以便让快感持续一生，并逐渐发现你的日常生活经验其实整个儿地就是由这样一个个似是而非，众妙无言的瞬间构成。若是最后这一例，那么我想你已有效地将自己区别于自大狂，酸腐文人和理科大牛。你会同样把思索“‘意义’的意义是什么？”、“‘逻辑’一词是不是某个东西的名称？”、“一个人能否真的怀疑自己正在做梦？”……这一类问题当作不朽的陪伴和乐趣，而且（当然），你也就比那些自称洞悉一切的人更明白朱岳在这些小说里究竟是想干什么，和干出了什么。
是的，上面这些例子恐易令人误会，错认为这些小说是全然出自哲学的动机。尽管朱岳与哲学（客气点说，分析哲学）过从甚密，他狡黠而敏锐的哲学天赋在友人和专业圈中也已获公认，但考虑到“哲理小说（小品，小诗，小X）”和“诗化哲学”之类名号在这年头昭著的臭名，我想避嫌的最好方式就是斩断他的作品和（无论何种）哲学之间任何令人想入非非的关系，更何况朱岳本人也会竭力主张别把他的这些小说和他的哲学混淆起来，这最起码是个方法上的区别。不过，另一方面，鉴于有些虚头八脑的专业人士居然能把陀斯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穆齐尔，曼，三岛由纪夫，甚至屈原都一股脑儿搬上哲学家的香堂（当然也不排除他们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