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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尔泰斯一度是一个连我国的匈牙利文学专家都很陌生的名字。他是一个二战期间德国纳粹残害犹太人的“见证文学”的幸存者。从各种材料中，我们得知，获奖以前，他的生活相当的艰辛，主要靠翻译德国哲学和文学著作谋生，主要在德国获得了一些名声，在本国都没有什么名气。他也是因此获得了德国最著名的文学奖——毕希纳文学奖，而被懂得德语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大力地推荐，最后终于令世人吃惊地折桂了。
其实，“见证文学”的最主要的代表，是上个世纪最优秀的德语诗人保罗·策兰，但是他已经于1970年，年仅47岁的时候，因为背负沉重的集中营生活的阴影，而自杀身亡了。他是上个世纪最优秀的德语诗人，他的《死亡赋格曲》是最有名的代表作。在他的诗作中，面对历史浩劫摧残生命的现实，那种力压千均的重的感觉和黑暗的感觉到处都在弥漫，几乎使人都透不过气来，所以，保罗·策兰最后选择了自杀，也和他用一种重的态度看待纳粹迫害犹太人的那段历史而无法最终排解有关。
在保罗·策兰选择了自杀之后，随后的一些年，另外几个属于同样的幸存者文学范畴的东欧作家，也先后自杀或者谢世，目前几乎只剩下一个个凯尔泰斯。而且，他的年纪也大了，也许过不了太久就会谢世。所以，给他颁发诺贝尔文学奖，是对“见证文学”的一种追授，在他的背后，确实还有包括保罗·策兰在内的很多作家的苦难的身影。他们用一种无比沉重的文学美学表达，深深地把犹太人遭受的历史创痛用文字留影了下来。
从对最近十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的对象的观察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诺贝尔文学奖有着十分确定和鲜明的政治倾向，它实际上是一种古老的欧洲文化精神的体现。他要求知识分子一定要有独立判断的能力，不和任何权力媾和，要有艺术创新的勇气和想象力，也需要有知识分子的不向任何威权势力低头的姿态。作家的独立精神和独立创造的能力，是这个奖的最重要的尺度，所以，每一次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都使我们得到了一次提醒，它不断地提醒各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们，必须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的勇气。
这些都是题外话，但是，却和这本《说谎者雅各布》密切相关。《说谎者雅各布》和上述那些见证者文学的沉重不同的是，它竟然化重为轻，以一种几乎可以说是黑色幽默和笑的悲剧的形式，把历史血红的记忆涂抹上了一层希望的亮色，让人们在无比绝望的环境中看到了希望依稀的身影。这样的小说，它的美学特征是一种喜剧般的举重若轻的方式，把历史中最为沉重的对生命的毁灭赋予了希望。这就是羽毛般飞翔的一种希望的轻灵，人类是需要这样的轻灵的希望的。
我来简单地复述一下这本小说的故事情节：在犹太人聚集区中被封闭的犹太人雅各布，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苏联红军进逼集中营的消息，从此，雅各布开始了担当收音机的职能，开始给那些在犹太人封闭区里煎熬的人编造自己有一个收音机，每天他都编造一些令人振奋的新闻，让所有限制行动自由的人们，都开始对他每天发布的新闻感兴趣，开始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正是这种喜剧般的情节，强调了希望带给人们的变化：犹太人聚集区的自杀现象立即减少了，而且，所有的人最终相信自己能够得救。一个善意的谎言，成为寄托聚集区所有的人的脆弱的绳索，大家都相信雅各布收音机里的消息。
于是，各种各样的人也展现了不同的选择。小说塑造了很多鲜明性格的人，也描述了他们不同的命运。最终，小说的作者给了我们一个开放式的结尾，一个是相当灰暗的，雅各布试图逃出犹太人封闭区，但是最后被纳粹的哨兵打死了；另外一个是实际的结尾，最终雅各布和其他所有的犹太人一起被送往集中营。至于在集中营里面的命运，不说我们也知道是个什么结局了。
《说谎者雅各布》和很多上述别的作家和诗人涉及的二战期间纳粹迫害犹太人的史实，描绘的都是人类非常野蛮的历史，这样的历史中充满了对个体生命的伤害和人类基本尊严的侵犯。对于经过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巨大历史浩劫的国家，我们肯定会有共同的感受。《说谎者雅各布》这部小说，彰显了人类文学的基本价值：人道、人性与反人性、个体生命对待野蛮历史和力量侵害的抵抗，等等。这样的小说在浮躁的当下文化当中，肯定是一种沉重的声音，但是这种声音如同回荡在水底的钟声，是深沉和悠远的。
耶利内克的性与政治
耶利内克陡然间成为中国阅读界的一道风景了。她的《钢琴教师》的翻译书稿，在被出版社以“市场不好”的理由封存了数年之后，于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两个月之后，就立即推出了，目前的发行量已经直逼10万册，而长江文艺出版社更是在以组织90卷“获诺贝尔文学奖丛书”闻名的出版人刘硕良老先生的督战之下，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就组织出版了《耶利内克文集》5卷本，包括了她的两部长篇小说，一部剧本，一个中篇小说集和一本关于她的研究评论集。而且，据我所知，还有两家出版社也将推出她的另外四种作品，这样，在很短的时间里，耶利内克被翻译成中文的著作将达到10多种。可以说，耶利内克是最近10年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在中国运气最好的一个，也是大受市场欢迎的一个。比如，去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库切的书，虽然短时间抢译了五六种，也没有成为畅销书，而前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则更惨，国内翻译出版的几本书，完全被市场所冷落了。
与此相比，耶利内克可以说真是太热了。这里面有一个特别令人感到有意思的话题，那就是，究竟什么样的国外作家，他（她）的作品的语境，刚好和国内的语境相契合，从而就立即会得到我们的真正青睐？难道耶利内克如当年的米兰·昆德拉被翻译介绍过来的时候一样，正是眼下我们最需要的作家？
在耶利内克的作品中，性和政治，是她着力探讨的两个话题，两口深井，两个不断被打开的窗户，和两潭不断被她所搅动的浑水。我前几年的时候就看过电影《钢琴教师》，深为其中的法国影星于佩尔的精湛表演所震动。在耶利内克的小说和剧本中，对性和性别联结的人类关系，进行了特别精微和胆大的阐释。比如《钢琴教师》中，女主人公和自己母亲对她的占有欲，以及她对比她小的男学生的占有欲，奇妙地对称了起来，从而给我们展示了一种古怪和病态的人类性关系，这里面随之展开的，又是关于权力和性的纠缠，占有和解脱之间的搏斗。耶利内克非常善于在很小的地方着眼，在几个紧紧地纠缠在一起的人物关系中，给我们展示人类自诞生以来，越来越被自身创造的文化所束缚，同时内心的野兽又想不断地挣脱出来的那种内心的图景。
在她的另外一部小说《情欲》中，工厂厂长把妻子的身体当作是发泄性欲的出口，而厂长妻子为了释放母爱，爱上了一个大学生，但是最后也被大学生所欺骗，并且被他利用了她的身体，使她在母爱和性爱两个层面上都遭受了严重挫折，丧失自我。表面上看，耶利内克给我们展示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女性存在的现实，她从当代欧洲女性性状态的隐秘的异常状态出发，抵达了女性主义乃至女权主义的彼岸，为女人所张目，实际上，她探讨的是更大的问题：权力，在男人和女人的角逐中，在女人和女人的控制与反控制中，权力总是越过了性和性别的帷幕，直接地对人的命运发生作用。
政治是耶利内克另外一个符号特质。在奥地利文坛上，像耶利内克这样深深地搅入奥地利当代政治的女作家，可以说非常少见。在我们的印象里，奥地利是一个音乐的国度，风景如画，美丽富饶，安静祥和。可是这样的一个国家，竟然是耶利内克多次宣称要永远离开的地方。现在公开的资料显示，由于有犹太人血统，她在政治上，一直是奥地利极右势力的死敌，她的大幅头像，也是极右势力在竞选广告上攻讦的符号；她的大量的话剧，题材和体裁都别具一格的散文剧、独幕剧，活报剧，都在直接地和奥地利当下的现实政治有关，也和被政治遮蔽的性与性别的纠葛和缠斗有关。
耶利内克在社会知识分子和女性小说家之间来回摆动，在两个领域里都获得了惊人的效果。这样的作家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作家假如离开了对社会现实发言姿态，失去了对现实的判断力和勇气，失去了发现的被权力、被信息、被历史、被性别、被各种文化的、意识形态的符号所遮蔽的隐秘存在的能力，那么，你总显得是一个二流的。
徘徊在文明冲突的伤痛地带
新近，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了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儿的两本作品新译：《抵达之谜》和《父子家书》，可以看到这个作家的。
可能很少有作家像奈保尔那样见多识广，他祖籍印度，出生在加勒比海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在英国受教育，之后足迹遍布全世界，尤其是一些文明的冲突和伤痛地带，像非洲、阿拉伯世界和印度，写下了关于这个世界的全部的愤怒和激情。奈保尔是激愤的， 但是他的小说却同样洋溢着人道主义的感情，有着特别充沛的想象力，他的作品拓展了英语文学的空间，被称为是“没有写过一句败笔”的作家。所以，他获得了200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完全是理所应当的。而且，早在20世纪的七十年代，他发表了长篇小说《游击队》之后，他就已经是一个经典作家了。
他的最早的小说集《米格尔大街》是我们了解他的第一把钥匙，这部书由花城出版社于 1992年就出版了，是唯一的一部奈保尔的汉语简体译本。这部短篇小说集描写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奈保尔的出生地的一条街上的人的故事，他们生活在一个闭塞的小地方，有着各种各样令人啼笑皆非的命运。奈保尔二十出头，就靠这部小说显示了他的卓越的写作才能，小说集中塑造的几十个人物栩栩如生，弥漫着奈保尔的人道关怀和善意的讽刺。后来，南京的译林出版社也出版了奈保尔的两部长篇小说代表作《河湾》和《比斯瓦尔先生的房子》，前者是一部关于非洲一个国家的命运的写照，他通过对非洲一个被战乱和军事独裁所困扰的国家中一个商人的命运，来描写非洲的伤口。后者取材于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一个想当作家的人，但是他在加勒比海的岛国上的命运是悲凉的，一生都没有成为一个作家，这部小说描写了一个小人物的命运和挫折及失败，生活对人的打击与挑战。
奈保尔的游记作品几乎占了他已经发表的二十多部作品的一半，说明了奈保尔在游记方面的成就。而他的游记成就是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他的游记已经不是简单的游记，是他对看到的世界的文明冲突的伤痛地带的深入的思考，完全拓展了一般游记的概念，把游记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他用了很多的时间，穿越了今天的战乱频繁的非洲、孕育人类文明发祥的阿拉伯世界和他的祖籍之国——印度，写下了关于这些地区的文化冲突、社会问题和暗淡的前景，对这些地区的文化景象进行了毫不遮掩的批评，也显示了他的忧患意识。
关于印度的游记有《幽暗国度》、《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和《印度：受创伤的文明》等，读者仅仅从书名上，就可以判断出他全部的深邃忧思和毫不留情的批判态度。他的游记拿来和余秋雨的游记一比较，就可以立即分出高下了，他们都在欧洲和阿拉伯以及南亚大陆旅行过，但余秋雨更像是一个文人骚客，发一点小情小调，缺乏真诚的深入的批判，而奈保尔则体现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真正的批判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在他发表的关于文学的谈话中，他言辞激烈地说，长篇小说已经死亡了，自从狄更斯之后就已经死了，现在似乎人人都可以写作长篇小说，但是长篇小说的精神已经死了。他推崇的作家，几乎没有一个是20世纪的、尤其是被公认的现代派的大家，比如乔伊斯、卡夫卡、普鲁斯特等等，他推崇的全部是19世纪甚至要更早的一些欧洲文学巨匠——这是颇值得玩味的一种态度和文学观点。他是少有的对20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不屑一顾的作家。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