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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长。开车！”
连长没有动。
车没有动。
秒表的嘀嗒声愈来愈响。愈响愈烈。声声砸在他的心上。他干脆不叫连长。瞪着发红的牛眼探出头，直对司机擂吼：
“开车！快开车！”
军车启动了。三辆军车都启动了。很慢。但连长还没动。没回驾驶楼。仍然站在踏板上。仍然举着行礼的手。仍然望着蹒跚奔儿的母亲。
三辆军车上的全部士兵，像三个方块队通过检阅台似的，齐齐地举着手。齐齐地向母亲话别。
直到望不见为止。
半程没有言语。
永远的母亲（随笔）
■ 岳恒寿
当我将我的短篇小说《话别》中的主人公没有喊出的那一声“妈妈”，作为这个中篇的题目喊响的时候，无意中看了一下日历，发现这日子竟然是我母亲下世的忌日。
我母亲是在我当兵的第11个年头下世的。我母亲送我参军的时候就有病。可她一直说“不要紧”，硬是一天一天支撑着。这期间，母亲曾经两次昏迷，第一次昏迷后，是父亲掐人中给掐醒的，母亲醒了后说：“我不要紧。”第二次昏迷过去，父亲又掐，可半天都掐不痛，唤不醒。父亲慌作一团，本想扎一副担架送母亲进城抢救，但手抖得怎么也扎不成，索性抱起母亲，放进一个筛面的柳条笸箩里，那笸箩三尺长，这时的母亲已消瘦得只有三尺长。父亲将笸箩拴上绳子，让我的两个堂弟抬着，父亲提着水壶跟着，急奔几十里山路抬到县城医院。医生给打了一针，对父亲说：“这老人不行了，回去吧，治也白花钱。”父亲很不情愿地问：“难道没有希望了？”医生说：“从理论上说，如果有好营养，还能活三个月。”父亲无可奈何，母亲醒来了，安慰父亲：“我不要紧，咱回去吧。”于是，母亲又被抱进笸箩里，抬回了家。医生说的“三个月”母亲并不知道，但却成为划在父亲心里的一条生死的底线。眼看离这条底线越来越近，父亲对母亲说：“给孩写信，让孩回来看看你吧？”母亲说：“孩公事忙，不要回来，我不要紧。”母亲用常人无法想象的耐力，承受着无数“不要紧”，超越了累累的“三个月”，突破了医学理论的极限，一直支撑着，支撑了11年，终于支撑不住。父亲又说：“打电报把孩叫回来看看你吧？”母亲说：“让孩忙公家的事吧，我不要紧。”父亲又依了母亲，没打电报，把母子相见的最后机会给省略了。母亲悄然地走进了黄土深处，却把没有话别的憾恨永远地留在了我的心灵。
多年来，每当想起这伤感的一幕，我总是潸然落泪。身为人子，母亲把我养成五尺男儿，在她身患重病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不能在身边尽孝，甚至连一句安慰话都没有，母亲孤力无助，所有的痛苦都用一句“不要紧”去抵抗，养我这个儿子有什么用呢？我欠母亲的实在太多了！我曾经无数次地用“忠孝不能两全”来排遣歉疚的痛苦，“忠孝不能两全”这句名言，委实是军人的职责与无奈的写照，它又是一剂麻醉剂，不知道麻醉过多少人子的伤痛，消解过多少儿男的憾恨。然而我，却在麻醉中获得了清醒，在消解中获得了开悟，我豁然悟到：母亲留给我的并不是终生的憾恨，而是一笔享用不尽的文化财富。
我所能记得的最初对于母亲的印象，是与一首歌联系在一起的。大约在我两三岁时的一个夜里，我被一阵哼歌惊醒了，蒙眬中睁开眼睛，我看见黄灿灿的油灯前，母亲坐在炕上纳底儿，哼歌就是从母亲的鼻腔中发出的。我看见母亲非常年轻，清秀的眉眼，乌亮的发髻，尽管是夜里做活，脸上却没有疲惫，只有自信。我忽然笑出声来。母亲看见我笑，给我送来一个极用力的吻。旋即就由哼改唱，唱出了这歌的内容：“左权将军家住，湖南醴陵县，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为了民族抗日，苏联去留洋，回国当了八路军的副参谋长……”左权是谁？八路军与母亲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只觉得这歌很好听，只觉得母亲很会唱歌。
稍稍懂事以后，母亲开始给我讲故事。母亲的故事与她的歌一样动听。母亲讲二十四孝，讲善恶相报，讲岳母刺字，还讲我家的实事。母亲说我的小叔父17岁参加八路军，18岁就牺牲在抗日战场，那一天正是农历八月十五。解放后，母亲烙了一袋子干粮，父亲和伯父背着干粮和铁锹去找小叔父的尸骨，但战场的痕迹连同小叔父掩埋的标记已经被岁月的风雨抹去，父亲和伯父挖了几亩大的黄土，都没有找回一根骨殖。小叔父的生命符号，最后归宿于一张中央人民政府发给的“革命烈士牺牲证明书”。
母亲讲八路军驻在我们村的时候，当木匠的父亲天天给八路军修枪、刻图章、造烟斗；母亲没日没夜地纺棉织布，给八路军赶做军衣，织下的布是白色的，八路军的衣服是灰色的，母亲又采了槐树叶子，拌盐捣碎，将白布搓染成深灰色，然后摆净晾干，再一针一线地缝。时正值金秋，忽然刮起大风，我家仅有的二亩谷子眼看被风摩掉，是八路军的连长带着战士们，把我家的谷子颗粒无损地抢收到了场上。
还有一个故事，是我亲眼所见，它像一页开蒙读本，刻进了我童年的记忆中：是在我五岁那年，母亲怀了我妹妹，腆着个大肚子，行动十分艰难。父亲从外面回来说，他被派了支前民夫，去参加解放太原的战斗，还要赶上我家的小灰驴。面对快要临产的母亲，父亲一脸难色。母亲却十分平静，说：“你去吧，我不要紧，我自个儿会生。”父亲赶着小灰驴，钻进了解放的炮火中。母亲在没有硝烟的土炕上，孑然地迎接着生与死的搏斗。那一天，母亲忽然掀去了铺在炕上的席子，露出土坯，还找来一些破布和旧棉絮，放了一盆清水。母亲给了我一块窝窝头，让我在院子里玩，教我不要走远，也许等一会要用得着我再喊我。我乖乖地坐在捶布石上，秋千般悠着两腿，嘴里嚼吸着糠窝窝头的喷香。过了一会，我听见了母亲的呻吟声，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母亲没有叫我，我没有进去。又过了一会，忽然，我听见了婴儿猛力的啼哭，我激动地跑进屋子，只见妹妹落在了土炕上，蹬着小腿嘶裂地哭叫。母亲煞白的脸上淌着汗珠，被汗水浸湿的乱发贴在两颊，甚至还有在土炕上滚蹭过的土灰。我看见母亲坚强地握过剪刀，剪断了脐带，挽了一个结，然后给妹妹洗了身上的血迹，用布片裹住放在了一边。我扒在炕沿，把窝窝头送到啼哭的妹妹的嘴边。母亲说她不会吃。两个月后，太原光复，父亲回来了，父亲是只身一个回来的，我家的小灰驴在炮火中丢失了。父亲回来看见母亲平安分娩十分高兴，但也不住地唉声叹气，叹息丢失了小灰驴。母亲还是那副极平静的样子，说：“只要你平安回来就好。一个太原城打下来，死了多少八路军（其实应该叫解放军，母亲把八路军叫惯了）？咱赔个小灰驴不算什么。”
上小学的时候，老师要求每天必须写一张仿，写好交给老师判圈儿。我因为贪玩，偷了一个星期懒，一张也没有写。父亲知道了，让我站在他面前，把手掌伸给他，他拿起木匠用的直尺很重地打下来，我痛得哭了，要缩回手，父亲的手牵着不放，还要我憋住哭，说少写一张打一下，我少写了七张，打七下。我猛力地哭，同时听见在一边做活的母亲也唏唏地抽泣。我心里知道母亲为我挨打而心疼，母亲是陪着我一同哭。但马上，我却听见母亲在呜咽中断断续续地说着“再打狠一点”！父亲真的狠狠地打够了七下才放手。我的手掌打得发了肿，阳光下一照，通红透亮。母亲含着泪熬了一盆止痛消肿的草药水，把我的手轻轻地按进水盆里。
1965年我参军走的时候，母亲没有哭。在叮嘱过一些冷暖自重的话语后，便心事重重地握起一块棉布，默默地揩擦着镶着小叔父那张“革命烈士牺牲证明书”的镜框，揩得很慢、很沉、很仔细，揩毕后说了一句：“男孩儿应该为国家出力。”父亲送我到县城，母亲站在高高的打谷场上望着我走出村子。山路崎岖，沟壑道道，我的身影时隐时现。母亲一直没有回去，开始是站着望我，因为站久了支持不住，后来就跪着望。当我走上对面山头，回望母亲的时候，我看见母亲变成了一尊灰色的石雕，这尊灰色的石雕也是母亲留给我的最后印象。
这一个个真实故事，组成了母亲亮丽的人生，透射着母亲博大的灵魂。至此，我对母亲为什么送我参军时不掉眼泪？为什么置自己于“不要紧”，视当兵为“忙公家的事”？为什么重病缠身而能够一忍再忍，突破累累的“三个月”，支撑11年？为什么在她生命的一次又一次的最后时刻，一次又一次地放弃与儿相见的机会？这等等的一切，在这里都找到了合理而有力的诠释。
我母亲是太行山千千万万母亲中的一个。她生在苦难的年代，她没有念过书，却懂得一个大道理：苦难不是一家一户的苦难，苦难是整个国家的苦难，懂得只有保住国家，只有养育国家的军队，才能解救所有老百姓的苦难。因此，她心中没有自己，没有报答的奢望，只有百分之百的舍得，即便儿子，也是国家拥有，她别无所求，这正是母亲们特有的豁达与慷慨。由此我又进一步认定：“忠孝不能两全”这句名言，最初绝对是母亲们的创造，一代一代中华母亲，在苦难中用这句话特有的内涵，麻醉失去的剧痛，愈合带血的伤口，大义凛然地昂起头颅，并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继而积淀为一种文化。母亲们承载着这种文化，支撑着民族不倒的大厦。
母亲去世后我又当了11年兵，前后一共22年，完成了母亲赋予我—— 一个男儿的使命。军旅磨砺了我的青春，母亲影响着我对人生，对国家，对事业，对价值观的种种思考与探索。数年后，在我的笔下，先后创作了《跪乳》、《归骚》、《铁戒指》、《话别》等几个关于母亲题材的作品，均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这些母亲题材的作品为什么会引起读者的共鸣和评论家的关注？是构思大气？是人物鲜活？是细节真实？是情感炽烈？我以为都有关系，但最主要的，是因为传达了母亲文化，是因为母亲文化的厚重力量，是因为我们的时代需要母亲精神。
永远的母亲。永恒的主题。
生命与历史浩劫的轻和重
■ 邱华栋
关于《说谎者雅各布》
《说谎者雅各布》是一部非常奇特的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犹太人封闭区里的犹太人被德国纳粹迫害的小说。这本小说的独特性在于，它把悲剧变成了轻喜剧，又使这出喜剧变成了乐观主义的悲剧。
小说作者是德国一个相当有影响的作家尤雷克·贝克尔，他出生于l937年，逝世于1997年，活了六十岁。他幼年也曾经在纳粹德国的集中营呆过，那一段的生活，一定在他的生命中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二战结束之后，他曾经在东德地区生活了很多年，一直到1979年他40岁的时候，移居到了西柏林。
在东德和西德两个国家的生活经历，使他能够在一种体制的差异和文化语言的同一性中找到一种独特的文学表达。因此，在他并不算长的生命和创作历程中，他总是能够找到一种特殊的视角或者结构，来叙述他对自己所经历的、根本无法逃避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历史浩劫的看法，而《说谎者雅各布》，就是这样一部十分独特的作品。
不过，在汗牛充栋的反映二次世界大战中被迫害的犹太人的生活的小说，明显地有两种美学的取向：轻的和重的。这两个描述物体重量的概念，用来分界两种描述二战造成的犹太人浩劫的文学作品，应该是很有意思的。
二次世界大战几乎摧毁了欧洲文明，使很多欧洲的人文学者和作家感到了毁灭性的绝望，比如作家茨威格，就是在流亡南美洲的时候，出于对璀璨古老的欧洲文明毁灭的痛惜而和妻子一起自杀的。他的自杀是相当沉重的，这是以一种非常沉重的方式，回应了历史浩劫带给个体生命的重负。
此外，用沉重的方式处理历史创痛的文学作品非常多，用控诉与记录，批判与围剿的方式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
比如200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也是用沉重的文学美学方式处理这个题材的。
凯尔泰斯一度是一个连我国的匈牙利文学专家都很陌生的名字。他是一个二战期间德国纳粹残害犹太人的“见证文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